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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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同志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五十年后，面对新的形势，为了切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我们有必要作一篇新的文章。为了表明是继承了的思路的，我们仍然分为十二个小题目。

一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新认识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将近30年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也表现出新的特点。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虽然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但是对抗性的一面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矛盾，工农大众与新生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有时候会激化起来，甚至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

发生新变化的原因，究其根本在于，随着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壮大，人们的利益开始分化，人民在涉及到自身利益时已经不再是利益共同体，人民内部的矛盾往往不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了。所以在我国当前的具体条件下，工农大众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也会转变为对抗性矛盾，甚至被国际敌对势力利用，和平演变我们的人民政权。苏联的教训我们应该引以为戒，我们八九年的风波也值得好好总结。

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方法，目前应该重视经济方法。由经济利益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需要运用经济的方法并辅以其他方法去解决。如征用农民土地补偿不公、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不及时足额发放退休工人退休金等，这些问题单凭说服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去解决，或者事倍功半，或者劳而无功，最终还是要靠一定的经济手段去解决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有时候是非常激烈的。当前经济学、法学等领域的争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有些知识分子，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敌对阶级的代言人，我们应该发挥专政的职能，限制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

苏东事件发生以后，国内外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也改变颜色，还好我们坚决顶住了。剧变后这些年来的情况证明，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次曲折教育了人民。苏联曾经为社会主义提供了最大的经验，这次解体又提供了最大的教训，经验和教训都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有了这面镜子，许多以前不能看清楚的问题人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资本主义决不是人民大众之福。中国经济长期一枝独秀，内在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保障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

二继续文化革命，肃清反动思想

肃清反革命分子对于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是必要的。在当前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形势下，反革命分子仍然会不断产生，反革命思想更是会不断出现。人民内部关于对待反革命思想问题的看法，也会有一些不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正确地处理反革命思想问题，夺取并巩固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需要以宪法为根本原则，以法律为准绳，继续文化革命的事业，坚决与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进行不懈的斗争。对于批判的武器无济于事的死硬敌对分子，必要时应该进行武器的批判。有些贱骨头的知识分子是只吃硬的这一套的。

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1964年，朝鲜劳动党四届八中全会提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问题。1973年五届七中全会把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提高到路线高度。1975年，金日成在《迎接朝鲜劳动党成立30周年》中指出：三大革命是工人阶级的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必须执行的革命的基本内容，是直到建成共产主义必须执行的继续革命的任务。后来又提出共产主义等于人民政权加三大革命的公式。

苏联中亚地区长期受封建宗法文化传统影响，中亚国家至今还存在氏族和部族传统，影响国家和社会生活。哈萨克民族分成3个部落，哈萨克斯坦还算是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呢。宗教影响在塔吉克根深蒂固，许多人严守宗教教规，对工作却马马乎乎，党组织对此曾经是视若无睹。土库曼斯坦的长老会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相当影响。如果苏联的文化革命彻底一些，这些国家现在也许就不是这种情况了。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主张通过“民主和文化革命重建国家”，这是当前拉美左派的一个共同点。这种选择赋予了“文化革命”以新的含义，他们有可能藉此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就是先取得政权再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打起社会主义旗帜，莫拉莱斯领导的党就是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在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文化革命”的使命仍然召唤着我们。例如刘国光忧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被削弱的现象，由此刮起一阵旋风，左大培针对问题实质一针见血地提出必须强调领导权的问题．这些都说明“文化革命”仍然需要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仍然需要争夺。

三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推进就地城市化

我国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推动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建设实现了工业化、具有乡村都市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最终消灭。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矛盾从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小农经济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只会激化这些问题。在小农经济框架下思考出路，只会走上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最近二三十年的农村发展状况证明，这种道路是不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对集体经济真正不满意的确实有，但是占多大比例是不能轻率下结论的。许多人没有仔细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集体经济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所谓集体经济没有优越性的台风，吹倒了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对于吹不倒的就采取了压倒的做法，必欲除之而后快，教训是极其深刻的。真不知道这些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共产党为什么要干国民党干不了的事情，一点儿都不心疼？

