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思想探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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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开放思想的基本内容

如何理解对外开放思想的内容，在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少数学者仅仅从对外经贸的角度考虑，这显然不够全面。笔者认为，开放思想，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对外开放，还应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

（一）在政治方面。主要表现在：

1.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学习苏联经验。对外开放思想在政治方面，首先表现在不拘泥于中国的传统思想，选择了产生于外国、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其次，认真学习俄国无产阶级进行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结合中国国情，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胜利实现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三，建国以后，他坚持“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通真理的东西，并且一定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照搬，那就不得了”[1]。其四，建国后，借鉴了苏联、东欧政治体制，并加以改革，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如1952年6月20日，给斯大林电报说：“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我们要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他了解联共中央这方面的经验”[2]。在政权建设、发展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技术人才方面，努力向苏联学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能因为学习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全盘否定学习的成绩。

2.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某些经验和具体制度。1954年，为制定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除认真研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外，也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他还要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暇阅看”外国的宪法。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讲话中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3]。也曾指出，作为剥削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我们不能学，但“西方社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发现问题”[4]。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具体制度也有可取之外。他在讲到中央与地方关系时说：“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他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5]。他正是研究各国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之后，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强调“应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的观点。[6]

（二）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在：

1.提出了如何吸收利用外国和华侨资金问题。首先，分析了吸收利用外资的先决条件。早在延安时期，当斯诺问及是否承认现有的外国投资和在什么情况下，外国商人能否在中国经营等问题时，明确回答说，“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还进一步指出，“对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人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之大的。”[7]

其次，论述了利用外资的重要性。1944年，接见美国记者福尔曼时，直接了当地说明，我们需要外资并欢迎外国政府与外国资本家到解放区来投资。他说：“我们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来中国作这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外国的投资”。[8]“中国必须工业化”并且，“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9]”

再次，认为利用外资是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展经济的好途径。在《论新阶段》中明确指出：“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10]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说，为着发展工业，需更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一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

建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孤立封锁，采取“一边倒”政策，主要利用了当时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1950年2月14日经过与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苏联给予中国援助的低利率贷款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为3亿美元，年息1%。五十年代苏联向中国贷款达14亿多美元，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又签订了“关于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关于新疆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协定”。《人民日报》在4月5日发表社论说，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一件大事。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经济的协定》，规定到1969年为止，苏联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项规模巨大的工程建设，按照两国商定的援助项目总价值约30—35亿卢布。后来建设项目扩至到156项工程。此外，还同波兰，捷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些合资企业，如中波轮船公司等。

关于利用华侨资金问题。1956年6月11日，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汇报时，再次指示“要吸收海外资金”。当时一些华侨怕回国投资后，会遭到共产，因此，一方面不敢回国投资，另一方面，将已经在国内的投资转向香港。针对这种情况说：“要有积极政策。”“港澳华侨在一定期限内（例如1年）他们可以拿外汇来，一年后随时可以拿外汇走，这样就可以来来往往了。股息多少，股息给不给外汇，这个问题是可以研究”。后来国家制定了《华侨投资兴办学校办法》和《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鼓励和争取华侨回祖国投资。并且强调“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

利用外资的思想不是直线上升的，因为当时主要是利用苏联的资金。一五之后，中苏关系趋于紧张，苏对华援助不再积极了，到60年代中期，我国在渡过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之后，利用外资、华侨资金，主要是采取延期付款的形式。另外，为购买成套设备与技术，也利用了中国银行在海外，如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外汇存款这一形式。1971年8月11日，接见资本主义国家来宾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叫社会主义，就不应该要求你们搞经营，这个道理很清楚。”[12]实际上，引进外资的工作基本上停顿下来了。

2.主张同外国人“做生意”，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早在根据地时期，就指出“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13]还设立了对外贸易局，已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愿与友好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愿望。他说，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不仅不会受影响，而且“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14]并在中共中央政府通过的经作过多次修改和补充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21条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尊重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还特别提到愿与美国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和互补性。我们应采取和美国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及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了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出山东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15]我们必须尽可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关于做生意，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16]。还明确指出，“生意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17]目的在于“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8]

