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化领导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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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再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爱无疑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但是，对于一个博学善思的民族而言，爱一个人不是指爱他给我们留下和提供的结论，而在于爱他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包括他对我们的批评。提出的那些问题依然困扰着现代人类，他的批评今天依然有力量。自这个伟人逝世后中国与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已经表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就不可能不是一个毛主义者，无论‘葛兰西派’（Gramscians）还是‘阿尔杜塞派’（Althusserians）其实都一样。毛是第一个在历史的终结处开始思考的思想者，在这个意义上，他值得我们去爱戴。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回避他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他对我们的批评。”[1]

――AlainBadiou，ThecultureRevolution:ThelastRevolution？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中，大约是对文化、文艺问题发言最多的一位。这表明：全神贯注于“文化领导权”问题，高度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并坚持不懈地从这个角度阐述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是建国以来思想的重要特征。

与中国社会主义进程紧密相关的思想中包含如此众多的文化、文艺问题，这无疑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挑战。——这既是对政治和历史专业的研究者的挑战，更是对文学研究者的挑战。它几乎天然的使对这时期的文艺问题的研究无法脱离政治和历史。

一，引言：“政治”对文学的专制？

当前，对中国当代文学“17年”（1949－1966）基本特征的描述，是高校教材中通行的“一体化”叙述。所谓“一体化”是指：由于建国以来“政治权力”对于文学的垄断和专制，从而造成了作家、作品的单一化，对待遗产态度的的简单化，由于文学和作家的组织化（指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成立的包括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等机构），而造成了文化的等级制[2]。但是，当着上述论断强调建国17年来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力对文学的垄断”之时，它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其自身的高度抽象和模糊性。

例如，这里的“政治其权力”究竟是指什么？指本人？指一个或多个机构（共产党组织或者作家协会）？还是指“整个左翼文化”的主导地位？――而所有通行的教材都没有明确、正面地回答这一问题。于是，大多数文学系的学生难免这样直接提问：究竟什么是“政治”和“政治权力”？“政治”与“政治权力”与文学和文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就是其“非政治性”？

显然，当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遇到的尴尬，其实是与研究者缺乏对这样如下命题的理解密切相关的：现代政治区别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形态”。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具体而言，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由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追求和诉诸的文化价值体系奠定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合法性（血亲的、天授的、宗教的和武力的）。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也正是由于不理解、乃至努力回避这个问题，才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在今天变得语焉不详和自相矛盾。

究竟什么是政治？当人们提议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事物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从MichelFoucault所谓“从权力的竞争关系中”去理解事物[3]，甚至就意味着从所谓“矛盾”的角度去理解事物。当前者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政治性”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后者所说的：“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其对立面”。因而，在最简明的意义上，所谓政治，也就是对矛盾、竞争着的权力和权力关系的描述。而马克思主义，不过更为强调阶级权力和阶级关系在诸种权力关系中的纽带作用而已。

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和意大利共产党前总书记AntonioGramsci（1891－1937）对于“政治”和“文化”的理解是最为接近的。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通过把文化和权力纳入到阶级关系中去思考，从而瓦解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教条。这在葛兰西，就是发现了“霸权”（Hegemony）一词[4]。

这个词意味着，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文化和传媒等手段造成一种“社会共识”，从而使得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和服从统治――尽管这种统治是与被统治者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而对来说，则是总结了一套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略战术，所谓“文化领导权”是指：革命者在政治、经济和武力等方面不如反动派实力强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而变被动为主动。同样，葛兰西说：权力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这也就是所谓权力有“软硬两手”。他们同时指出：在现代条件下，一个政权能否存在下去，并不简单取决于其武力和经济能力，而是取决于这样的权力是否“合法”，其“软权力”是否深入人心。（所谓的“软权力”就是指“不必强制而为人们所心甘情愿所遵循的权力”。）

根据他们的描述，上层建筑并不总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则意味着悖论或矛盾的两点：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可以臣服于作为“社会共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帮助资产阶级统治自己”；二，而在经济基础发生了社会主义转变的制度下，其上层建筑依然可以是资产阶级的，这一点，也绝不会因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自动完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同样也可以帮助丧失了经济地位和基础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统治自己，甚至听任他们从文化上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合法性。

