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思想分析论文

导语：经济哲学思想分析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哲学思想是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学。的经济哲学思想，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实践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经济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说，今天的情况已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就经济哲学思想的某些具体内容来说，其适应的范围也随着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掌握，也远比过去准确和深刻。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问题的一句中国古语。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表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基本原则，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选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同志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分析了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80％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如早在建国前，同志就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引导小农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引导农民逐步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接着又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幅员又极其广大的国情，提出农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然后再发展到二者同时并存，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关于手工业合作化的理论，除了强调保留我国手工业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实践已经证明，当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经济哲学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教育和引导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经济建设。1962年，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在研究、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的这一基本方针，既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多、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巨大优势，又注意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的安排，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提出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复强调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二）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始终把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为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发点，他的许多著作如《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多矛盾的代表作。

建国初期，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党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特理论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正确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由于党和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科学的宇宙观，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及时的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党的八大文献和同志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论表现。

第一，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完整学说，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1966年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和政府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又出现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还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导方针，并且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科学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也将不断丰富发展。从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问题上，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和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而使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

第二，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作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和概括，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三兼顾”原则。他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改革中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2、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地方的关系。同志指出：我们的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但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当然，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生产上，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方针。

3、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个生产力布局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研究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之一——资源配置问题。同志根据我国工业生产布局的历史与现实的现状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制定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新的战略方针，是同志这一方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广大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4、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直接反映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条件、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必须兼顾积累和消费。“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我们既要反对高积累的错误，也要反对忽视积累的错误。同志尤其强调：“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陈云同志也说过，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同志还十分强调节约的重要性。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5、综合平衡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志在庐山会议谈话中指出：“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陈云同志也讲过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

此外，同志在领导纠正和公社化运动错误时，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志还提出要辩证地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并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这一切，都是同志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科学理论依据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经过几十年摸索和总结而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看作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消灭，这两对社会矛盾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往往采取许多脱离实际的方式去解决，从而，难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同志在1956年就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类矛盾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基本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和经济基础的基本的，但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全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要求又是相矛盾的，这种基本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因而解决这种矛盾不能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即通过改革加以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将在改革中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改革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既是对同志上述思想的正确概括，又是对它的丰富和发展。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同他在这以前一贯十分重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是一致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曾强调指出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就是在建国以后，他也强调过：“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如前所述，这一指导思想在党的“八大”文献上得到明确的体现。

在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指导下，党和国家初步改革了经济管理体制。1957年11月，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先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规定把一部分管理权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工矿企业单位。1958年至1960年，进行了以扩大地方权限为中心的改革尝试。在工业体制改革的同时，农村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1959年，许多地方试图冲破“一大二公”的束缚，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当时担任农村工作部长的邓子恢同志对此给予了支持。与此同时，同志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发展商品生产，遵循价值规律，搞好综合平衡等观点。刘少奇对急躁冒进问题，提出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邓小平同志肯定责任田是新生事物，认为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优劣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作为衡量标准，“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60年代初，配合国民经济的调整，1951年至1962年对经济体制进行了局部的改革，通过经济的局部调整和改革，迅速扭转了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尽管当时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特别是商品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认识不足，这些改革仍没有突破高度集中的旧体制的框框，以至后来发生了象“”那样的大倒退。但当时等领导人的思想是符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它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