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自嘲诗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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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福是祸，鲁迅作为一种共享的话语，都早已渗进了现代汉语的深处；而且，在这种新兴的话语传统中，语言学和政治学是如此互渗，有时候简直就难以厘清——究竟哪些只是政治家的发明，哪些才是文学家的创造？

（一）

回到久违的母校南京大学，见校园里多了一尊青铜雕塑。远远望去，那是一头甩蹄欲奔的驮畜，但因其造型手法写意而粗犷，尚不敢断定是何方神兽。再等走到近前，却感到有点意外：如此狂野不羁的一副造像，竟配上了这般憨态可掬的名字——所谓“孺子牛”是也！

名与实之间的此种反差，吸引我驻足多打量了几眼：凭着美学一行的敏感，这尊雕塑的风格，无论如何都是古拙而变形的，你说它更原始也行，说它更现代也罢，反正是毫无俯首帖耳之意，不像农耕文明的犁田工具，尤其是不像可以牵在小孩子手里“过家家”的驯顺玩具。不知道那么多饱学之士，又天天路过这里，何以出现这等趣味差错？

更有意思的是，我很快又从当时的校报中得知，原来造成这种文不对题的，并不是雕塑的原作者熊秉明，而是隔着行当的物理学家杨振宁：

这头牛的动态是失蹄的，又是奋起的。处在极端的困境，又正充满信念，以顽强的意志和磅礴的生命力站起来……杨先生经过巴黎，在我家看到这头牛的原作，脱口而说：“这可以命名为‘孺子牛’。”无疑，他想起了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还有一句话是大家所熟知的：“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杨振宁看到“孺子牛”是三十年前在巴黎。没有想到今天能放大，铸铜，立在祖国的大地上了，在我所出生的南京，在我父亲曾经服务过的南京大学。真可说是奇异的、神秘的巧合。（《南京大学报》，2002年5月30日）

于是便掐指推算开了：熊秉明这番话是2002年讲的，如果他的记忆没有出错，那么拿2002减去30，则杨振宁最早在巴黎看到这尊雕塑，应当是在1972年左右，恰值这边国门死死关闭之时。由此一来，真正令人惊异的，就不是杨振宁这位物理学家，竟会不了解“孺子牛”一语的原典出处，他毕竟只是学有专攻的物理学家，而是这位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在与大陆交通很少的情况下，竟会如此本能地熟悉毛话语，让“孺子牛”的革命新解脱口而出！

我无意多拿杨振宁说事儿，特别在娱乐版上已然太过热闹的时刻。然而，他这种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却可以作为某种突出的表征，帮我们咂摸出好多滋味。比如，就本文关注的要点而言，它相当突出地显明了：不管是福是祸，鲁迅作为一种共享的话语，都早已渗进了现代汉语的深处；而且，在这种新兴的话语传统中，语言学和政治学是如此互渗，有时候简直就难以厘清——究竟哪些只是政治家的发明，哪些才是文学家的创造？

由此又联想起另一件事。上学期最后一堂课过后，尽管我刚刚对鲁迅的悲剧观念提出了不同看法，仍有一位同学怯生生地走到讲台前，大概是鉴于我方才同样这么“脱口而出”地背诵过鲁迅，而天真烂漫地问了这么一句：“老师……小时候还是很爱读鲁迅的吧？”

怎么回答这恍如隔世的问题呢？——其实我们这代人，尴尬就尴尬在，哪有不是读着鲁迅的作品长大的？往好里说，在那个批量生产“齿轮和螺丝钉”的年代，这种受到例外恩赦的阅读，总还能为个性发育保留些许空间，甚至刺激得脑后长反骨处暗自发痒。往坏里说，那年代再不读鲁迅，还能有别的什么书可读？到哪里去寻找至少还讲究一点笔法意趣的文字？到何处去获得哪怕只是能教你多识几个中国字的书本？

只是，恐怕针对鲁迅的复杂心结，也是早从那时起便已种下根苗了。正因为全都熟读过他，甚至可以下意识地背诵他，人们才这么真心诚意地在乎他——不信再过一两代人看看，还会不会有一大群人天天拥到网上，真心诚意地为了他而动气上火？可话说回来，又正因为即使在鲁迅拥有最多读者的岁月，也说不清那阅读行为究竟是出于主动选择，还是被动灌输，所以人们在提到这位最有影响的作家时，内心深处也肯定潜藏着不谐和音。