“合法性”（Legitimacy）和“认同”（Identities）本身首先指涉的是文化问题，涉及审美、价值和性别诸方面，但是，它也涉及国家乃至国际准则的政治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它显然是更为根本性的政治问题。葛兰西进一步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与劳动者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但是，如果它的“文化合法性”没有被动摇，那么革命也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可能真正胜利。如果没有“文化合法性危机”这一条件，那么马克思所叙述的“经济危机”就并非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充分条件。

而则认为：社会主义的“可能失败”，并不在于其经济基础首先被动摇，而在于其“文化合法性”率先丧失――实际上苏联就是如此[5]。

当前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将所谓“一体化”趋势归咎为建国以来所发动的一连串文化批判运动，并认为这些运动本身作为以“简单粗暴的”政治的方式干扰文艺的恶果，表现了的“反智主义”和“反文化”的专制偏好。然而，历史反复证明，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并无特殊的恶感（起码与他的党内同志相比就更是如此），即使发动“”时期，他依然这样告诫党内的激进同事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右派，那怎么成呢？那有那么干净的？”“一个党行吗？党员都那么好吗？派就那么坏？――派还要，政协还要。”[6]

不过，也无庸讳言，整个建国到“”爆发的17年，对于党内“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最大的意见，就是认为他们过于埋头于具体的行政事物（包括经济问题），而不注意“文化领导权”问题，从而放松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文化合法性危机”的警醒。他在1966年10月总结建国以来所发生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中的讨论时这样说：

去年批判吴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红楼梦》，是个别抓，抓不起来。看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7]。

早在1950年，装饰艺术家高庄就曾写信给，直率地称并非某个特定门类的艺术专家、乃至伟大的艺术家，而对此欣然接受[8]，由此既可见毛的胸怀，也表明从来也不是凭借个人偏好简单的介入文化和文学问题的讨论的。实际上，毛的每次对文艺问题的介入，都表现了他对于文化和文学问题的独特理解和深刻观察，更体现了他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对于新中国文化和文艺的深广的忧思，抛开是否“简单粗暴”这一问题暂且不论，198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界对于的文艺观的态度，恰恰可谓十足的“简单粗暴”――这种“简单粗暴”，特别地表现在：毛的批判者们，很可能并没有搞清楚现代政治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而更为讽刺性的却是：他们用来批判毛的武器，竟然就是福科、葛兰西这些西方左翼理论思想（以可疑的“后现代主义”的名义）。

1980年代对文艺思想的简单抛弃，与当年对文艺思想的教条主义理解、宣传采取的是同样一种态度，这种“简单粗暴”的教条主义态度，无力思考和总结为什么一场针对现代专制主义的革命，最终未能摆脱这种现代专制主义的历史教训，而只是通过笼统的“告别革命”，从话语的层面帮助和加强了现代专制主义的永世长存。

突出的是——今天，很多人认为曾经参与、介入的那些文学问题的讨论，由于不过就是这样的“政治专制”的表现，实际上就已经没有什么考虑的价值。我想，对这种无所作为的姿态的批评，首先还不是与其在理论进行论辩，而是使讨论尽可能的回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去。——实际上，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尽力恢复历史语境的努力相当微弱，立足当前的想当然的价值判断则太多——比如说，我们过多的、过于轻而易举的频繁运用“政治专制”这个词汇，而很少分析：从来没有离开特定历史处境的专制／反专制行为，也没有一种离开具体历史语境和条件的专制／反专制的方式。历史领域里这种形而上学的话语技巧，实际上不仅仅是掩盖了具体的专制，而且也一如既往的制造着对历史、现实和知识的专制。——这种态度长期被运用于当代文学研究——例如，类似关于《武训传》和《红楼梦》这样的讨论中。我下面的分析就是要从这两场讨论开头，尝试着把这种讨论恢复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去，然后，逐步思考关于所谓“专制／反专制”的框架在描述当代文学史方面的虚构性、片面性和专断的实质。

