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政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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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初，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经政治局几次讨论，他将汇报的问题概括为十大关系。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对十大关系作了报告。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发表讲话，对十大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讲话精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各种矛盾关系。讲话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明确了党对每一种关系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这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他还说，一切善意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也要养起来，骂得无理就反驳，骂得有理就接受。他要求抓好“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2]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是的一贯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初步形成，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对于当前进一步搞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共产党是多党合作的组织者、领导者

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斗争中必须联合其他民主政党，马克思、恩格斯早就作过论述。他们认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3]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4]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接受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教训，摒弃“清一色”理论，积极倡导多党合作。1935年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在宣言中号召各党各派各界各民族大联合，一切为了抗日。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宣布“共产党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5]这表明共产党和派实行合作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

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抗战初期，就指出：“离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6]同样，离开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中的多党合作也不能建立和坚持。当时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即“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我们代表中等阶级和开明绅士。”[7]但要“保证共产党员在这个政权中占领导地位。”[8]

此外，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党则主要实行政治领导，推动派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响应共产党的政治口号。为了在多党合作中完善共产党的领导，还明确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9]这说明党对各派的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党依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模范行动，吸引和团结派共同奋斗。虽然当时各派没有公开提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在重大斗争的关头站在共产党一边。如1944年9月24日，重庆各党派和各界人士500余人在迁川大厦礼堂集会，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民主同盟领导人章伯钧慷慨陈词：“中国共产党提出举行国事会议，民主同盟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共同主张召开党派会议，实行联合政权这一条路，这是国内舆论!”“我们要为实行三民主义而奋争，就应该召开各党派会议，不要等到亡国以后。中国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保证了多党合作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二、支持各派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

鼓励支持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这是统一战线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创造性地运用。同志说：“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也不主张共产党的，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10]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派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中处于参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策，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作用。“三三制”规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11]以此来推动在全国建立多党合作的政权。“三三制”原则是通过普选实现的，它不仅要实行于参议会，还要实行于政府机关，选举党外人士参加政权，决不是为了装璜门面，而是要真正做到使他们有职有权，在政权中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指出：“三三制”是党的真实政策，不能敷衍塞责，为了执行这个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民主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12]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参加政权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外人士尊重信任，真诚相待，热情照顾，主动帮助，逐步形成了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好传统，使各级政权的工作做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更加活跃起来。

“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意义十分重大。其一，有利于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员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要争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共产党要代表和吸引广大人民群众，首先必须有正确的主张和行动，它要求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平等态度和民主作风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这对于促进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团结一切抗日民主力量是十分有益的。其二，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三、政治协商、互相批评监督

同志曾告诫全党：“共产党必须和其它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13]为了搞好政治协商，我们党还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协商基本原则：一是涉及全局的大政方针必须经过协商；二是要真协商，事先协商，鼓励讲真话把意见提出来。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讲道：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14]如李鼎铭先生，在1941年11月陕甘宁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就被我们采纳了，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三是重大决策要取得多数同志的同意才能实行。强调：“绝不可认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15]我们党除了在抗日根据地，对将要提出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虚心听取意见外，还通过中共代表团和各派保持密切联系和接触，向派通报情况，介绍我党的方针政策，开展政治协商。

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注重通过各种形式同派成员广泛接触。黄炎培是中间力量的代表人物，等对他做了许多工作，最后他终于跟共产党走。还是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钧等人家中的常客。他经常同朋友们在一起讨论国内国际形势，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同时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皖南事变前，对国民党让一步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的意见，就是听取了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后向党中央提出的。

政治协商，促进了党派之间政治上的互相了解和支持，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更加坚定有力。共产党高度重视发挥派的批评监督作用，这是因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到人民的监督。”[16]正是从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出发，我们党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建议。“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17]另外派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丰富的政治阅历，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代表性，能够帮助共产党克服缺点，修正错误，使共产党更加强大。

四、共产党有责任关心支持帮助派健康成长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要巩固发展，一要共产党领导坚强有力，二要派健康成长，发展壮大。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十分重视关心支持帮助派的工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迫害派和民主人士，在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把郭沫若、何香凝、章伯钧、柳亚子等一大批人送到香港。

当派由于认识不清同我党产生不同看法时，南方局的领导同志总是给予耐心的解释和帮助。如皖南事变后，我党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许多好心的朋友来到曾家岩50号会见、董必武、劝我们再作一次让步，如果再失信，大家共进退。、董必武耐心地向他们说明的反动政策和我党的立场。除表示我党不能出席参政会外，还提醒他们不要上当受骗。

在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等组织了“统一建国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1941年3月19日，在统一建国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推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我党的《解放日报》当即发表社论，称之为“民主运动生力军”。它的成立对发展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坚持和巩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都有重要意义，因此，从一开始就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

派的政治进步，是多党合作的可靠保证。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等派和民主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中，给予我们许多积极支持和帮助。并同派的领袖们交往频繁，经常出席他们的集会，热情接待各界朋友们的来访，参加他们的茶会、酒会、聚餐会、联欢会、报告会等，向他们讲解国内外形势，阐述中共的方针政策，倾听他们的见解，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中间党派的联合和进步。

1941年3月2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常委梁漱溟向报告了民盟去香港办报的计划，得到的热情支持。6月20日梁到达香港后，在中共驻港办事处等具体帮助下，开始筹备出版报纸。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正式出版。它对于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起了积极作用。

中央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与发展，是中间力量初步结合的结果，也是共产党支持帮助的结果，它对于巩固和加强共产党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复杂的斗争中，派也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和错误，我们党总是坚持原则，严肃地进行批评帮助，使多党合作健康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政党学说。最近，同志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就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听取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持和促进我国政党关系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18]政党的政治理念和运作机制，对社会和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我国政党政治的基本格局和运作机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体现了具有和谐性质和特点的政治文明，必将有力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