一提到城市化，许多人头脑中想的只是让农民进入城市，似乎只要居住地、职业、身份变了，城市化就完成了。在建国初期也是主张让农民进城的，到郑州会议上，他根据实践情况、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实际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涌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的想法是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点转为“公社工业化和农业工厂化”即分散的工业化和就地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将是21世纪改变人类社会面貌的壮举。这种城市化应该主要不是让农民进入城市，而是促使农民自己建设城市，从小到大完成城市的生长，在当地就地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人口的就地城市化是以人口的社会流动为主，往往并不伴随人口的地域迁移的一种人口运动。中国人口每年的迁移率约4%，乡村到城市的迁移占接近一半。另外一半中没有到城市去的人口不等于没有城市化。广东等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许多农民已经不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却不愿意转为城市居民。这种扩散的城市化也不包含人口的迁移，就地城市化主要指自为的、主动的城市化。中国那些乡村都市是这种城市化的典型，按照人口密度标准与生产、生活方式标准，都不能不承认他们是城市了。城市扩散中那种被动的城市化也是需要解决“农民”由于利益问题而拒绝改变身份的问题的。城市与农村在现行管理制度上主要存在土地制度与社会管理制度的差异。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而村落土地归集体所有，在由于城市化而形成土地升值的局面下，保留“农村”与“农民”的身份可以维护农民们的土地权益，有助于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城市社区由作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管理，管理的费用由政府财政承担，而村落社区则由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管理，管理的费用由村集体承担，暂时不把已经城市化的农村纳入城市管理体制也是有利于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

考察已经实现了就地城市化的地方，可以发现，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状况对于实现就地城市化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中国那些乡村都市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好的带头人。这个人最突出的品质就是德才兼备，他乐于奉献、甘于牺牲，不图私利，带领全村人都富了起来。有人认为这种“能人现象”是偶然的，他们的经验不具有普遍性，是别的地方学习不来的。这种观点似是而非。这种“能人现象”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成果，只要我们还搞社会主义，还提倡共同富裕，这种人就会不断涌现出来。他们其实只是正确处理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而已。集体为他们提供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更大舞台，他们虽然自己管自己都会富裕起来，但是离开集体他们的事业就不会这么辉煌。从自私的角度考虑，融入集体对他们也是有利的。如果不是把刘庄看作刘庄、华西看作华西，而是把刘庄也看作华西、华西也看作刘庄，这种现象当然就不是偶然的了，新典型还正在不断涌现出来。要实现人口就地城市化，用社会主义教育人的经验仍然是重要的。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尤其要重视这一点。

四工商业者与民营经济问题

个体工商业与民营经济在一段时间内需要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个体工商业者的改造还是必须要讲、要抓的。个体工商业者在取得一定的经济地位以后，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利。如果他们不加强政治学习，自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不能享有过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利的。把他们的资产献给集体，带领群众共同富裕，换取加入共产党并取得政治地位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要让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已，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对于国家和人民也是有益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将会害了他们自己。

说到个体工商业与民营经济，就不能不说到血汗工厂、黑心老板与制假售假的问题。这是他们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在资本逻辑驱使下的正常行为，如果这个还算作人民内部矛盾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极端化的表现，这些行为本身已经具有了挑战人类良知、反社会的特征。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必须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使个体工商业与民营经济在国家的有力控制下得到发展，使他们不遵纪守法就走投无路。制假售假问题的解决，要从限制个体工商业与民营经济的投资能力、发展大生产大流通入手才能彻底解决。

五人才问题

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我们的事业更加需要大量各个方面的人才，需要营造人才辈出、人尽其用的良好环境，要推动人们努力学习专业本领。除了学习专业之外，还需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关心时事政治，争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不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处理现实问题，就难以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拔尖人才，就难以到比较高的位置上担当重任。

对于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要用其所长，创造条件让其心情舒畅地进行有意义的创造。我们一方面是人才严重匮乏，另一方面是人才浪费令人痛心。垃圾都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受到过良好教育的许多人有了合适的位置又何尝不能脱颖而出呢？为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打破阻碍人才流动的重重束缚，大力改善创业环境。