建国初期，访苏从王稼祥处得知，波捷意等国要与中国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消息后，即电告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美日英等国做生意。”[19]“关于出口贸易问题，务请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缅、越、罗、澳、加、日美各国在1950年全年出入口的种类和数量，否则将陷入被动”[20]。关于易货问题，“在一般不许易货的原则下，准备允许冷货易货与不通汇国家进行易货。这在争取进口物资上是有利的。”[21]并设想开放汉口港。这时，由于我国实行政策“一边倒”，主要是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积极发展同这些国家的经贸交往。同时，也和经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做生意，发展经贸关系。1954年9月会见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提出了“一要和平，二要通商”。对日贸易，表示“对个别生意可以考虑做一点，以支持某些日本中小企业。”[22]他在会见秘鲁议员时，他反复强调在经济方面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该有原则地好好学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23]

总之，积极实行南北开放的策略，对外经济合作重点转向苏东，进而利用西方国家的矛盾，与北欧一些国家（如瑞典、丹麦、芬兰）建立了经贸关系。同时，以香港为基地与美国、西欧的一些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开展贸易往来。1951年我国进出口达19.6亿美元，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额达9亿美元。并提出了“对日五年一亿英镑贸易问题”[24]的设想。

3.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认为“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25]，他十分赞成“向外国学习”的口号，特别是自然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面。他特别强调4点：一是要重视学习具体的科学技术知识，也“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26]，“比如医学，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27]。二是既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也要学他们的管理方法。他指出，我们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腐败制度思想作风，“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东西”。三是对那些我们尚没有的科学技术要先搬过来，照着办，然后去消化。他说：“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28]。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四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29]。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还一直强调要学习科学技术知识。1958年11月21日，在南宁会议的总结提纲中提出：学一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1963年12月，审阅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指出：“我们要认真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30]。我们经验少，才开始学习经济建设，你们是我们的先生，有个大先生，那就是苏联。

（三）在文化方面。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是一直关注的问题。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革新、进步，诚然要考虑自己的特点，却总不能离开对外国文化精萃的借鉴和吸收。置身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及相互渗透的时代，他既潜心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予以扬弃，吸取精华，弃其糟粕；同时也认真阅读西方名著，有批判地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他早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中国应大量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义文化，还有外国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31]。我们要从外国吸收一切中国需要和中国有用的东西。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盲目排外。他说：“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另一种是盲目照搬。他说：“盲目照搬的方针也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尽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文化的借鉴”，但“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这成为在文化方面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为了贯彻这一指导思想，提出了“洋为中用”的观点。中国和西方国家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有许多是带有共性的。近现代文化外国比我们要高，要承认西洋前进了一步。譬如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管理等等，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因此，我们就要学习外国的近现代的东西，学习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学习外国的东西要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融合在一起，以外国文化的长处，克服中国文化存在的落后性和片面性，创造新的适合中国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使我们的民族文化更加光辉灿烂。

（四）在军事方面。中国有着传统的优秀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孙子兵法就是代表。在深入、全面研究这些好的军事理论的基础上，他首先着重学习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军事科学经验和丰富的战略战术经验。1939年2月16日，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指出：“苏联红军战斗的经验教训是为外国军队所取法。使我们懂得要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军队也要变为政治上具有正确方向的军队，也需逐渐具备新式的技术装备，近代的军事素养，与民族革命的政治工作”。[32]并且他要求部队“认真地向他们学习”，“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33]又说：“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我们要认真学习苏联红军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加强对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还要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学习苏联军队高度统一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学习苏联军队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34]但这种学习一定要与中国人民军队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而不能是照搬照抄，否则，“削足适履，要打败仗”。其次，还批判地吸收了其它军事理论的思想观点及成功经验。在《论持久战》中，为了从理论上说服“速胜论”者，他用军队以退却的战略战胜拿破仑为例，从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坚持久战的前途。果断地告诫人们：“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而针对革命队伍那些“唯武器论”者认为原子弹能决定战争胜负的错误认识，批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35]他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一个英国贵族，我们不能说他比共产党人先进，但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他是正确的，在看来，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同时还在他的军事著作，认真探讨和总结了十五世纪的拉丁语系国家侵占中南美州的战争，英占北美、占印度的战争，拿破仑进行的多次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各次战争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弱军能够战胜强军，小国能打败大国等光辉军事思想。从而武装了中国军队的思想，树立起必胜的信心，也为建设优秀的现代化军队奠定了基础。

二、对外开放思想的鲜明特点

对外开放思想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有丰富的内容，而且从其丰富的内容来看，对外开放思想有着鲜明的特点。

