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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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于2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在30年代有了重大发展，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显示其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为主要标志，形成了科学体系。

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承认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贬之为“狭隘经验论”。这种被贬为“狭隘经验论”的理论却得到全党广大党员干部的拥护，靠的是它的真理性，靠的是这种理论在实践中显示出来的强大生命力。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1935年的遵义会议，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排除了教条主义成分，认可了当时有决定性意义的的战略，这是全党对及其理论的第一次明确肯定。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几年中，全党对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经过40年代初开始的，全党兴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热潮，使全党（特别是领导层和理论工作者）对的理论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概括地说，就是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要以创立的理论和策略为指导，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全党的新的觉醒。那么，创立的这种理论是什么样的理论呢，应当怎样称呼这个理论呢？这就自然地提出了给这个理论命名的要求。

看来，当时党内有不少同志不约而同地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各自作出了努力。

张如心第一个为的理论命名。

据有人考证，最早作出这种努力的是杰出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抗日时期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军政学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党校工作，“”前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员）。1941年3月，他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使用了“同志的思想”的提法。1942年2月18、19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发表《学习和掌握的理论和策略》一文，又使用了“同志的理论”这一提法。

一些领导同志也在论述的理论的文章中，使用了具有命名意义的提法。

1942年7月1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的提法。

同一天，中共中央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由主编邓拓撰写的社论，题目就是《全党学习和掌握主义》。这篇社论不但给的理论命名为“主义”，而且对这个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写成《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于7月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他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同志的思想”和“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提法，都带有命名的意义。

以上一些同志以及其他不少同志的文章，对的理论的形成、主要内容、科学体系、历史地位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论述。

王稼祥是提出思想科学概念的第一人。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写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7月8日发表于《解放日报》。这篇文章创造了“思想”的科学概念。文章说：“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文章对此作了如下论述：“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以上这些深刻的论述，阐明了思想的主要内涵。这充分说明，王稼祥提出的“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科学概念。

王稼祥是在全党酝酿的基础上提出“思想”科学概念的，但他作为首创者的贡献是应当肯定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已经记载了这一史实：“王稼祥于1943年7月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思想’的概念，并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见该书第202页）但是，长时期中，人们总以为，“思想”的概念是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的。直到1981年，《红旗》杂志的文章还说：“一九四五年五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思想’这个概念。”（注：《红旗》1981年第2期。）80年代初，这一史实终于被一位学者订正了。

江苏无锡市职工大学的教师陈文源（后为江南大学教授），依据他多年的研究，针对《红旗》的文章，写了《思想这一概念何时首次提出》一文。文章指出，《红旗》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列举事实说明：“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是在党的‘七大’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第一个对思想作出详尽论述的，是王稼祥同志一九四三年七月的纪念文章，而不是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陈文源的文章明确肯定，思想这个概念是由王稼祥在1943年首次提出的。上海《解放日报》编的《新论（未定文稿）》第9期（1981年2月18日）作为“动态与资料”刊登了这篇文章。《解放日报》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领导同志的注意，决定在供内部参考的《理论研究资料》上发表（此刊物由该室“研究组”编，笔者当时在“理论动态组”）。《理论研究资料》在1981年3月9日出刊的第47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本期只刊这一篇文章）。

这期《理论研究资料》发出后，立即引起重视。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时一位同志告诉我，陈云同志办公室打电话来要这一期刊物。

在党中央的重视和指示下（中央领导怎样研究此事的，我无从知晓），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即着手查阅从1938年至1945年七大这一段时间的中央档案、中央文件及《解放日报》等十几种报刊，弄清楚了这个问题。

刊登在《文献和研究》1982年第1期（4月15日）的调研成果，即《关于思想提出的历史过程》一文明确肯定（本文参考了这篇文章），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思想这个概念”。该文还阐明：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同志初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内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思想等概念的情况，逐渐多起来了。直到党的七大，思想才正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下来，并写进了党章。

1985年，出版了《回忆王稼祥》一书。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耀邦同志为此写了序言，充分肯定了王稼祥提出和阐述思想的功绩。他在序言中说：“一九四三年夏季，他抱病撰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纪念我们党诞生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在这篇文章中，他初步论述了思想。他是我们党正式提出‘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人。”

