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理论贡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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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产阶级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才华横溢的学者和诗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反对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11、534页。）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是他对我们党、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性贡献。1941年5月19日，在运动中所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96页。）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写到：“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52页。）

我们党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不断地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许多理论成果。理论成果有两种模式。一种以主要领导人的名字命名，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另一种以理论内容命名（孙中山先生将他的理论定名为三民主义），有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理论成果。对以理论内容命名的两大理论，都做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在民主革命时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长达20多年的探索中，写出了许多不朽著作，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即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主义理论。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这个理论的正式诞生和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新民主主义革命。

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以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五四”以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了几千年。从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这里，既不是原来单一的封建主义统治，也没有步入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勾结下，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的表述中找不到现成的提法。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认为，百年来中国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外，还有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主力军，还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创造性贡献是，把资产阶级区分为两部分：官僚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

——关于中国革命的步骤和前途。陈独秀受第二国际和俄国孟什维克的影响，认为现实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因而需要进行“两次革命”。坚决反对这种错误观点，提出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待条件成熟后，就应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51-652页。）

——关于中国革命的方式。认为，在旧中国，无议会可以利用，更没有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获得解放，不可能搞什么和平过渡，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但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应当怎佯走，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难题。大革命失败后，当时党的领导人先后组织和发动的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这实际上是照搬俄国条件下举行中心城市起义这条路，但都失败了。及时进行了秋收起义，既反对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又反对“流动游击”的方式，坚持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经过长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政权。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中国革命惟一正确的方式和道路。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把《矛盾论》的观点，彻底运用于每个历史发展阶段，并依据对主要矛盾的分析，确定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总路线即基本路线。虽然主要矛盾这个哲学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提出的，但是，突出地强调把握主要矛盾的意义，并确定每个发展阶段党的总路线，这是的首创和功绩。总路线和后来称之的基本路线是同一含义，它是指党在一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总的全局性的根本指导方针。在1947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关键时期，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正是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2.新民主主义制度。

曾设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将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制度。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纲领。

——政治纲领。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政权。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不占主要地位，但它不是专政对象，而是联合对象。

——经济纲领，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领导。要没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由国家经营管理。要没收地主土地，消灭封建主义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后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将其概括为：以社会主义经济为领导的，包括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与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综合经济结构。

——文化纲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文化，既不是资产阶级文化，也不是完全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适应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发展需要并为之服务的反帝反封建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3.新民主主义过渡。

马克思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在1875年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14页。）我国建国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国后通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早在建国初期就曾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1953年12月，经审阅和修改的编写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指出：“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胜利完成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所创立的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它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1953年12月，依据对这个时期主要矛盾的分析，提出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简称为“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路线，使建设和改造互为条件，相互促进。

在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国初期，在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条件下，提出要向老大哥苏联学习。到五十年代中期，发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看到他们的许多经验不适合中国国情，于是在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了要“以苏为戒”，独立地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提出了在探索中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从1956年至1976年长达20年的艰辛探索中，尽管发生许多失误包括全局性的重大失误，但实践上仍取得很大成绩，理论上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理论贡献是：

1.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

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里，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都存在着矛盾，并对这种矛盾做过透彻分析的第一人是。把他名著《矛盾论》的观点全面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他针对苏联学术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都存在着矛盾。矛盾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务的运动和变化”。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指出：“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因而使得它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注：《著作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66页。）

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认为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它与旧社会所不同的是，两者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他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注：《著作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68页。）这比斯大林的观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前进了一大步。这个论断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后来的改革打开了闸门，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论证。

还首次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针对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混淆两类矛盾，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强调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用不同方法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就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重要理论论证。

总括起来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论述，是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最重要的理论和根本指导思想。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2.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经济文化很落后。50年代，提出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60年代，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和达成共识并由总理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目的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独立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及时总结了经验，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主导。苏联在二三十年代实行工业化过程中，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并把它确定为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战后苏联领导人死抱着这个教条不放，这就造成苏联的产业结构很不合理，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很先进，轻工业和农业极其落后，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东欧一些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从战后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国情出发提出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投资比例，强调对轻工业和农业多投资。以后进一步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主导，并把它作为经济建设的总方针。这对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坚持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经济发展有个合理布局的问题。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一带，大约占总量的70%左右，只有20%-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23页。）

——坚持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针对苏联军事开支过大，影响经济的发展，提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他指出，国防不可没有，国防建设必须加强，国防力量必须提高，我们不但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但是，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针对苏联和我国某些经济学家害怕和反对商品生产的错误倾向，严厉地批评了这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赞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还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坚持在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苏联在文化方面管得过死，常常用行政方法管理学术，给不同学派贴政治标签。鉴于这种情况，提出在文化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83-784页。）实行“双百”方针，必须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百家和一家的关系。无疑，马克思主义是百家中的一家，但它不是普通的一家，而是具有指导地位的一家。实行“双百方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否则就会变成自由化。二是“双百”和“二为”的关系。“双百”是方针，“二为”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方向。方针服务于方向，“双百”必须为“二为”服务。

——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自力更生是坚持把立足点放在以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强调中国的建设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外援，要尽可能多地争取一些外援，但争取外援也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

上述六条，就是在探索中所概括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点。

3.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是这个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这就涉及到必须处理好如下一些关系：

——中央和地方。这是一对矛盾。在管理体制上，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中央权力过大，地方权力很小，影响地方积极性的发挥。针对这种情况，主张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中央的权力要下放，让地方有更多的权力，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党和非党。这也是一对矛盾。这里说的“党”是共产党，“非党”是派。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况，只有一个党，即执政的苏联共产党。中国则不同，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除共产党外，还有一些派，建国后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派。这样，就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33页。）

——国家、集体和个人。苏联模式重视国家、集体，对个人利益重视不够，不利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26页。）

——汉族和少数民族。这又是一对矛盾。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过去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建国后，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强调汉族要帮助少数民族，加强民族团结，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不是重点。说：“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33页。）

——中国和外国。这还是一对矛盾。苏联长期搞大党大国主义，从不提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放不下戏台上的那个架子。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和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40页。）

正确处理上述关系的意义，正如所指出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44页。）

总括上述，在探索中所提出的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虽然没有突破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没有形成新的理论，但是，他为后人突破苏联模式和形成新的理论架起了一座桥梁，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正式提出和形成、丰富和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曾经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00页。）

勿须回避晚年在探索中所发生的重大失误，如“”和“”。发生这样大的失误的原因，关键是指导思想过“左”。但也不能只用一个“左”字说明所有问题。除“左”以外，还有在成绩面前骄傲自满，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国情和世情判断有误，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也不能把失误和错误完全归之于一个人，其他领导人也有责任。更为重要的，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毕竟我们搞社会主义的时间还比较短，经验还不多，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了解得很不够，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一生伟大，晚年有重大失误。尽管晚年在探索中发生重大失误，但他仍不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开拓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他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他打下的。中国世世代代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