利用“外脑”相当于引进外来人才和技术。对于引进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决策理念、减少决策失误来说，利用“外脑”具有重要意义。在处于人才瓶颈制约突出的发展阶段，利用“外脑”有利于扩大发展空间。做好利用“外脑”工作，可以为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保障决策正确高效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从而为本地的持续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增光添彩。

六民族宗教问题

阶级斗争的弦松下来以后，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就会上升。这是社会矛盾发展的规律。如果我们讲阶级斗争，就能够把解决矛盾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我们不讲阶级斗争，一些民族势力、宗教势力就会伺机制造矛盾，使我们疲于应付。从提高执政能力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掌握驾驭阶级斗争与民族宗教矛盾的技巧。

在民族问题上，我们应该明白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各民族总是要趋向融合的。在尊重少数民族的同时，我们应当采取措施促进民族的融合，要顺应这个规律，而不能与它背道而驰。民族融合才是各族人民之间内部矛盾解决的结果，随着交往日益便利、日益频繁，民族之间融合的进程将越来越快，民族划分的标准也应该进行调整，民族优待措施的享受应该限定范围。

最近宗教势力在民间有比较大的发展，有的宗教发展很快，甚至有打着宗教的幌子挑起事端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要努力工作，为人们创造充实的生活条件，在各个方面让人民满意，尽量缩小宗教存在的空间。同时，在出现问题时又尽量不激化矛盾，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无形中抬高某种教派的地位。

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营造和谐单位与和谐社会

有的单位领导抱有小圈子主义，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想把自己身边以外的许多人推出门外了事。这些领导应该胸怀宽广一点，不要个人英雄主义，也不要小圈子主义。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大众的事业，要由尽可能多的人参加才能更有希望。之所以觉得有的人没有多少用处，可能是没有把他们放对地方。我们要创造条件促进人员流动，在这里不起眼可能到别的地方就成为宝贝了。

在一个单位里，从年龄层次上可以分为老中青三个群体，他们的处境不同，所思所想不同，他们的利益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调动起尽可能多的人的积极性，共同努力把工作做好。年轻人代表着希望，应该向他们倾斜，为他们压担子，创造尽可能好的成长条件。中年人是中流砥柱，上有老下有小，要考虑他们的家庭负担，尽量为他们解除一些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尽可能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上。老同志面临即将退休或者退休以后重新适应生活的问题，要尽量让即将退休的同志体面的离开，坚持一辈子不容易，即使成绩有限也应该把能够给予的都给了；已经退休的不帮助他们重新安排好生活，不仅可能出现健康问题，增加单位经济负担，还可能参加一些负面活动，影响社会稳定。

女同志因为担负着繁衍后代的任务，有些单位不愿意录用。要意识到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各个单位应该分担。

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互联网兴起以后，不想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表面上还可能不止百家，虽然本质上不过就是两家，无非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的表现。“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确实是这样。

对于这种形势不能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样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简单地禁止、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是不行的，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肯定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仍然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四项基本原则也体现了这些标准。

共产党同各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如果他们不与共产党和人民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公然与社会主义唱对台戏，并且造成了社会危害，那么他们的地位是应该改变的。

九关于群体事件与恶性事故问题

发生群体事件的根本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关心不够、缺乏教育。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群体事件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真正关心群众生活，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如果事件已经发生了，就可以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小事件不断比火山一直在地下酝酿、一旦爆发好得多。

矿难、交通等恶性事故不断，也反映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制存在问题。安全隐患本来早就存在，工人不想下井，可是工头、老板抱有侥幸心理，逼着工人继续生产，结果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不幸连续发生。在隐患这个反映矛盾的问题上，如果工人能够及时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有关部门及时介入，问题就能够容易解决了。