而无巧不巧，杨振宁当年脱口道出的“孺子牛”三字，正可作为一个突出的案例，来说明从鲁迅身上升腾的迷雾，当年是怎样循着政治诠释的进程，层层加码地衍生和推广开来。正因为这样，我才希望自己的下述努力，可以帮助稍微摆脱目前这种单纯表态式的争论——那无非标示着智力上的绝望罢了！

（二）

很显然，杨振宁所以能脱口讲出“孺子牛”来，并不是因为有了左丘明，而是因为有了。因此，本文接下来的考察，就要先从的相关言论入手。在我看来，这位政治人物给出其独特解释的历史语境，由于受到他自身巨大卡里斯玛的蔽障，并没有得到设身处地的理解。

不管是什么原因，对鲁迅作品的个人爱好，总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姑且只从他在中央苏区落魄时（1933年底至1934年初）跟冯雪峰讲定“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算起，那么，到他临终前不久（1975年8月）在专为他特制的线装大字本《鲁迅全集》上写下“吃烂苹果”字样为止，对于鲁迅的趣味爱好，也是至少持续了四十余年，而且真真正正是终生不渝。

本来对于任何别人，都可以高高挂起地说——“提到趣味无争辩”。唯独对于高居于公共舞台的政治领袖而言，特别是对于这么一位具有这等个性的政治领袖而言，却必须警觉地意识到，他的个人趣味实在是很难限定在私人领域。事实上，仅仅在几年之后，随着在政治上的东山再起，他对于鲁迅的这种热衷就开始被推广成为公共判断，并逐渐演变成思想的组成部分。

只有理解了上述原委，才可以历史地领会到，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所讲的那番话，虽然那样的出人意表，亦不无强作解人之嫌，却并非出于一时之心血来潮：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论鲁迅》，1937年10月19日）

在本人的字汇库里，肯定是找不出更高的评价了。可认真分析起来，政治思维和文学思维在这里却搅到了一起。就其“出语惊人”的效果而言，俨然是在做一首悼亡诗，由此无论是本着他本人的诗人天性，还是鉴于被追悼者的文豪地位，都使他不由遵循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遣词规则。然而，从他那“斩钉截铁”的口气来体会，这位政治家对一位文学家的高度评价，却又并非建基于文本细读和生平研究的基础之上，也并非建基于对于整个文坛的了解和对比之上，而是不容分说地代入了自家的政治方程。由此就可能出现这样的佯谬：如果在讲演中对于鲁迅这株“独立支持的大树”的判定是正确的，那么针对此一判断本身，当年恐怕就惟有一个人敢跟他进行商榷；可惜此人早在一年前便已过世了，而且我们也不难想见，假如他依然健在的话，亦未必就会被这么敞开了拔高。

但毕竟君无戏言，这个惊世骇俗的“鲁迅主题”就只有接着往下发挥了。于是，到了写于两年多以后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顺应着承继五四新文化之运祚的要求，对于鲁迅的赞誉也从“圣人说”发展到了“主将说”：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0月）

从语感上细细体味，这段略嫌欧化的全无保留的颂扬，恐怕是先由哪位更熟悉外来句式的秘书代为起草的。但不管怎么说，既已获得了的签名认可，它那排比句式便狂飙般地横扫过来，迫使整个文坛的生态都要为之丕变。做过鲁迅论敌的人们就不必说了：他们要么铁了心去恨乌及屋，也用同样简单的政治方程来化约鲁迅；要么则心惊胆战懊恼不迭，悔不该因一时口角或意气而打上了终生的政治污点，那污点就像植入体内暗中作响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把自己炸得魂飞魄散。

另一方面，似乎不无意外的是，那些有幸引鲁迅为同好的人，居然也面临着相当严峻的——甚至很可能是更加严峻的——角色调整和风格转换。在这个意义上，近来爆出的那个据说曾向当面追问过的“假如鲁迅还活着”的问题，应当早在四十年代初便已尖锐地提出了，而且就其根源而论，真正提出此种疑难者亦并非旁人，正乃大政治家自己。其间原委不便在此详谈，我们仅限于指出这么一点也就够了——仅仅在不到两年之后，就已经在他那篇影响至巨的《讲话》中，针对着从《三八节有感》到《野百合花》的种种犯规，尝试着回答这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了：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语锋一转地答道：解放区的天既已是“明朗的天”，那么就算“鲁迅还活着”，他也照样乐于改变自己的文风，而且在“风格就是人”的意义上，他也照样乐于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不会再那么冷嘲热讽、执拗负气，更不会一味地灰暗抑郁、刻薄孤愤，而只会满腔热情、大声疾呼、平易近人、喜闻乐见。平心而论，《讲话》原本就发表在时期，原本就是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上述言论亦属题中应有之义。只是，原本针对鲁迅之特立独行格调的高度赞誉，从此便只能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了。