二，1951：“《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土地革命的胜利而宣告完成的。这是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展开的。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

那么，《武训传》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为什么“带有根本性质”？

1，土地制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中国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基础是土地制度。

而王朝国家土地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西周的井田制到春秋的初税亩发端，秦的郡县土地国有制，其实就已终结了中国的土地封建制。而鉴于秦劳师戍边的教训，西汉武帝接受贾谊等人的建议，在新开拓的西部边疆地区实现了屯田。至魏初，由于战乱造成的大量田地的荒芜，曹操率先在中原地区推行了“屯田制”，这也就是鼓励农民直接从国家手上承包土地耕种。屯田制一方面使得国家通过土地与农民直接建立起联系，另一方面，则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农民捆缚在土地上。

而自唐中期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以来，规定农民夏秋两季纳税，只在原住址收缴，而不以农民是否定居为准，这就使得“在乡地主”成为王朝国家税收体制承上启下的基本枢纽。因此，我们说，两税制上接郡县与屯田制，下开宋代的“青苗法”和明代“一条鞭”的租税货币化，初步实现了顾炎武后来所说的“融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土地制度。它的推行，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在唐以前，王朝国家统治的基础主要是围绕着皇权建立起来的。而在唐中期之后，在乡地主乡绅阶层在维护这种基础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9]

而自明以来，乡绅和地主阶级成为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主要承载者。这种变迁在晚近思想家如李贽的思想，特别是顾炎武的“封建论”中，有深刻的表达。这些表达的共同处，就在于强调以普天下地主之“小私”而达到天下之“大公”，所谓“天理与人欲”之争，就是皇权与地主之争的复杂的意识形态表述——总之，王朝国家历史上无数次的变法活动，从根本上就是围绕着土地制度的改良、改革来进行的，自唐中期以来，其主旋律就是皇权与地主之间的博弈。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权力，逐渐经历了一个“下行”和向社会、民间“渗透”的历史过程。

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盛世滋丁，永不纳税”的田税改革的推行，权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主要是由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私”的家长制度承载的。这种地方地主和豪绅制度在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和清政府的改良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一方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豪绅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崛起，表明地方地主阶级既是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护者，也是王朝国家文化体系的传人和维护者，另一方面，曾国藩同时也是晚清改良主义的洋务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发起者，这种改良主义运动既表现了王朝国家统治深入到地方的过程，也表现为王朝国家的自我瓦解的趋向——这种趋向在晚清的条件下，是伴随着面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王朝国家“自强运动”展开的，即允许地方豪绅有兴办企业和学校的权力，以促进晚期王朝国家的税收并调整统治方式。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革命者，对地方地主阶级作为王朝国家制度的主要承担者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建立民国”与“平均地权”是近代中国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之不可分割的目标。这也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近代以来的王朝国家改良运动的基本区别。

我们知道，第一次国内革命叫国民革命，也就是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纲领下，如何去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而这个革命的目标就是军阀。什么是军阀？因为军阀的源头，其实就是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新政”中崛起的地方势力，从历史上看，军阀是晚清“新政”的直接产物，因为晚清的王朝改革（新政）既是一个向地方“放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将王朝的攫取和控制深入到地方的过程，正是这个双向的过程导致了清朝的瓦解，同时也造成了近代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比如说，不但近代军阀的源头曾国藩的湘军，而且所有的军阀都是地方势力，无论奉系、皖系还是粤系都是。而最早指出这个历史过程的真实的，就是。是他第一个指出：要打倒军阀，就必须认识到军阀是近代以来中国王朝权力地方化的结果。军阀的根子就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所谓军阀不过是最大的几个土豪劣绅罢了，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就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子，军阀统治的根子在基层、在地方，它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起来的，而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就必然会瓦解。所以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凡40年都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打倒军阀就必须打倒地方势力和土豪劣绅，从而铲除军阀的根子。而这就是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在中国现代国民革命中的意义所在。[10]

一旦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农民革命，我认为也就自然解决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也就明白了农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而是从基层去建立一个现代新国家的必由之路。

2，“乡绅”、“劣绅”与“赢利型经济”

