邓小平宏观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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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上，从单一的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有认识上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选择和理解上，追求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试图消灭资本主义甚至个体经济；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解上过于简单化，只注意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在“”时期，几乎把所有非公有制经济全部消灭，甚至把农民的自留地也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一大二公三纯”使所有制形式严重脱离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觉悟程度，导致生产发展缓慢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邓小平认为，对于建立怎样的所有制结构，判断一种所有制是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具有优越性，从根本上说要看它是否适应当时当地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不能简单地以公有化程度的高低作为标准。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党的十二大已经开始肯定“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发展，党的十三大把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同个体经济一起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十四大根据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强调，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方针。党的十五大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在经济体制的选择上，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的确立，我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有利于迅速、有效地集中全国的经济力量，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各种条件。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它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的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针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开始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反思，对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他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纠正“”中的错误时，针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他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并认为违反价值法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针对有人提出要消灭商品、货币的错误观点，指出：“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不能废除，商品交换也不可能废除。”“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进而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这些创造性的思想，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实际情况的变化，突破了把计划和市场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的思路。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以后，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成为我们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

三、在分配方式上，从按劳分配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在分配问题上，有许多精当的论述，比如要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要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处理好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等等。在实践中意识到按劳分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多次批评了否定按劳分配的思想。在1959年的郑州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批评了“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错误做法。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强调必须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对纠正“左”倾路线的错误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当“左”倾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急剧的转折，认为按劳分配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对按劳分配表示不满。主张用无产阶级专政对工资制加以限制。最后按劳分配演变成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十分重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他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邓小平进而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劳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

四、在对共同富裕的理解上，从同步富裕到部分先富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1953年l2月16日，中共中央的由主持制定的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中提出，要“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看得出，在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但他的共同富裕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存在局限性。理论上，由于受中国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生产思想的影响，把共同富裕理解成同等程度富裕、同步富裕，反映在分配中采取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践上，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注重拔高生产关系，大办“”，结果适得其反，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使共同富裕失去了物质基础。最终的结果导致了共同贫穷共同落后。在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重大曲折之后，邓小平批判地继承了的共同富裕理论，提出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部分先富的富裕观。邓小平把共同富裕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范畴。他在南方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怎样理解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呢？从分配角度来讲，是要保证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共同富裕；从区域经济发展来讲，是要保证东部、中西部地区发展上的共同富裕。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是部分先富而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他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高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为了防止重蹈覆辙，邓小平在政策上就有所设计，“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五、在经济发展战略步骤上，从“两步走”到“三步走”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我们党逐步明确“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后，就开始考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时间表和具体战略步骤问题。1964年12月，根据的意见，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并且指出，第一步，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实现。“两步走”战略部署的提出，是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创举，但是，由于“”的干扰，这个“两步走”的四个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邓小平1979年11月曾指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主席和总理生前提出来的，由于‘’的干扰，实际上没有真正地做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总结关于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人民党副总书记、政府首相格拉时的谈话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我们制定的目标最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构想，在党的文件中将“三步走”发展战略正式表达出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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