事实上，只有深入到上述两难语境，平衡地感受到在本人的趣味偏好和革命战争的集体要求之间的微妙张力，才能真正体味到当时某一番具体言说的复杂动机。而讽刺的是，那些动辄用“孺子牛”一语来感动或自我感动的人们，要么忘记了，要么从未晓得过，对于“孺子牛”一语的创造性解释，同样是在的氛围中、而且是在同一篇《讲话》的结尾处，被信手拈来的一段华彩的自由发挥——只要稍微恢复一下上下文就可以嗅出，这段自由发挥跟他前面讲的那番话，在文气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从必须推行的政治逻辑来判断，上述解释虽属信口开河，亦不无妙手偶得之处。它率性截取了鲁迅的两行诗，既使之与原有的上下文分割开来，又把它嵌入到革命集体主义的话语之中，而且看上去拼合得简直天衣无缝。由此一来，他就一方面藉此加强了自己原先的趣味判断，继续维护了鲁迅令他心仪的特立独行个性，另一方面，却又向那些欲步鲁迅后尘的人们，重申了革命集体的严明纪律。这正是标准的毛式“辩证法”！在这种“辩证的”诠释之下，鲁迅原本就突出和罕见的个性，愈发地具有惟一性了，因而也愈发地望尘难及了。

（三）

没有理由去低估。所以只能合乎逻辑地推断：当他把这两行诗从鲁迅文本中断取出来的时候，本不过是在有意为之和借题发挥，以便在通篇《讲话》的最后，以“赋诗言志”的传统手法再来活跃一下凝重的气氛，也再度总结调和一下自己那两种看上去有些抵触的论点。就冲的国学底子，实在是难以相信，在他把这两行文字从那首绝不难懂的打油诗中摘引出来之前，还能当真看不懂它们。然而，捉弄人的历史玩笑却在于：由于这位政治人物的巨大个人分量，鲁迅这首诗经他这么随口一解释，反倒从此果真疑团重重了——就算此后不会没有明眼人，怕也只能掖着明白装糊涂了。

于是就只好破点功夫从头析读。应该说明的是，若不是偶然被引用过，鲁迅这首牢骚满腹的打油诗，就像他的类似涂鸦之作一样——比如他写于同一年的那一组《教授杂咏四首》——原不值得这般郑重其事，花的功夫竟比把它戏作出来还要大许多！

三尺小童皆知，这首打油诗的标题是《自嘲》。然而“自嘲”二字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往也是并不深究的。其实，哪怕只从这个题目的字面，也可以立刻明确下来以下两点：第一，且不管鲁迅来到解放区后文风会发生什么变化，这首诗毕竟是写于1932年的上海，仍然反映了他惯用的笔法，即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换句话说，除非这位文学家犯了“小儿科”的错误，那么在这样的标题下，则所有的诗句都势必冷冷地含有嘲讽之意，而不会像他早年的“血荐轩辕”那般灼烈烫人。第二，然则这一回他的嘲弄对象又有所不同——比如不像上面提到的《教授杂咏四首》那样，去挨着个儿讥讽钱玄同、赵景深等人——相反，选择以“自嘲”二字为题这本身就决定了，不管作者骨子里是否以退为进正话反说，他在表面上总不会针对别人。换句话说，除非这位文学家犯了“小儿科”的错误，那么这首诗至少在字面上的挖苦对象，便只能是作者自己。

破题以后，再来重读这首虽已家喻户晓却未必真被读懂过的七言诗：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自嘲》）

平心就其总体格调而论，不管作者有没有注明，这都算不上什么精心之作，充其量不过是顺嘴调侃而已。甚至，除了诗中的第三联之外，也并无必要煞有介事地加什么注释，因为字面本身就一览无余。不过，这种情形随即就提示了我们：要说真有什么值得注意之处，那也恰恰在这刺眼的第三联——正是后来被截取的那两句——它们在文字风格上不无突兀，忽然变得庄重和工稳起来，还正襟危坐地掉起书袋来，读上去总嫌不那么“打油”。

那么，这种风格上的不连贯是如何造成的呢？对此，鲁迅早在其《日记》中为此预留了解释线索：

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

（《鲁迅日记》，1932年10月12日）

在上文的小引中，“达夫赏饭”即郁达夫请众人吃饭，“闲人打油”即鲁迅即席戏作小诗，这些都向无异议；至于“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云云，究竟是“偷”了什么，又跟什么“凑”在一起呢？依我看来，相对可信的记述，还要数《“孺子牛”的初笔》一文所披露的席间情景：