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思想从被贬为“狭隘经验论”到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真理性，及这种真理性在实践检验中一再得到证实。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党内一些领袖人物和理论工作者的宣传倡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所谓确立，还要有党规党法的保证，这就是党的七大确立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是系统阐述思想的第一人。

刘少奇在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即“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全面地阐述了思想，包括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条件、思想科学概念的内涵、思想的主要内容、思想的指导作用等等。他明确指出：“党章总纲上确定以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特点。”“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党的七大就完成了一件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确立了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全面概括了思想的主要内容，阐明了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作用。关于思想的形成，他着重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第二，思想的实践基础；第三，思想的形成是艰苦的理论创造；第四，具有独特的主观条件。总的说，刘少奇对思想的论述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但是，今天回顾总结七大以来半个多世纪阐述和宣传思想的经验教训，也感到，当年对思想的论述，存在不足。一是对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和历史条件阐述不够充分；二是没有强调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强调了的“天才创造”；三是没有指出思想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这些在当年难以感到的问题，对以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七大党章第一次有了指导思想的条文。

我们党在1922年召开的二大制定了第一个党章。三大、四大、六大都修改了党章，1927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修改了党章。在七大以前，共有五个党章。但是，这五个党章都没有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条文，也没有在有关条文中提及。这说明，虽然我们党从成立时起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在党成立之初的一段时间内，党处于自己的幼年时期，从全党情况看，对理论旗帜问题的认识不很明确也不很深刻。七大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概念，体现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基本要求。这是我们党的建设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造性举措，创造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七大以后，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对理论旗帜都很重视，每次代表大会修改通过的党章都有指导思想的明确规定，这成了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基本经验

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加，而是一个艰苦的理论创造过程；也不是一般的理论创造，而是理论的飞跃。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所谓理论飞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升华，不是解决了个别理论问题，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种升华，不是回答了革命某一小阶段上的问题，而是回答了整个革命大阶段上的问题。所谓理论飞跃，就是所说的，是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思想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主义论两大部分。我们所说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指新民主主义论。思想的社会主义论有若干重要内容，但没有形成体系，应当归之于第二次理论飞跃的范畴。

第一次理论飞跃本身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思想原则”是在八大开幕词中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公式。多次说过，在党的幼年时期，全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很肤浅，对中国历史、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很不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主要的倾向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搞教条主义。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概括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公式（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完整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以后，具体的表述有几种，略有不同），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贡献。现在，这个公式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当初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概括出来的，来之不易。

怎样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呢？概括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怎样贯彻实事求是呢？多次讲过这方面的体会，主要是以下两条，一是调查研究，二是在实践中学习。

邓小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从时代和任务的特点出发，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邓小平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错误赶快改。

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实现，有它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一卷，第11页。）讲得更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注：《选集》第2版，第四卷，第1515页。）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理论飞跃的强大推动力。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是理论飞跃的源泉。

以上是理论飞跃的客观条件。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三卷，第134页。）独具的主观条件，使他成为第一次理论飞跃的主要承担者。

理论飞跃是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相结合的结果。这两方面的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条件不具备，就不可能实现理论飞跃。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迫切需要实现新的理论飞跃。从50年代到60年代、70年代，20多年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主观上也在作理论飞跃的努力，并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但却迟迟实现不了飞跃性的进展，相反，却一再陷入误区。原因就在主观条件不具备。的思想越来越离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一次理论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体地说，这次理论飞跃从2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到40年代中期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则标志着这一次理论飞跃的完成。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到90年代初，邓小平实现了第二次理论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十四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是很清醒的估计。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前后才十多年，相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说，相对于“三步走”所需的时间来说，都还是开始阶段。从总体上说，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我们还是在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因此，这第二次理论飞跃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还处在这一次理论飞跃的进程之中。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不可能出现理论发展更新的阶段，因为还没有出现新的理论飞跃的客观基础。

十五大报告郑重提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这里讲的，一个是坚持，一个是丰富，一个是发展。我们首先要自觉坚持邓小平理论（某些媒体很少提邓小平理论的现象值得注意），同时要努力发扬邓小平所倡导的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按照提出的“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