“乡绅”地主阶级是中国王朝国家社会制度的基本枢纽，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乡绅不但承载着有政治经济功能，而且还承载着文化功能，它不但是传统国家政治权力的载体，更是文化权力或者王朝国家制度“文化合法性”的承载者，因此，乡绅问题成为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关键所在，这在社会学领域已经成为重要的共识。[11]

但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扩展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传统意义上的乡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这主要体现在大量的乡绅地主、或“在乡地主”逐步移居城市，其原因：一是由于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二是由于与近代化相伴随的国家赋税的空前加剧和税收的困难，传统的乡绅日益不能担负起代替国家向地方榨取的“重任”[12]。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乡土中国的空间结构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乡绅的淡出和劣绅的进入。所谓劣绅，往往是以包税人的面目出现，搜刮乡里，无恶不作。而率先指出中国农村结构这种重大变化的，同样还是。在一系列早期农村社会调查报告中，毛认为：如果不能以农民的自我保护组织“农民会”以填补这种乡土中国权力结构的真空，那么，中国农村将成为劣绅的天下[13]。

当代学者杜赞奇，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丰富和印证了的现代中国农村理论。那就是指出，与晚清和民国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相伴随的，是一个地方和乡村无政府状态蔓延的同步过程，而这是由于近代国家为了税收的渴望而启用和依靠乡村和地方非正式组织所造成的，杜赞奇把这种非正式组织称为“赢利型经济”。杜赞奇指出，尽管正式的国家机构可以依靠这些非正式的“赢利型经济”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却无法控制这些非正式机构，进一步说：国家在利用这些赢利型经济推行政策、提供服务的同时，不得不――乃至主动地与其沟通、妥协和为之发放许可证。[14]

柯鲁克夫妇在他们的杰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RevolutioninaChineseVillage:TenMileInn）则从中国农村生产性资本、资金的严重缺乏这个深刻的角度论证了“赢利型经济”实际上作为高利贷经济，其对于中国农村根本性的破坏作用，并从这个角度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农村生产崩溃和贫困的根源。

柯鲁克夫妇的调查性研究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凋敝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性资本、资金的缺乏，这当然与近代国家税收的加剧有关，但这同时又反过来更加促使了近代中国农村高利贷活动的膨胀。换句话说，税收的加剧使得本来就缺钱的农村更加缺少货币，结果造成，在中国农村，“最有利的生意就是金钱交易，因为大多数农民总是需要它。”根据柯鲁克夫妇的研究，在1947年的河北农村，1825％的年借贷利率是很平常的――这显然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数字。[15]

而且，要理解高利贷的蓬勃发展，仅仅从债权人的逐利冲动来解释时远远不够的，――换句话说，使得农村地主不愿往生产上投资，而热衷于通过高利贷来逐利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后者有利可图，而更在于高利贷这种方式比生产性投资――或者投资生产“更安全”。高利贷之所以比生产投资更安全，恰恰是由作为杜赞奇所说的“赢利性经济”的高利贷者在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正如杜赞奇指出，这是因为“赢利型经济”在农村扮演着“非正式的国家机构”的作用――或者柯鲁克夫妇指出：“整个治安机构，如警察、民兵组织。部队和民政机关，由地主把持着，他们有权强行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或在债务拖欠的情况下实行抵押品的没收。有这样的统治手段紧紧地作为后盾，金钱的借出是这么安全可靠而且有利可图”。

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自然而然的：“靠警察武装力量作后盾所发放的高利贷产生出的利率，比从事生产性企业所得到的利率要高得多。”[16]这显然意味着：近代中国农村，农民严重缺乏生产资料和生产资金，而赢利型经济更对于投资生产性活动缺乏兴趣，因为他们有更为有利可图的赢利手段――高利贷。上述分析触及到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崩溃瓦解的根源所在。

杜赞奇与柯鲁克夫妇奇的研究，像许许多多建立在实际的调查和数字统计基础上的同类作品一样，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的中国农村社会理论。“赢利型经济”、高利贷经济，其实是对毛所谓的“劣绅”的学术化注释――而电影《武训传》所讲述的故事：武训以兴办“义学”为名，购置大量田产、收取田租、放高利贷的活动，则构成了现代中国北方农村“赢利型经济”活动的典型的文学化文本。

