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学人学意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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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想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实现了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学的高度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学体系；二是把人的问题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非常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方面的特征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也就是说，的方法学有着鲜明的人学导向，而的人学思想也从其方法学当中引申出基本的方法原则。

一、方法学的中介功能，体现了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极度关注

人学，就一般意义而言，是研究人的科学。人学研究的对象是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及其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人学理论的内容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存在的图景；另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发展演化规律的图景。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人，是实践的能动的人，而非抽象的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发展就是人的活动过程，也就是人的能动的实践的动态过程。这是由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决定的，一方面，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身内在的尺度，他总企图超越其生存的受动性与偶然性，要求在创造性活动中改造与否定客观世界的现存状况，使世界不断朝符合人的目的与理想图景的方向发展，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因此，人学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必须提升到实践的高度，即提升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高度。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以往哲学把人抽象化的理论弊端，开拓出一条走出人的“抽象王国”，进入人的“现实王国”的现实道路。

国外有学者曾指出：“的全部著作是一种哲学‘实践’，是一种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认识论。”[1]这种说法指明了对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高度重视。联系革命的一生，我们可以说，这种对实践的重视是源于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深切关怀。这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并力图在“解释世界”的理论和“改变世界”的实践之间探索一个中介。这个探求的过程是内在地包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发展过程当中的，其理论成果就是的方法学体系。方法学的全部着眼点在于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于如何发挥其联结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功能，从而达到“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3]的目的。例如，在《实践论》中科学地探讨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论认识到革命实践的两次飞跃的原理，并且强调了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意义更加重大。但是人们往往认为理论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直接指导实践，因而忽略了对联结两者的中介的研究。康德曾明确指出：“不管理论可能是多么完美，看来显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仍然需要有一种从这一个联系到另一个的中间项。”[4]则更形象地强调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5]在这里，把方法问题同实践的效果直接联系起来。如果说，主张把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那么，这种理论也只有转化为科学的方法才能成为真正的武器。可以说，在方法学的这种中介功能，内在地包涵了人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蓝图，它以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实践为目的指向，体现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终极关怀。

二、方法学的核心原则，强调了人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人学热”的出现，同当前人类在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境、挑战有关，即旨在分析和解决当代人类实践发展提出的与人有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为之提供一种理论工具和方法论，这是当代人学兴起的实践根据。在这种实践根据的背后，隐含着更深刻的理论动因，即旨在反映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规律，由侧重指向认识人之外的世界自觉转向认识人本身，以形成关于人本身的完备认识，这是人学得以出现的思维发展史的根据。[6]也就是说，人学在关注其自身同客观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同时，还须对其自身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进行反思、追问，旨在研究如何经由思维方式的革新尽快实现人的现代化，最终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中，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方法学强调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原则，内在地体现了人学的这一本质要求。

早在1917年，就认为，要改造社会，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变换全国之思想”。虽然他此时的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但作为一个人学观点，这句话不无道理，表明了青年对人的思想进步的极度重视。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又指出，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接着对两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认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相互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这说明了对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视，表达了他对方法学核心的基本看法：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统率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而思想方法正是主体思维方式中最革命的要素，科学思想方法是导致思维方式革新的首要前提。毕生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中寻求提炼解决具体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是为了长期革命实践的需要，也是为了从根本上探求一条革新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新途径。的这种探求，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动下自觉地进行的，体现时代进步和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实上，自从“鸦片战争”打破中国的大门以后，急剧激化的民族矛盾就把现代化的问题提到了中国人民面前。而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要求和实质内容，同时，人的现代化尤其是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又是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变革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革新的主旋律，中国近代人学兴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正是植根于此。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和其它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一道，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作改造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剂良方，才使中国人从旧的思维框架下彻底解放出来，为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进而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正如所说的那样：“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7]“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主要的就是内化为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对此，说得很明白。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又说，“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8]方法学，正是基于这种正确认识，始终鲜明地贯彻了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原则，将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革新作为社会进步的首要前提。历史雄辩地说明，只有思维方式、思想方法进步的民族，才能自觉投身于社会改造的洪流，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正是方法学把思想方法作为核心的根据所在。