鲁迅到时，达夫向他开了样玩笑，说：“你这些天来辛苦了吧。”

“嗯，”鲁迅微笑着应答，“我可以把昨天想到的两句联语回答你，这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看来你的‘华盖运’还是没有脱？”达夫继续这样打趣。

“嗳，给你这样一说，我又得了半联，可以凑成一首小诗了。”鲁迅说。（按：鲁迅所言偷得半联即由此得首句“运交华盖欲何求”。）到席散，达夫取出了一幅素色的绢要在席的各人题词留念。鲁迅所题的就是上面所说起的两句。

（魏殷：《“孺子牛”的初笔》，《新民报?晚刊》，1956年12月6日）

依上文之解释，所谓“偷得”的半联，便是“运交华盖欲何求”之句。由此就不难想见，正是席间诸如此类的闲言碎语，加上早已憋在心头的两句联语，随机地“凑”出了这么首打油诗。由这个拼合过程又可推知，当时的写作过程确实是相当随意的文字游戏；或正因乎此，《日记》中的记录才跟公开的文本有所出入，漫不经心地把“破帽”记成了“旧帽”、把“漏船”记成了“破船”。进而，我们也就有理由猜度，在尚未由着谈兴把这些句子“凑”到一起之前，很可能就连鲁迅自己也未曾料到，自己最终竟会以“打油诗”的形式，来发表憋在心头很久了的、由两个冷僻典故组成的对联。唯其如此，全诗的格调才留下了抹不平的裂痕。

接着又要试问，鲁迅心头究竟为什么会长久地憋着这两个典故呢？它们又分别对应着作者怎样的心态呢？幸而，除了这首语焉不详的打油诗之外，作者此前还分别就此写过一封信，清晰披露了真实的想法。

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而上海文坛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哀其无聊，付之一笑。上月中旬，此间捕青年数十人，其中之一，是我之学生。（或云有一人自言姓鲁）飞短流长之徒，因盛传我已被捕。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我之罪状，或叙我之住址，意在讽喻当局，加以搜捕。其实我之伏处牖下，一无所图，彼辈亦非不知。而沪上人心，往往幸灾乐祸，冀人之危，以为谈助。大谈陆王（黄）恋爱于前，继以马振华投水，又继以萧女士被强奸案，今则轮到我之被捕矣。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

（鲁迅：《致李秉中》，1931年2月4日，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

（鲁迅：《致李秉中》，1931年4月，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天下竟有这等的巧合！鲁迅这两封信竟是写给同一位收信人的，写信日期也都同样略早于写作《自嘲》的1932年。这样一来，它们就白纸黑字地排除了生出任何歧义的可能。换言之，完全可以把这两封书简，看成鲁迅为那首打油诗所写的亲笔的和最权威的注脚。信中那种板上钉钉的夫子自道，跟鲁迅亲手拟定的标题一样，全都准确无误地表明了：无论是所谓“千夫所指”，还是所谓“为孺子牛”，都无非是作者徒唤奈何的自我嘲讽——它们要么用来自叹“人言可畏”，要么用来自叹“舐犊心切”，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四）

按说，有了如此明确的现身说法，原是不难循着它验之于原典的。然而长期以来，针对着这首小诗还另有一种更加强大的解释动力，它足以把如何解释两个古代典故的细小问题，牵连成可以随便怎么上纲上线的重大问题。

以郭沫若的渊博与阅历，焉能不对此中的奥秘心知肚明？由此也就难怪，他在这方面惟一能做的事情，便只是一再复述的权威解释。比如他曾经这么讲：

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倍的认识鲁迅，加倍的体验鲁迅精神。“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要有甘心做牛的精神，然后才有“横眉冷对”的胆量。

（郭沫若：“鲁迅和我们同在”，1946年10月20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第161页）

再如他还曾这么讲：

鲁迅脍炙人口的两句诗：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把鲁迅精神表示得非常圆满。

（郭沫若：“冷与甘”，1946年12月21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第200页）

光这么人云亦云也就罢了。郭沫若后来走得实在太远，不光在应景做诗时对此亦步亦趋——如他的那首“我亦甘为孺子牛，横眉敢对千夫怒。三味书屋尚依然，拈花欲上腊梅树。”（郭沫若：《题绍兴鲁迅纪念馆》，1962年10月28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第220页）——而且，根据《郭沫若年谱》（龚济民、方仁念编，第117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的记载，他还在1962年1月7日，即在读到那首教正他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次日，似非巧合地写下了《孺子牛的质变》一文，略显奇怪地考证出，鲁迅化用的“孺子牛”一典，出自清人笔记中的一段冷僻记载：