3，“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千年以降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历史上一切中国社会改革和改良的目标也都是围绕着土地制度而展开的。漫长中国历史中蕴含着的简单真理，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所深刻指出的：“谁掌握了农民，谁就将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将赢得农民”。

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的根本问题和通往“现代”道路的基本发展瓶颈，也就是黄宗智所谓的“人多地少”。虽然直到康乾盛世，中国的小农经济历经千年发展到了辉煌的极至，中国的GDP在晚清甚至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然而黄宗智却指出，这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也就是说，农村的生产总量虽然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却是以人海战术的密植，以“劳动生产率”水平之不断下降为前提的。包括康熙大帝在内的明智的王朝统治者，之所以采用了诸如免除人头税这样的政策，就是因为认识到了王朝国家与农民之间“取予之道”的平衡点：农村社会的经济增长已经被人口的增长消耗殆尽，如果再向农民索取，无异于杀鸡取卵。

因此，要打破中国社会人多地少这一根本的困境，使得“传统中国”走向“现代”，其根本方略就是：要么需增加土地，要么需减少或转移人口（能二者兼备当然是上上策）。但是，对1949年的新中国来说，一方面只能走减少和转移农村人口一条路，同时又由于城市的凋敝和狭窄，工业水平的严重欠发展，――这唯一的一条路，又变得何其艰难[17]。

1950年的认为：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通过革命和奋斗获得了一种历史的真理，这种“历史的真理”昭示着，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外有帝国主义，内部人多地少。而谁能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谁就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

根据这种历史的真理，中国的复兴之路，自然必须发展现代工业。因为只有工业化，才能积累资金，国家

才能有钱向农村投入。也只有工业化才能建设城市，有了城市才能转移农村人口。同时，这条道路还意味着：在工业化的条件还不充分的条件下，首先可作的就是尽可能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解决“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个“内卷化”问题。这也就是必须对“过剩”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统筹规划，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方式，通过这种优势弥补自然资源的匮乏。这也就是通过对小农经济进行现代改造，创立规模经营的现代新农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从而生产更多的粮食，也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在农村办工业，乃至第二、第三产业，从而就地安置富余劳动力。――这条道路叫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不走这条道路，那么只能要么对外扩张，通过殖民主义扩大地盘，要么内部实行丛林原则，通过消灭大量的老弱病残孤，减少人口――而这条道路就是资本主义的道路。

1950年，中国面临着从小农经济的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的“前所未有的道路”，而对劳动力进行合理配置、组织起来，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则成为打破小农经济的重要步骤，也成为“过渡时期”政策的关键。

1951年，当中共围绕着过渡时期的农村政策发生第一次重要争论之时[18]，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赵树理，正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肯定山西长治地委重新配置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土地入股的“社会主义方向”的：“虽然劳动力和土地所有制没有变动，但以统一经营的方式增加了土地、劳动力、投资等生产效率，以土地、劳力按比例分红的办法照顾了土地私有制，保证了增加产量和增加每个社员的收入――试验的结果良好，附近的农民愿意接受，中央也批准推广。”

1951年的“山西争论”，由长治地区，波及山西省、华北局，最终表现为和刘少奇在建国后政策上的第一次公开分歧。而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中，公开支持争论的“始作俑者”（长治地委书记王谦）的，几乎只有一个，其余的几乎都是王谦的反对者。就是在上述文章中，赵树理也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广大农村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缺乏理解。他说：“第一，在战争时期，群众是从消灭战争威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与党结合在一起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宣传接受的不深刻，所以一到战争结束了便产生了革命已经成功的思想。第二，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互助组织，原是从克服战争破坏的困难和克服初分得土地、生产条件不够的困难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而这个时候两个困难都已经克服了――同时，好多年中已经把‘互助’这一初级组织形式中可能增产的优越条件发挥得差不多了，如果不增加可以提高生产的内容，大家便对组织起来不感兴趣。第三，基层干部因为没有见过比互助组更高的生产组织形式，都觉得这一时期的生产比战争时期更难领导。”[19]