1.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前提下的对外开放。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36]。独立自主高于一切，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一切。他十分强调在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平等开放的关系。1946年8月18日，在文件中规定“必须站在我们的民族立场上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我们愿意同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管的联合舰队和长波台，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当即遭到的严辞拒绝，维护了中国的主权。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外援只有帮助我们解决某些问题，带根本性的问题如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必须靠我们自己解决。如果一味依赖外援，结果只能是变成附庸，处处受人摆布，或者人家一拆台，一卡脖子，便会大难临头。只有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保证我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不怕世界政治经济的动荡，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从以上不同论述中，可以看出主张在国家独立前提下的对外开放是的一贯思想。他以为没有独立地位的对外开放只能是殖民地式的被迫的对外开放。正是这一思想使在强调对外开放时，更强调独立自主。他使我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面对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坚持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没有任何奴颜婢膝的表现。

2.内涵覆盖面较宽的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不仅包括经济技术的开放，并且，包括政治、军事、文化领域的开放。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37]“世界上所有国家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方面去找就单调了”[38]。建国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阻碍我国的对外开放。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一边倒”的方针，号召学习苏联，吸取苏联的经验，接受苏联的援助，这对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即使是这样，仍然主张与西方国家进行经贸来往。

的对外开放思想不仅领域较为广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而且地域也较广阔不仅主张国内地区间的交流，而且主张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开放的对象也广，不仅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也同资本主义及第三世界国家做生意。可见其开放的内容是较全面的。

3.从实际出发的对外开放。强调对外开放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以便符合国情，将外国长处，学来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因此，“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39]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收对我们有益的经验。[40]“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成中国的”[41]。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首先，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42]吸收与消化兼顾，以创新为主；其次，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其三，要吸收与创新兼顾，以创新为主；其四，中外兼顾，以中国为主；其五，古代与近代兼顾以近代为主；其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都要学，但主要是学习苏联。认为只有切实地坚持这些原则，才能确保向外国学习不致于流于形式，使学到的真正好的东西变成中国文化的有用成份，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我们的事业也不利。这些分析是基于本国实际，阐明开放应立足于国情。

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在不同时期的对外开放的侧重点也不相同。建国初期，强调把对外交往与经济技术合作的重点放在苏联东欧国家。这种开放上的倾向性，并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建国后，国际国内多处因素制约的结果。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使我国同东欧苏联的经济关系大大缩小，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逐渐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差别，采取了果断而灵活的政策，把对外交往的重点转向第三世界国家，在此期间，我们先后也同日本、法国发展了经济贸易关系。70年代中美关系在经过20年的对峙状态后，终于建立了具有全球意义的建设性的新关系。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全面转变，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也除去了意识形态的色彩，特别是中国同周边国关系在东西和东南面打开了新局面。

我国在不同时期，选择了不同的开放对象，这是善于在不利的环境中，从实际出发，寻找摆脱困境的途径，显示了面对困境的勇气和胆略。

三、对外开放思想的局限性

对外开放思想是在马列主义开放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发展了前人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开放理论增添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对外开放思想的功绩主要在于第一次提出正确的处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总原则，从理论上解决了向外国学习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全部开放”的思想。按照的开放思想，中国本应该更加开放，但由于所处的时代复杂性，对外开放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很好得到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思想所表现出的历史局限性，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一）对外开放思想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

1.不是从世界经济的整体联系性及相互依存性出发思考中国的对外开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使整个世界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铁路交通得到了巨大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43]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离不开世界，无产阶级夺取胜利后也不能孤立地搞建设。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经济是密切联系的。但马列的正确理论被斯大林的“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44]这是斯大林把两大阵营的政治对立扩展到经济领域，不仅把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改造成两个市场，而且认为它们是对立的平行的，可以独立存在，认为社会主义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外，社会主义能够发展，资本主义都因此陷入“总危机”。而受了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影响，在论述对外开放时，过分强调了从政治上谈世界社会主义整体性，而不是从世界经济整体性说明其必要。

