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思想探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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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

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1919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勿庸讳言，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的伟大之处。

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19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大胆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魏源也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思想家承袭了这一治学精神。发扬光大了这种学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从思想上建设党，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这是建党思想的最突出的特点。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写出《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大促进了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成熟。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风的简单照搬和重复，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构，它不仅指学术研究的态度，而且涵盖了思想方法、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等诸多方面，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以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中介，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朴素学风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三、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为我党制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墨家是主张尚贤的著名学派，墨子是尚贤思想的先驱。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必须“察尚贤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举贤才”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东汉思想家王充也主张举贤用能。三国时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中国古代这种尚贤用能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被融入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可见，为我党制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是对传统尚贤思想的批判继承。

四、党的群众路线

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探索的热门话题。早在殷商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荀子对民本思想有新的阐发，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且认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许多思想家断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认为，在“民情”与“天命”之间，应该“以民情验天心”，“民之所归，即天之所与也”。孙中山更是深切体会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通过对“民”的地位的强调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适当加以约束，最终为统治者在安定中获取利益服务。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以“爱民论”为前提和中介，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五、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

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科学的认识。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正因为如此，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他说，他讲“整风”，刘少奇讲“修养”，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如何加强党员的道德修养呢？摒弃了古人“自省”、“慎独”的修养方法，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完善自我。同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

重视和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对它的超越。传统的重德精神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提出的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则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

六、集体主义精神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必然遇到如何处理个体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可见，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群体人格，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组织者和创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强调群体利益。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体精神。法家强调“公则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为政莫若至公”。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把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种群体意识本质上以家庭、国家、社稷的利益为道德的最终归向，它一方面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了中国人民对群体的坚固责任感和追求群体和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态。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时，批判了传统群体意识在压抑人性方面的消极成份，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积极因素，为确立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要求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对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传统命题，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内核。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应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而且应“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多次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善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从以上分析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创立、建构、发展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采撷了许多思想瑰宝，使他的建党思想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由于博采中华文化诸长，传统底蕴厚实，因此，建党思想具有坚实的本土文化根基，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

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时代产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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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摘要】建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建党思想深厚的民族根基。研究建党思想中华文化渊源，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和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时代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建党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