有些行业的霸王条款是不合理规定的典型，往往引发一些典型事件。另外还有一些说不出什么道理，但是仍然在顽固执行的一些单位的规章。如有些单位关于出入下车的规定。清理不合理规定是非常难的，中消协点评霸王条款难撼其毫毛表明，运用组织力量对抗一些行业的不合理规定都是无济于事的。临沂机场事件则清楚表明，一个个体，即使贵为全国人大代表，要挑战不合理规章有多么难！这个事件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是：在中国，即使象王廷江这样拥有不凡政治经济资源的主流精英，要想挑战有关部门的不合理规章制度也是非常困难的，付出沉重代价也是未必有什么结果的。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构成了中国的不合理体制，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和谐、进步。垄断企业的不合理规定就是“霸王条款”，对消费者来说就是在行使组织暴力。消费者协会或者消费者个人面对其强力，往往只能无可奈何。

一些单位关于出入下车的规定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汽车可以长驱直入，自行车就要下来，不是欺贫怕富么？进入时下来出示证件还算是理由，出去时下来就是为了向看门的表示尊重么？这个问题早就有人提出过，由此引起的纠纷也一直在上演。什么时候制定这个规定的大人们能够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审视一下以前看作天经地义的那些类似的二十二条军规呢？

让我们不舒服的往往只是鞋里的沙子，阻碍和谐社会建设的可能也就是各个单位不那么起眼的一些不合理规定。如果真心实意构建和谐社会，就从发动群众、积极听取群众的要求大力清理身边的不合理规定开始吧。

十坏事怎样变成好事?

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是坏事，我国发生的一些事件、事故也是坏事。但是它们教育了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这就变成好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版，第403页）中写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部分人富裕多数人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主要体现在这里。”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和谐。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并且努力发展壮大并捍卫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最根本的，公有制使人们的利益一致有了经济基础。在分配上，社会主义坚持按劳分配为主，避免两极分化，崇尚劳动，抑制不劳而获。如果这些基本原则被破坏，社会就将乱象纷呈。

从抑制贫富分化的角度出发，城市家犬管理制度需要反思，但是反思的方向不应该是突破“严管限养”模式，为养犬人解决什么后顾之忧。而是，如何通过教育，使饲养宠物者放弃对动物的爱，把爱给予人，或者转移到其他社会负面影响比较小的兴趣爱好与精神寄托上来。养犬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人际矛盾与社会后果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仅从狂犬病致死人数与致死率连续占据全国法定传染病发病率首位就有足够的理由肯定，强力部门不能轻易放松“严管限养”的政策。每月四五百人的死亡人数不能不引起重视了，如果这是集中发生的事故，都够那些地方的主管领导杀几次头了。全球非典死亡人数恐怕都没有这么多，难道可以因为其势头不猛而一直掉以轻心吗？狂犬病死亡人数居高不下显然与饲养宠物蔚然成风不无关系。

宠物消费不是一种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浪费社会资源。在我国有些大城市，与宠物业相关的消费额已经高达数亿元了，富人家或者大城市一般人家狗的生活水平都比许多穷人好多了，这种风气显然不应该助长。在我国粮食生产形势紧张的情况下，我认为对宠物实行计划生育也是一种缓解粮食问题压力的有效途径。我希望出现一种人人相互关爱的社会氛围，呼吁城市养犬人把爱心更多地给予人，与你的宠物尽快告别吧。

十一节约是要长期坚持的方针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就反对过浪费。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一九五七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节约的方针要长期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认真地推行，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我们现在正在大力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不过重点似乎放在了消费领域，扩大到生产领域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在谈到节约时强调节约生产劳动时间，这就要求我们想方设法提高生产工作效率。还要进一步前移到投资领域，力求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东西生产出来以后，就要尽快销售出去、消费掉。这一切都需要做好规划与计划，避免盲目生产，避免产品一方面积压，一方面又有人用不起、用不上。