三、方法学的操作规则，深化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

有一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9]这句话不仅仅表述了一个具体的理论观点，而且深刻揭示了他整个哲学的人学导向。但视野中的人，并非超越了特定历史条件、社会关系和阶级地位的一般的人。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人民群众在他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人民群众问题的论述，是人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和人学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方法学的群众路线操作规则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我们的党与群众路线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强调的一切决议和方法都必须经群众路线予以贯彻执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等都对群众路线作过重要论述，比如，在1929年12月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就明确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群众路线去执行。”[10]延安时期，在1943年为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群众路线的科学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阐述，为全党更加自觉地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奠定了基础。这些理论观点作为指导原则贯彻到方法学当中，使得群众路线不仅成为一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而且成为其他一切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的操作规则。

仅从人学层面而言，群众路线的操作规则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把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通俗化为一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1]首先，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12]这里说的“社会财富”，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财富。其次，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3]他还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14]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石，也是方法学以此作为操作规则的直接依据。其二，一切科学的方法，都是从人民群众当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认为，“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15]因此，特别强调广大党员和干部要以满腔的热忱，虚心向群众学习。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方法，更是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这是我们党克服困难取得成绩的力量源泉。对此，曾多次告诫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他说：“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16]其三，一切科学方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我们的工作方法、决策和措施，只有真正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切实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顺利地在群众中贯彻执行。因此，强调，“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和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17]其四，一切科学的方法，只有经过群众路线进行操作，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正如指出的那样：“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8]这是群众路线操作规则的精辟描述，这一操作规则是一动态过程：首先是启发群众觉悟，即“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19]但是，“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20]其次是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工作。对此作了深刻阐述：“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21]再次是根据实际执行的效果和群众反馈的信息来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工作方法。总之，这个操作过程是一个内容不断深化的循环过程，其中每一环都体现了对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确认和深化。

四、方法学的科学体系，内含了人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方法学是由一系列方法原则和各种具体方法建构成的完整体系。但总的说来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思想认识方法和工作实践方法。这些方法内含了人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为人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方法学基础。

其一，阶级分析的方法。在思想认识方法当中，分析方法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其中就包涵了人学研究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22]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怎么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因此，从物质生产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研究和解决人的问题的基本方法原则，而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则是了解阶级社会中人的问题的钥匙。的人学思想，坚持了“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23]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存在阶级的人、阶级的人性、阶级的爱、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抽象的人、人性、爱、民主、自由和平等。总之，善于分析人们的阶级关系、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以分清敌友，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这些分析，又为我们党制定相应的路线、政策和工作方法提供了理论根据。

其二，个体和类相统一的方法。在的方法学体系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是基本的方法原则，把这个原则具体地应用到人学研究当中，就是个体和类相结合的方法。不仅主张“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24]因而要对一切个人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研究，而且承认人类共性的存在。把通过社会实践自觉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看作是人类共性当中最本质的内容，他在1938年《论持久战》中说道，“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25]此外，还从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伦理关系及审美关系等不同角度，论述了人类不同层次的共性。

其三，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相结合的方法。科学原则通过方法学的实事求是总体原则集中地体现出来。对人的研究，同样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在论述必须善于识别干部时指出：“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26]这不仅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而且也是分析研究一切人的主要方法，这就是唯物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体现了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认为，分析、评价一个人，不但要坚持科学原则，还要坚持价值原则，即要看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7]显然，人的价值具有两层含义：首先是社会对人的满足，但是“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所以，认为，人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人的社会性、实践性，在于人不仅能够获得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而且能够依据这种认识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方法学，作为人们进行创造性实践活动的工具和手段，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人的价值根据的充分肯定。特别强调的是人的价值的第二层含义，即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总理说过，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方法学，正是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强调，一切科学的方法，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表明了对人生价值尺度的根本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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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2][23]选集（第4卷）［M］，1991.1515，1512，1322，1131.

[8][11][20][21][24][27]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9，790，933，899，898，870.

[12][14][15][22]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27，370～371，452，413.

[13][25][26]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5，477，527.

[19]：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6.

[23]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197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