同里钱秀才季重，工小词。然饮酒使气，有不可一世之概。有三子，溺爱过甚，不令就塾。饭后即引与嬉戏，惟恐不当其意。尝记其柱帖云“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真狂士也。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

真是再有意思不过了！实则，“孺子牛”一典在明清文集中并不罕见。如明人邵宝即有诗云：“草径晴嬉孺子牛，花经新雨是天休。李三郎畔频移座，黄四娘边漫系舟。画笔可无才点染，诗家愁有韵拘囚。吟余再读青年赋，却笑杨园猗亩邱。”（邵宝：《容春堂集?海棠六首》）再如清人吴伟业亦有诗云：“击鼓喧阗笑未休，泥车瓦狗出同游。生成岂比东邻犊，觳觫何来孺子牛。老圃盘飡夸特杀，太牢滋味入常羞。看他诸葛贪游戏，苦鬬儿曹巧运筹。”（吴伟业：《梅村集?茄牛》）然而显而易见，跟前文中那位钱秀才所谓“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的对联一样，上述两首诗也都充满了嬉闹放浪之情，正说明明清作者对于“孺子牛”一典的化用与理解，恰与鲁迅充满苦涩的自嘲不同。而郭沫若又是何等样的聪明人！我们看到，当他强辩“在这里，真正是腐朽出神奇了”的时候，显然已是意识到了这种落差。那么，他到底为什么不去径取原始的出典，而偏偏曲意求助于后世的用典呢？难道他不晓得这样做是于理不合的么？

天机恰在这里！在我看来，郭沫若越是撇开原典不提，也就越发清楚地表明，他早已看穿了此中的奥妙——那两个典故的本意，实在太跟的解释背道而驰了，于是在那个要命的节骨眼上，便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就算不能为政治正确的解释提供佐证，也至少先帮着把鲁迅的本意弄得朦胧些。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上，实在是不怕糊涂、就怕较真的……

谢天谢地，现在总算可以保持着正常心跳来回顾这段渐行渐远的历史了，惟在此时我们才能恍然大悟——原来竟可以如此简易地透过原典，清楚地洞悉鲁迅当年的真实意图。

一言以蔽之，鲁迅究竟为什么要用“千夫指”的典故呢？无非是借用《汉书?王嘉传》中引用过的里谚——即所谓“千人所指，无病而死”——来嘲笑自己竟已无可奈何地陷入了众口铄金的险境。鲁迅又究竟为什么用要“孺子牛”的典故呢？也无非是借用《左传?哀公六年》的故事——即所谓“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杜预注：孺子，荼也。景公尝衔绳为牛，使荼牵之。荼顿地，故折其齿。）”——来嘲笑自己如今竟也甘心为子女当牛做马了。如若不信，完全可以翻回前页，拿这两个故事对照他那两封信，看看是否毫厘不爽？?

结论就这么水落石出了，听起来还这么平淡无奇！让我们不厌其详地再来总结一下：甚么才是长期以讹传讹的“孺子牛”呢？首先，在原始文献中，那是一位梗直的大臣用来批评齐景公的用语：这位国君是如此地溺爱子女，竟然不顾尊严和体统，衔起一根绳子扮作老牛，好让年幼的儿子牵着取乐，不料这孩子却摔了一跤，连父亲的门牙也扯断了，由此留下了千古笑柄。其次，在鲁迅笔下，则是在借用上述故事来表达自身的无奈：他原已对人生万念俱灰，哪里还希望传宗接代，不料无意间却添了儿子，虽明知从此多了家室之累，却又受舐犊之情的驱使，只得勉力为儿女当牛做马，此间不无让列位见笑之处，差可比齐景公当年对孺子的溺爱……

实在不必再提供什么旁证了！不过，还有两首同样自幼背熟的鲁诗，此刻已然遛到了嘴边，且又跟“横眉”“俯首”一联若合符节，就引证出来聊博读者一粲吧。其一曰：

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

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

（鲁迅：《报载患脑炎戏作》，1934年）

这首写于同一时期（两年之后）的、同样是被“戏作”出来的打油诗，居然同样是以“横眉”来自况，而且同样是在对八卦新闻表示愤然，甚至还同样针对着有关自己的胡编乱造的“死讯”！你说巧也不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鲁迅跟现代媒体的复杂关系，也还属于过渡类型的“中间物”。一方面，他无疑已从媒体中大大受益，就连自己的后期写作方式，包括下笔的对象、风格和文类，都已受到报纸花边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一旦媒体炒作到自己头上，他还不能像现在的公众人物那样，坦然地面对它那追求和制作卖点的规则，甚至欢迎一切能够吸引眼球的飞短流长。

