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个性因素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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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独特的个性特征，使他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卓尔不群，不仅开辟了一条举世无双的中国革命之路，并开创了古老中国的伟大新时代，创造了不同凡响的人生业绩。研究成功的个性因素，有助于我们在世纪之交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为培养跨世纪的新型管理人才开启一些思路，找到一些启发。

一、个性中的突出特征

出身农家，但他从小便显示出与一般农家孩子不同的个性特征。正是这些特别之处，使走出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笔者认为，个性中的突出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甘束缚，勇于反抗。从小便显示出强烈的反抗意识。他不喜欢束缚，讨厌各种陈规陋习。当他8岁进入私塾读书时，学堂里学习的全是四书五经之类经典，而教师只叫学生死记硬背，不予讲解。对此十分厌倦。于是他把自己喜爱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小说压在经书下面偷偷阅读。毫无疑问，这些小说中反抗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的种种例子，深深地影响了。

当年纪稍长时，开始反抗父亲的权威。对于父亲不合理的责骂、惩罚，要么“引用经书里的话来作自己有力的论据”（注：《西行漫记》，123页，香港，南粤出版社。），予以反驳，要么联合母亲和弟弟，在家里组织“反对党”反对他父亲这个“执政党”。有时，甚至当众反抗父亲的压制。以至于在他十三岁那年，当他父亲当着许多客人的面指责他懒而无用时，毫不客气地回敬了他的父亲并离家而去。最后，他的父亲不得不与他妥协。这件事又给了一个启发，“从此我知道了，当我用公开的反抗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时，我父亲就变的宽和，但是如果我保持着温顺服从的态度，他只是骂我打我更甚”（注：《西行漫记》，124页，香港，南粤出版社。）。生活使明白：对于不合理的规矩教条，就是应当勇敢反抗，哪怕是像父亲这样的权威只要他的言行是不合理的，就可以公开抵制。只有勇敢地反抗才可能为自己赢得权利。

当渐渐成长成熟时，他意识到，教师的权威也罢，父亲的权威也罢，其实都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文化与制度的具体体现。要改变不合理的现实，就必须改变整个旧的社会制度。自然，成了一个公开反抗旧制度的勇士。

第二，勤学多思，博古通今。从小爱好读书。从识字开始，他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正是由于博览群书，成为学贯中西，思想深邃的渊博学者。读古典小说，使发现书中“所有的人物，无非是勇士或文人学者，就是没有一个农民主人公”（注：《西行漫记》，126页，香港，南粤出版社。），其原因是“这些人是不必耕作田地的，因为他们占有和控制着土地”（注：《西行漫记》，126页，香港，南粤出版社。）。这一惊人发现，无疑对后来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有着直接的影响。读《盛世危言》，则使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发起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读《物种起源》、《原富》、《逻辑》，使开阔了视野，捉摸到近代西洋文明的脉搏。读《共产党宣言》、《社会文明史》使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确立了一生的奋斗目标与道路。可以说，阅读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成为最大的精神享受。

需要说明的是，不仅爱读书，而且善于读书。他一贯反对死读书，而喜欢批判地阅读。这一特点，使在阅读时不仅能从书本中吸取有益的理论养分，而且时常保持清醒的头脑与敏锐的判断力。这是的见解往往高出其他人原因之一。

第三，胸怀壮志，抱负宏大。由于广泛阅读，熟悉中外历史，对中外英烈格外敬佩，立志以他们为榜样，成就一番大业。1910年，离家去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行前录诗一首示父，表达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决心：“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注：《年谱》，上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在长沙一师学习时，又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言壮语，显示出他不同凡响的宏伟气概。同时，他还经常与同窗好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注：《诗词选》，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正是这种宏大的抱负，凌云的壮志，激励着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终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因此，得以在他中年之时点评他青年时期曾经十分仰慕的历史人物，“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注：《诗词选》，6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此时的相信他所追求的事业必将给古老的中国带来勃勃生机，而他也将因此建立超乎古人之上的丰功伟业。因此，他不无自豪地宣称“俱往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是一个极具诗人浪漫情怀的革命家，他的雄心壮志，常常以诗文的形式抒发出来。当我们阅读他的诗作时，不难发现他非凡的气魄与宏大的抱负。正是这一特殊的个性因素，使成为旧中国改天换地的领路人。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个性往往对一个人所从事的活动发生很大影响。而那些个性特征特别鲜明的人，往往会成为同辈人中的佼佼者。正是这样的佼佼者。

二、个性特征对人生事业的影响

第一，勇于反抗使成为旧制度的掘墓人。生活的时代，是旧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时代。他从小耳闻目睹社会的不公平与黑暗，立志改造这个黑暗的社会、埋葬旧中国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为此，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孜孜不倦地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君主立宪、教育救国、哲学救国、地方自治……。这一切，都反复比较，热心尝试，但最终发现无济于事。直到后，阅读了大量有关马列主义的书籍并受到、陈独秀的影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摆脱了困惑，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曾说，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注：斯诺《西行漫记》，131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马克思主义为指明了一条改造旧中国的光明大道，使他的反抗意识可以化为改天换地的具体行动。从此，回湖南发起成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组织湖南农民协会，领导亿万农民走上革命征途，最后打败、建立了新中国。因此，可以说强烈的反抗意识使成为旧制度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