节约应该不仅是消费过程中的问题，在生产过程中精打细算对环境、资源应该更有利，在经济上也更有直接的价值。只有政府和企业率先垂范，树立正确的节约意识，我们的节约型社会才能早日到来。例如，我们的邮票都是四面都是锯齿的。一版邮票免不了要扔掉最边上的部分。其实这是一种浪费。外国邮票甚至有两边都没有锯齿的，可见他们是把整个版面都切成了邮票的，完全利用了纸张，没有造成一点浪费。而且他们的邮票纸张还不如我们的好。由于邮票用纸是特种纸，成本比较高，我国又是造纸原料匮乏的国家，所以，在邮票印制过程中改进工艺，充分利用纸张的问题应该重视起来。只要我们算清楚了帐，意识到应该改进，我想工艺上应该是不难的。集邮预订卡完全可以重复利用，却每年都要换，无端浪费社会资源。

关于建设节约型社会，不能局限于谈论怎样节约什么什么东西，而对于怎样避免浪费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却没有进行认真的思考。一个和谐合理的社会，不仅要做到“物尽其用”，更要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比“物尽其用”意义更重大。物不用可以留给子孙后代，人就不同了。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不被利用、利用不充分就会白白浪费掉。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目前看来虽然多，但是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龄化的加速，将来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是会下降的。我们必须利用好现在劳动力人口黄金时期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创造条件让这一代人的聪明才智尽量发挥出来，为国家的发展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要使“人尽其才”，首先要让人有其才。在我国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情况下，经济发达地区却出现“民工荒”，说明劳动力素质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此，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使人人特别是农民都能够拥有一技之长，创造人才辈出的可喜局面。

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决策下，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大发挥出来。

十二新型工业化道路与自主创新、学习外国

信息化时代，工业化要走出不同于传统发展道路的模式，必须积极主动的应用信息化成果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比较好的效益。要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加强自主创新，要自己掌握核心技术，不要幻想能够引进尖端技术，我们要强大必须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我们不排斥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但是学习的态度要端正。教条主义的态度仍然大行其道，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一味强调什么与世界接轨。这种态度要不得，极其有害，可能导致从抛弃自己的经济建设经验和特点到根本否定自己的社会制度。这实际上是与“趋同论”相唱和。我们学习的时候要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同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做些生意，但是必须保持政治上的警惕，决不可以对他们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现在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除了不得不“接轨”的东西，能不接轨的最好不接轨。一流企业是制造标准的，一流国家也要能够确立自己的标准并把它推向世界。在两种社会制度竞争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制标准权，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流的理论工作者，要通过自己的理论创新为确立中国标准做出贡献。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是，学习并不是目的，学习是为了创造、创新，创新的最终目的还是寻求发展优势，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业绩。如果没有什么创新，学习的方法不正确，学习得再好也是与事无补甚至有害无益的，而且也是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马列主义的著作学习得可谓非常“精通”了，但是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却造成了惨痛损失。今天，在掀起建设高潮的时候，如果我们食洋不化，再拿来一些洋教条奉若神明还自以为是，我们还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善于学习，能够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对所学习的原理加以创新，在实际工作中能够灵活运用所学习的知识，我们就一定会尝到学习的甜头，这也才是我们提倡学习的本来目的。日本可以说是非常善于学习了，但是在创新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这就决定了日本成不了世界的领导者。我们只有在学习的基础上强调创新，我们的前途才能是光明的。

当然，强调创新也不能走向极端。创新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是现实的客观需要提出来的，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标新立异而创新。那样做只是捏造、炮制，谈不上是真正的创新，那种“创新”成果是不会有什么生命力的。

在理论问题尤其是重大理论问题上，创新尤其要慎重。不能打着“创新”的旗号背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时代条件没有发生改变变化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隔几年就有重大理论成果、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产生的。基督教快产生2000年了，但是许多西方人仍然信奉圣经、信仰上帝，而没有随着科学的发展与时俱进。可见，在这方面，是不需要什么重大创新的，我们不需要把精力和时间浪费在这里。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解决现实问题上，创造性的发展已经成熟的理论成果，不要企图有什么大的突破。哲学上有个“奥卡姆剃刀”原则，说的是不需要的概念就是多余的。我认为在人类生活中真正需要的理论实际上也是不需要那么多的，许多科学研究只不过是学者们的智力游戏。历史上的智者所创造的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只要真正掌握了都是可以差不多满足实际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