其二曰：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

（鲁迅：《答客诮》，1931年）

这首写于一年前的诗，无独有偶地，还是针对着鲁迅的为父之道，说出来的也还是那句老话：我偏要溺爱自家的孩子！此间值得注意的，首先还在于该诗的标题，它不仅说明当年确曾有人对此看不惯，也说明作者当年确曾因此而感到了压力。老来得子，原本就更觉珍贵，也难免有些流于溺爱，偏生这孩子的出身，又恐难为世俗所容，更疑心有人戳脊梁骨……不过，这类心结只怕都是次要的，更加深层的刺激还在于：正像“怜子如何不丈夫”这一句所暗示的，其实日常语境中的周豫才、周树人等等，和公众形象中的迅行、鲁迅等等，有时完全可能是判然两个人的。唯其如此，才会有人指着作者精心打造的面具质问：像你这样的豪杰丈夫，竟也如此情长气短么？就算别人没有这样的疑虑，鲁迅本人也未必不会感到惶惑吧？

（五）

不像他那些不成体统的新体诗，鲁迅的旧体诗虽则不多，却很能见出功力和才情。尽管他恨不得立时就毁了那古老的中国文字，这种经由长期文化积淀的符号系统，仍然赋予了他足以自成一家的形式感与表现力。只要他能把自己招牌式的强烈情感浓度，贯注到它简洁而严谨的诗律中去，并且保持住饱满和聚敛之间的必要平衡，那么，他就几乎可以信手天成地写出老辣沉雄的佳句。比如他那首“如盘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鲁迅：《悼丁君》，1933年），再如他那首“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鲁迅：《悼杨铨》，1933年），都是这类在激怒之余奋笔写下的经得起推敲的诗作。

然而，上述判断却概括不了鲁迅的打油诗，尽管那从形式上也可以算作旧体诗。那种皮笑肉不笑的滑稽笔法，更属于周作人、聂绀弩等人的专长。而相形之下，鲁迅的心气则要激烈得多，急切得多，玩不好这种皮里阳秋的文字游戏。即使他主观上想要突破这种限制，尝试一下这种寓庄于谐的诗歌游戏，亦很难写得圆熟和从容。他总要劈头盖脸地骂过去，流于直露和表浅，缺乏相应的幽默和韵致。

进一步说，即使在鲁迅为数不多的打油诗中，正如前文分析过的，《自嘲》一诗仍因“拼凑”的痕迹太重，而留下了特别的形式缺陷。在它的总共八行句子中，其余六句都是信口编出的，尽管平白寡淡，总还保有了语感的连贯；这就更把早已定型的“横眉”“俯首”一联晾了出来，使之显得突兀、生硬和不自然。在此意义上，不管这两句嵌到其他上下文中，会显得何等工稳、对仗和渊博，但仅就一首打油诗的应有格调而论，它们都更像是某种败笔。而由此说来，责任或许就并非都在了——这首诗的前几句，都在叹息自家命穷运蹇，一副无可奈何的腔调，不料到了生硬插入的第三联，却横眉怒目地盯紧了外边，也难免就把阅读的注意力引向了外边。更其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种风格上的不协调，才闪出了任由别人率性发挥的裂缝，而又正是这种任性的发挥，才使得这首小诗阴差阳错地成为自己最传世的名篇。鲁迅地下有知，怕亦只能哭笑不得了。

可话又得说回来。虽然谈不上什么艺术成就，但鲁迅的这首诗，尤其是他的那两句诗，仍然有助于去生动地还原一个执拗孤傲的个性。骨子里，这两句诗的弦外之音，无非是一个“索性……偏不……”的句式罢了——我居然已经犯下众怒了吗？那么我索性硬着头皮被你们骂死，偏不跟你们达成和解！我居然算是溺爱孩子的吗？那么我索性俯首下心地任他跨骑，偏不听从你们的劝诫！对于这种登峰造极的我行我素，仅仅套用所谓“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来解释，怕是远远不够的。生性孤僻的人古已有之，落落寡合的人古亦有之。然而，在“道不孤，德有邻”的传统伦理范导下，无论一个人怎样的难相处和不合群，他也不会反以夸耀这种个性为荣，反以放纵这个秉性为高。所以，只有在西风裹来的现代性浪潮中，这种个性才会因其先对所属社会做出了总体的黑暗判决，连带着也把自身转变成刀枪不入的黑洞。就此而论，尽管从表面上看，是鲁迅站在外部文明的基点上，向着整个国民性及其背后的传统文化扔出了投枪，但从深层体会，倒是那个已被割裂的文化传统转而报复了鲁迅，使他原本就倔强孤傲的个性，愈发深陷于“社会化不足”的自闭状态，无法基于人际这一向度而超越出自身。