2.发展对外经济的指导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自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由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经济使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而且无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都遭受到敌对势力的严重封锁，极为困难。因此，对外经济活动主要是“调剂余缺，互通有无”，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对外经济活动形式主要局限于“做生意”等，要求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等，反映了“天朝万物尽有”的自然经济传统观念。这使无法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走向国际竞争这一高度来认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3.过分强调自力更生，限制了对外开放。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基础上是一贯的主张，这是无比正确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强调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要依靠自力更生。并说：“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我们不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45]抗日胜利后，提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中外一切反动派”[46]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取得的。建国后，中国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面对困难的挑战，自强不息的精神使他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并看中了这方面的效力。正如决议所说，“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47]。自力更生无疑是毕生的经验总结。但实践中往往片面强调了自力更生，把自力更生当作“唯一”，把为“辅”当成可有可无。在民主革命时期，强调自力更生无疑是正确的。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中也需要有自力更生的精神，但是必须要看到经济建设毕竟和革命战争不同，它有自身的规律。后起的国家只有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利用他们的资本和先进经验，才能逐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过分强调自力更生，使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仅不积极寻求外援，有时反而拒绝国际上的援助，甚至用自己有限的财力去援助比我们还发达的国家。据有关资料表明：50年代，我们对34个国家援助金额占同期财政收入0.95%；60年代，我们对34个国家援助金额占同期财政收入2.8%；1970年—1974年对74个国家有援助，援助金额占同期财政收入5.88%，完全超越了国家财力的许可，人为地制造了一些困难。也推迟了我们脱贫致富的进度。后来发展成为“任何外国贷款给我们，我们也不愿向外借”。“以后内债外债都不借，完全靠自力更生”[48]，把自力更生绝对化了。

4.对外开放思想主要是着眼于政治方面，从争取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同盟力量角度考虑的多。对外开放思想中，虽然有许多关于经贸方面论述，也试图这样去做。但是，在时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长期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之中，建立人民政权，巩固人民专政是当时的主要任务。因此，在心目中，对外的交往，虽然不排斥经济的交往，对苏联东欧的关系就是如此，主要是努力争取一些国家的支援，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在50年代是争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援；60年代与苏联关系紧张，把重点转入亚非拉，争取第三世界的支持；到70年代，为了对付苏联的霸权主义改善了与美国、日本的关系。在这个时期，主要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有一些，但与美日的国家之间贸易数量很少，较多的是民间贸易和往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情况有改变。总的来讲变化不太大。政治上的交往远远大过贸易的交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重大的突破。

5.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使我国对外开放一直限制在狭小的圈子里。经常提醒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提高人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警惕，这有正确的一面。但是他过分强调了这一点，因此，不断宣传“敌人反对的我们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要反对。”到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他坚决不赞成“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他明确表示“我们不走这样的路。这样一来也就把他早就说过的向外国资本主义学习科学技术，欢迎外国在中国投资的思想束之高阁了，弄得几乎与外界隔绝。对外开放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6.表现在对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误解，使他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时讲对立斗争多，讲联系统一少。因而，使对外开放的程度受到很大限制。由于把社会主义看成纯又纯的社会，所以，就认为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从最终意义来说是绝对排斥的。因此他强调“一分为二”，反对“合二为一”。尽管1956年曾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显然他否认纯而又纯的主张。但在1958年中，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高潮的影响，领导的“一大二公”，越来越追求社会主义原则的纯粹性，提出要早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思想在对外经济领域里也反映出来。既然是社会主义，就不能允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那么吸引外资，合办企业，当然是不行的，既然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中国就不能再借外债，接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不能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1970年8月1日，在会见外宾时作了如下清楚的表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应要求跟你们搞合营，这个道理很清楚”。这个观点在我国外贸部于197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充分反映了出来，文章说，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同外国共同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

由于以上这些局限性的存在，给对外开放带来极为不良的影响。

首先是对外开放的规模小。1976年我国贸易总额是134.33亿美元。从纵向比较，已是1950年的10倍，是有发展的。但放在全部国家经济和世界贸易全局中做横向比较，差距就明显了。出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78年我国为5.6%，仅比1950年提高0.9百分点。

其次是对外开放的路子窄，层次浅。的对外开放实践，除“一五”计划期间大规模的实践外，基本是简单的商品贸易，也曾涉足“三来一补”、“三资企业”、“海外投资”等。这些贸易带来的经济开放必然是表层化的。从开放的目的看，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但有时仅限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而不是一直谋求相对比较利益，发展社会生产力；从开放的职能主体看，仅限于国家经济外壳的直接对外，与逐层深入的地方经济内核与国际经济几乎没有关联；从开放的经营机制看，进出口结构一成不变，进口产品不能及时反映当代科技水平，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及其附加值，前后联锁效应的提高缓慢。

（二）对外开放思想局限性产生的原因。所处的时代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和资本主义低潮时期。他认为“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它部分，也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快进博物馆了，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均之力，磅薄於全世界，葆其美妙青春”[49]。他没有认识到，也不可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尚有很强的调整应变能力。同时，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包含许多理想成分。这也与他的个人生活经历有关，从未去过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缺乏感性认识。

