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思想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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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毛选第五卷，有两篇文章值得我们今天来纪念、来学习、来研讨，并且联系实际来指导我们的工作。第一篇是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第二篇是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文章的先后发表，反映出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轨迹。也是至今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一、“八大“的准备和《论十》的产生

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从1953年就提出中央领导设一线二线，自己退二线，设总书记的问题，并在党内征求意见。由于高、饶事件暂时搁置起来了。直到1955年3月，才在党的7届6中全会上提出，于1956年下半年召开，随即开始了召开八大的准备工作。八大的政治报告以及修改党章的报告是两个重要文件，亲自抓。为此，他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八个年头，也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新中国犹如一轮朝日，刚刚从东方地平线升起。中国农业的合作化已经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公有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上完成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

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道：“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

在1956年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提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提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是分不开的。朝鲜停战，经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阶段性的胜利，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他一生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

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地点中南海颐年堂，每天一起床就听汇报，每次都是4、5个小时

在汇报中，他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见解，进行评论，思考着、探索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和可行性计划，梳理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从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

2月14日听国务院主管重工业的第三办公室汇报；15日听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16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的汇报；2月17日继续听第一、二、三机械工业部的汇报。2月19日、20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的汇报。2月21日听城市建设局和二机部汇报。2月22日听二机部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点东西来

2月25日听重工业部汇报。2月26、27日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的汇报。2月28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2月29日听煤炭工业部的汇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13天14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

3月1日轻工业部门开始汇报。对经济建设提出一些战略性的问题。在谈到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时，谈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

3月2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他谈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一步谈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

3月3日听轻工业部的汇报，这次汇报，谈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和轻工业为重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他还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正与的这些思想相吻合。

3月4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

3月5、6、8、9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汇报。听得很仔细，并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

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后，说：我国沿海船吨位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还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岗位。

3月13日听取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汇报。

3月15、16、18日先后听取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汇报。

3月19日到21日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汇报。

3月26、27日分别听取商业部、对外贸易部汇报。

4月2日、5日、8日分别听取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和农产品采购部汇报。

4月9日到11日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的汇报。

从3月13日到4月11日的记录，据说没有留下来。

在这期间，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那就是由苏共20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由他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从4月16日到4月24日就34个部门的汇报作综合归纳和系统分析。在18、19日的汇报中，这样说：“三个关系必须很好的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论十大关系》呼之欲出。

4月24日，批评了一种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就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提出“以苏为鉴”，根据中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继而提出十种关系，这是实实在在听了43天的汇报得出的结论。

1956年4月25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八大的政治报告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但是，一直不同意公开发表，他要在实践中检验这些观点是否正确。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统一战线的发展，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随着知识分子大会的召开，随着文字改革委员会、历史研究委员会等科研文化部门的成立，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人们常说是“双百”方针，实际上应该叫“双百一推方针”，既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推陈出新”这样才比较完整。“双百”强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忽视了“推陈出新”。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苏共20大上全面否定斯大林，尤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从“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对此很不赞成。他看到苏共领导人越来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向着修正主义的道路上滑去。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运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指出两点，说：“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接着，中共中央对于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最终，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公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20大，对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经过的多次修改，许多观点被吸收到《论十大关系》中。在讨论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过程中，以及《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对国际共运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的、慎密的思考，进行了艰苦的、系统的理论开拓。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9月27日在北京召开。对于这次大会的召开，倾注了很大精力。特别是八大政治报告，从7月初动笔起草，直到9月27日大会闭幕，几乎每天都在关注着政治报告的修改。除了会上修改外，他同刘少奇、之间频繁的互相传阅，交替修改，书信往来反映出他们工作的繁忙而认真。不可否认，八大的主要精神，政治报告的主要精神是建设，是要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尽快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然而，政治报告的最后定稿并不让十分满意。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传》所透漏的材料，大概在八大闭幕后两周的时间，对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内部矛盾的实质的定义表示怀疑。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写得：“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传》是这样写得；“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9月27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时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看过，就印发大会了。”后来通过邓力群和胡乔木的回忆，说明这句话是陈伯达等人加上去的。也就是大会闭幕前一小时加上去的。

无论这句话是谁加上去的，也无论《传》的作者的初衷是什么，这种定义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阶段社会矛盾的本质。

《选集》第五卷有1952年的一个批示如下：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联系到后来的思想发展路程，他对社会主义阶段社会矛盾的本质的思考，是从共产主义总体进程和全人类的客观情况来把握的。第一，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在建立，还不稳固，资产阶级分子，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社会主义还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中，他们时刻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本质。不过，在他看来，这种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用非对抗性的手段来处理，来解决。也就是说要用和平的方法，用民主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的这一思想，开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先河。这就是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所阐明的思想。

二、《正处》发表前后的思想发展

1956年，国际上出现了苏共20大的修正主义路线，出现了匈牙利政变和屠杀共产党员等事件，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变色、分化、瓦解的现象。对于这些问题，共产党内有些人惊慌失措，这是少数人。多数人则熟视无睹，不以为然。则认为这是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自我变质，改变颜色，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表现。