更有意思的是，行文至此应能想到，其实鲁迅的这首打油诗，本身并没有多少妙处，倒是对它的创造性借用，显得相当精彩。尽管他对“横眉”“俯首”一联的辩证发挥，肯定属于成心成意的误读，但这却给了这位大政治家一个机会，把他对于革命分子的爱憎要求，响亮地和富于文采地表达了出来。毫不夸张地讲，把一首原本不阴不阳的打油诗，改造成铿锵有力的革命口号，这真可以被看作解释学原理的经典案例了。正因为如此，鲁迅的这两句诗——尽管夹带着其被大大曲解的释义——才会这样地深入人心，甚至教化过一个当时远在异国的华裔物理学家。此外，行文至此还应能想到，经由的创造性解释，鲁迅的这两句诗，与其是像俗常理解的那样，充分反映了鲁迅性格的两个侧面，毋宁是于无意之间，展示了本人主观世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作为个体的他，出于对另一个个性的同情理解，表现得那样喜爱和尊重个性；另一方面，作为组织首领的他，出于对政治部落的维护，又表现得那样反感和抵制个性。我们基于这种《矛盾论》的法则，来反观中国革命中的许多对立的事实，大概比仅仅归咎为“伪善”或“钓鱼”，要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罢？

但无论如何仍需记住，误读终归还是误读。鲁迅这首皮里阳秋的自嘲诗，既已摆出了愤世嫉俗的姿态，那么说到底，作者虽在明文中嘲笑自己，暗地里却肯定是在讽刺别人——他要讽刺这个由乌合之众组成的世俗社会，竟然容不下一个率真的性情。然而，假如依从的断章取义，鲁迅在这里就只能弄巧成拙了。假如他所谓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本意上并非针对自家的子嗣，而是针对着“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那么诗中煞有介事的引经据典，岂不是闹了天大的笑话么？岂不是把天下苍生都说成自己的儿子么？再说，假如他所谓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本意上是要表达某种热诚，他又为什么要冠以《自嘲》的题目，以不甘和无奈的情绪对之解构呢？这岂不是大煞风景和大不敬么？

很难确切搞清，对鲁迅的不离不弃的文字缘究竟是何时发端的。比较合理的推断是，那应当是一个对他本人而言相对内外交困、心情比较灰暗的时期，比如在他写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2月）这类诗句的前后。当时的，尚没有“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的自我扩张，也没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志得意满，倒有几分“英雄末路”的失意，因而心情上较易与平凡人亲近，于是也较易与鲁迅的苦闷与彷徨相通。说得更具体些，在那样一个时期，外部的世界还没有被高涨的主体精神所充溢所覆盖，相反倒往往要作为悲壮心境的外在背景，映衬着一个虽雄才大略却前途未卜的、正苦斗于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孤寂个性。

虽然很快就斗转星移了，但对鲁迅的态度却表明，他仍在忠实于他自己的第一阅读印象。即使后来到了他强令鲁迅后学尽废武功的时候，他对于鲁迅本人的热情也仍然并非言不由衷的。或许可以这么说，在最开始，这是一个孤高个性跟另一个孤高个性之间的共鸣，而到了后来，这则转变成为惟一可以扩张的个性跟惟一得以留存的个性之间的唱和。

然而检讨起来，在向鲁迅表达热情的时候，以及在他以鲁迅为由头来表达文学见解的时候，毕竟存在着一个极易造成被动的缺失——那就是当这位政治家闯入文学领地之后，却发现自己缺乏必要的美学批评话语。于是，他就只有利用自己最为擅长的政治话语，把真正成就了一位文学家的感性的深刻（此乃鲁迅之所长），误判成为他在社会历史方面的理性的深刻（此恰鲁迅之所短），从而给文坛带来了号令上的混乱。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对比一下马克思当年是如何表达自己对于莎士比亚的阅读感受的，或者列宁当年是怎样表达自己对于托尔斯泰的阅读感受的，就应当公允地承认，那些论说毕竟照顾到了更多的艺术独创性和历史复杂性，因而也就相对避免了不必要的操作困难。