对外开放思想局限性的产生有：

1.国际条件的制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形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坚决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恨之入骨，妄图把她扼杀在摇篮中。美国不仅公开宣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它做生意。并且纠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仆从国家军队，发动了侵朝战争，企图占领北朝鲜，进而进攻中国。同时美帝国主义还使出混身解数来对付中华人民共和国。11月，美国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尤其将中国作为封锁的重点，并使封锁逐步升级，从开始对输入中国的物资和驶往中国的船只控制，到了取消所有已经核准出口驶往中国的特种许可证，受管制的物资达2100余种。最后，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致使参加禁运的国家达36个之多，“封锁”、“禁运”，其气焰之器张，参与者之多，措施之全面，管制之严历，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对东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放，也无法对它开放。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从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的严重对立。苏联政府撕毁合同600多个，撤走全部专家2万多人，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严重打击。同时，苏联东欧断绝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联系与合作。从此向东欧开放也失去了条件。这样使中国处在美苏对峙的夹缝中，严重的国际形势是制约中国开放的最重要条件。正如邓小平所评价的：“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50]英籍华人韩素音女士也说：“怎么不顾历史事实呢？是美国闭中国的关、封锁新中国嘛！为什么你们要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灰呢？！”[51]

2.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约束。从1953年到1956年底，在贯彻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过程中，我国逐步建立了以苏联为模式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曾适应了当时国际国内客观环境的要求，在我国极端落后的经济条件下，迅速动员了人力、物力、财力在短时间内，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露，于对外开放也十分不利。由于实行单一公有制，排除了直接利用外资的形式。在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资产阶级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没有给外资企业留下立足之地。随后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形式，彻底否定了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作用。至此，不仅引进外资已无可能，就连原有旧中国留下来的一些外资企业也日益萎缩，以至消灭。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实行单一计划调节体制，也限制了外经贸的发展，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排斥商品生产，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把各种经济活动，统统纳入计划。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与现代经济国际化趋势相违背。对外贸易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离不开世界市场，也就不能没有对外贸易。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承认商品生产，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强调“大而全”的自给自足，因而缺少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即使还有一些外贸关系，也只是注重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功能，在以垄断贸易为特征的传统外贸体制下，对外贸易的规模和范围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这必然影响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3.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深深地影响着对外开放的决心。一百多年来，中国遭受外国侵略和奴役的历史影响着对外开放的决心。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因此，对帝国主义疾恶如仇，时常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主张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令人饮佩。但是，的坚定不屈遭到了外部势力的仇视，向新中国不断施加压力，在巨大压力面前，挺住了腰杆，但却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受到美帝国主义阻挠和斯大林的错误批评。他说：“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坚决顶着了苏美的压力，胜利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苏联由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中苏关系破裂，大肆向中国逼债，当时弄得中国极为困难。当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还完苏联的外债之后，就坚决表示，我们“再也不借外债了”[52]。这样做，一方面表现出的民族精神，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就不可能主动去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影响了对外开放的进程。

4.“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能脱离他所生存的环境而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首先是由中国文化塑造，而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文化渊源来说，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他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使他对国情和国故了解得非常清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时得心应手，成就斐然，但古老的文化并没有给他提供现代化的经验。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来，也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放在经济建设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外开放也有很大收获。但是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使党内“左”的思想不断发展，的思想也日益向左，曾试图以狠抓阶级斗争和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自1957反右派斗争起，社会运动一个接一个，开展，成立，为了“反修防修”，又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加上对外有抗美援朝，抗法抗美援越，中印、中越边境冲突。使其主要精力放在阶级斗争上，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已完成了对封建主义的整个社会形态的进步；从而把适应的经验看成了建设的经验。高度集权也由此被作为社会主义成功的必要条件在这种体制下肯定下来。“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的日益严重，日益凌架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53]与此同时，又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强盛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反修防修”口号下，盲目地批判资产阶级，一个劲地批判“崇洋眉外”把一切外国的东西都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予以否定排斥。这样一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导致我国在当时，既不愿意，也无精力实行对外开放了。

总之，多种因素造成了对外开放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但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这种局限性就会被克服，而且其开放思想还会有新的发展。

历史证明：人类文明的创造，离不开历史遗产的继承，更离不开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彼此间的相互借鉴。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由未知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才能创造更加光辉璀璨的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完全证明，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返正任务的同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就把对外开放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认真付诸实践，在短短十几年里，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外开放给人民带来了较多的实惠，使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明显的增强。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在把对外开放推向更高的水平。

收稿日期200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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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Z].194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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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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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2][53]《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Z].注释本第38—30页.

[48]顾龙生：《经济年谱》[Z].第611、604页.

[50]《邓小平文选》[M].(1975—1982)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