1956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的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从1956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这些情况引起的高度警觉。

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在这次会议上，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考虑的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总结性的讲了话，共讲了7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制问题；农业问题。这7点，成为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内容。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共讲了12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这是写的讲话提纲，有手稿。

《正处》讲话，是一系列思想认识比较系统的阐发，包括对国际问题的认识，对国内问题的认识以及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思考。讲话以后，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调查，研究，补充、修改《正处》的主要内容。

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其间，又连续召开了几次大的座谈会。

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

讲话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期。他认为是处在大变动时期，但不是战争时期那样的大变动，而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变动，个体变成集体，私有变成公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比较顺利地完成，许多人都认为这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要在这个新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先进工业国。应该说愿望都是好的。

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极为幼稚。因为，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全民所有制加上非商品制，所以个体变集体，私有变公有连半社会主义都不够。即便实现了全民所有，仍然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只能算是半社会主义。这一点，虽然有所认识，并且多次提出实行供给制，都因为多数人不理解和党内领导层的反对而没能实行。

讲话共分8个部分，其中讲到：百家争鸣，说一百家，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说百家，无非言其多也。马克思主义里面也有几家，修正主义算一家，教条主义算一家。

这里所说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制度的性质来说的。从国际环境来说，大量的经济基础被资本家占有，这是事实。从社会主义内部来说，许多资产者还占有一定经济基础。就算没有私人占有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存在大量的资产阶级成分，这也是事实。

这里所说修正主义一家，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这些内容，都丰富和深化了《正处》的主题。

3月17日，是个星期天。乘专列离开北京，目的是杭州。利用这次出行，沿途组织了四次讲演。离开北京当天到天津，向天津市委负责人和党员干部讲话；第二次是18日晚上，在山东济南，向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讲话；第三次是3月20日上午在南京，向江苏、安徽两省及省军区的党员干部讲话；下午飞往上海，向上海市党员干部讲话。

这些讲话，中心就是为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如何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关系。这些关系，基本上都是人民内部各种矛盾的关系，还有一些是把同人民利益相对立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意义和方法。他说到：要让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讲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最后，他的讲话提纲是这样写的：“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他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讲“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这些讲话的重点内容，后来都补充到《正处》一文中了。

3月21日子夜时分，来到杭州。处理完国民经济计划一些事以后，就又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调查研究，分析情况，掌握思想动态。

进入4月，全国各地都在讨论《正处》讲话，并且对党内生活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可是，发现一种情况，就是对于围绕《正处》讲话的一些精神，党外比党内反映快，特别是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一声不响。很不满意。

从杭州回到北京，对，《人民日报》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开始布置整风工作。

整风工作大体安排就绪，从4月24日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就专心致志对《正处》进行修改。到5月7日，形成了第一个修改稿。他自称是“自修稿第一稿”。5月8日上午，又改出“自修稿第二稿”。5月8日晚10时，又改出“自修稿第三稿”。5月10日改出“自修稿第四稿”。在此，对于修改的过程和内容就不再细说了，大家可以看《传》，从中可以领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对党、对人民的负责精神。

其中，除了理论方面的系统化，严谨化，科学化以外，我们可以看到，不断补充新的内容，给人深刻的印象是增加了计划生育的内容等。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尖锐激烈的斗争形势给新的启发，不仅党外人士有人提出不要党的领导，党内也有人提出“轮流坐庄”。对此给予了正确的评估，使人们豁然开朗。整风取得了很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结论式的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领导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事实证明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确的。

《正处》在深化思想体系方面已经初见端倪。开始注意上层建筑领域和思想界的阶级斗争，开始注意修正主义路线的危险性，并着手防止中国共产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生与发展。这在后来的修改稿中可以触摸到这样的脉搏。

5月24日至6月9日把他自己修改的《正处》稿连续发到党内征求意见，进行修改。一共反复修改了7次。6月14日改出了第八稿，6与16日，进行少量文字修改，为第九稿，第二天，又改一次，共10稿。先后用了55天，改了14搞。终于在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同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他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并发表社论。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纸，刊载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消息。可见文章影响之大。

拿《论十》和《正处》相比较，《论十》只是在去世后才出版，《正处》一旦定稿，立即发表，并且引起了强烈反响。原因在于《论十》只是当时国内经济建设急迫需要的具体政策和指导方针，而《正处》则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体政策和长远方针，具有开拓创新的理论意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

又经过10年的实践，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重大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有了进一步深刻的发展与提高。但是，党内的认识并不统一，逐步显现出越来越大的差距。这里就不展开分析这些差距了。

直到今天，《正处》中所得出的结论，并且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结论，仍然被一些人歪曲与否定。原因在于这些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而是站在有产阶级的立场，站在私有制和资本制的立场。在这一层意义上讲，立场对了，一切都对，立场错了，一切都错。

在《正处》中，关于知识分子一节里写到：“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立场表现在主观，表现在世界观方面，也可以说，世界观决定立场。反映在客观方面则是路线，路线决定政策和策略。所以，晚年才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而在1957年7月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则是这样表述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因此，在《正处》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节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正处》的发表，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于中国的长治久安指出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