美学话语在那里的缺失，造成了从鲁迅评价问题到判定“利用小说”的一系列困扰。但此处仍然只处理本文追索的论题，即“鲁迅的《自嘲》诗与的解读”之间的关系。坦率地说，不管那样做有多少可被同情的理由，当听到竟有那么多人在违背着鲁迅的本意，把自己说成是别人的（包括全体人民的）“孺子牛”时，还是很难不感到别扭和可笑，因为这从其语义的正解而言，无异于在说“我是你的（或你们的）爸爸”！进一步说，毕竟就马克思的原意而言，本来是再不会有谁应当比共产党人更反对当什么“孺子牛”的了，除非又是哪个贪官因为纵容子女而锒铛入狱，令人联想起齐景公当年被儿子拉得满嘴喷血的笑料。

写到这里，再回想南大那尊名实不符的雕塑，感到诧异的就不再是命名者杨振宁，而是原作者熊秉明了——他居然就能同意这样一种冠名和诠释！这足以证明，当人们把图像语言转换成文字语言时，或者当人们把文学语言转换成政治语言时，总是在发生着这般不可思议的误读，而且每一次的误读，也都有可能落满浓重的历史烟尘。职是之故，就难怪会有如此之多的错上加错，沉积在意识的地平线以下，沉积在心理结构的底层，被人们当作天经地义脱口道出。我们真可能做点儿什么来改变这种积重难返的状况么？事实上，早在动笔之前，我就已经不无悲哀地意识到，无论自己论证得有理没理，都难以消解早已渗进现代汉语深处的误解。我相信，那番别出心裁的解释，不管有没有学术上的根据，都仍会作为“孺子牛”一词的义项之一，甚至作为它最为主要的义项，长期地留存于口头上和心念中。政治对于文学乃至对于文字的笼罩性影响，由此也就可以略见一斑了。

但我终究还是进行了上面的写作。在我看来，别的误读或许都可以随俗，唯独在“孺子牛”的语义问题上，却必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与其说是为了清算区区一个词语，毋宁说是想借助这个个案，来凸现理解文学事实的难度，以及造成这种困难的缘由。仍以鲁迅的《自嘲》这首诗、特别是“横眉”“俯首”这一联所披露的事实为例。本来，若不是已然把鲁迅诠释成“全面”的，而这种判断长期以来又是不容商榷的，那么，就算最热衷鲁迅的读者也会承认，这位文学家的性格是偏执和狭隘的。关键在于，从文学研究的立场出发，对于这样一位已故的文学家来说，即使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也既不可能造成任何伤害，更谈不上什么故意贬低。相反，考虑到从尼采到梵高到叶芝的广泛例证，就算一位精神创造者被施以最透彻的心理分析，其文化建树也决不会因此而受到还原式的抹平。而由此真正受益的，则无疑是文学研究本身了——它可以借机察知更多的奥妙与规律，包括在个性缺陷与文学创造之间的微妙关联。

同样，再以“横眉”“俯首”这两句诗所披露的事实为例。本来，若不是已然把鲁迅诠释成“火热”的，那么，这位文学家天性中的冷僻与多疑，根本就算不得什么秘密。但要害在于，这种在沟通与社交方面的障碍，原本只是他个人以及身边人的烦恼，只要不是附着于和借助于政治权力，弄得非要强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那就绝不会造成整个文坛的灾难。由此也就必须想到：一方面，类似于鲁迅的那种极端个性，哪怕再显得褊狭和疑忌，也理应受到社会的宽容。既然创造性的工作原本就需要创造性的个性，那么，别说少数几位特立独行的人物了，就算独往独来之辈比比皆是，也只会为追求丰富性的文坛大大增容。可另一方面，我们却又万不可忘记，鲁迅式的性格当然是应被宽容的，但那种性格本身却又是决不宽容的，正如他本人临死前丢下的那句名言——“一个都不饶恕！”所以，真要是有那么一天，政治的外力再次君临文坛，把这种愤世嫉俗的性格从聊备一格推许为居于主流，它就有可能把周遭的一切全都黑暗化，从而为社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不待言，本文只是分析了鲁迅的一个用语，而不是鲁迅的全部。毋宁说，这是希望以分析一个用语的困难，来反映全面理解鲁迅的难度。而究竟何时能拂去鲁迅身上的大量政治附着物，眼下根本无法设想具体的时间表。能够想象的只是，非得到了他既不因政治而高、也不因政治而低的时候，这位文学家才算是向我们露出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