赵树理上述深刻论述，揭示了大批中共干部，特别是农村出身的革命者“过了民主革命这一关，而却很难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原因所在，而这就是由于他们没有看到，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使得中国农村的生产活动在军阀战乱、劣绅破坏中恢复过来，它并不能、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走向现代的两大根本瓶颈：内部人多地少，外部帝国主义。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为了解决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之间的两性互补和循环，从根本上解决这两大矛盾；如果不走这条道路，中国社会将会不得不退回到原有的“一治一乱”，即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也不可能长期保住。

因此，“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开始就包含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分歧：一个方面是在经济上，在一定时期鼓励农村的小农经济和城市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旧的所有制中必须包含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的制度因素，同时另一方面，就是必须强调向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因为后退到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才说：“个体农民，一家一户，增产有限。难道可以说（过渡时期）既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我们今天当然可以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轻易地批评的“历史目的论”是一种现代性的形而上学，但是，我们似乎更不应忘记，所谓“历史循环论”，则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形而上学史观，这种循环论史观，就是建立在自董仲舒时代以降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之上，――所谓“循环”，用黄宗智的话来说，其实也就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而所谓“一治一乱”作为儒家历史观的核心，就是指在小农经济的产出和王朝国家的“取予之间”必须小心翼翼保持的“度”。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于小农经济历史循环的突破，也表现为对于中国王朝史观的突破，而“历史进步论”和“历史目的论”则是这种现代史叙述的核心。

1951年，也正是围绕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老解放区农村山西发生了重要的思想和政策争论。这种争论立足于现实问题，但是却有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内涵。

4，现代历史观与文化领导权

那么，什么叫做“历史目的论”？这种对“历史”的“现解”是如何提出的？

“现代历史是人类精神觉醒的历史”。――黑格尔之所以提出这一著名的论断，乃是因为现代历史（在欧洲）是伴随着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世界地理的大发现等一系列“文化革命”而展开、而发生的。现代人类历史与以往人类历史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破除迷信，解放人类思想的“启蒙运动”为根本标志，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说“现代历史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自我解放运动”，现代历史是人类“绝对精神”（自由、民主和人权）自我实现的历史。

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则深刻地补充哲学家黑格尔说：黑格尔所谓的“启蒙”，不是单纯的在精神中，在哲学家矛盾的内心中自动展开的，而是在真实的历史中，通过千百万人的具体而真实的斗争展开的。真理不是在书斋里、精神中和内心深处，而是在真实的历史中闪光。而“历史精神”（绝对精神）的最高目标就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本身”。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正是从黑格尔和马克思出发得出结论：历史精神的承载者不是哲学家，而是真实历史中斗争着的人，即：德国哲学的“合法继承人”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因为在那里，绝对历史精神（彻底的实现人权）才最终找到了实现它的主体。

所谓历史进步，也不是象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由在头脑中掌握了历史精神和绝对精神的人（哲学家们）来承载，而是为那些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掌握了历史精神的人（有文化的劳动者）所推动，所谓历史的基本矛盾（历史辩证法），也不是指“处于绝对精神的不同等级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不是指“绝对精神内部的自我矛盾”，而是指这样最基本的矛盾：在漫长历史中，精神成为“精神者”的特权和专利，而劳动则成为劳动者的宿命，历史的根本矛盾，就是指“精神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之间的分裂（异化）――也正是这种“精神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之间的分裂，构成了劳动者求解放的道路上的最大阻碍，而克服这种物质与精神历史分裂，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因此，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才这样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比资产阶级更具“历史可能性”，这就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在真实的现实历史中展开的，它是对自我的“双重否定”，即不但是对自己悲惨的经济状况的否定，同时，更是对自己文化蒙昧的精神贫困的否定。与之相对的，资产阶级的自我否定不是在历史中，而是象黑格尔那样，充其量是在自我内心中、在精神自身中进行的。因此，资产阶级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能掌握“总体的历史”，资产阶级作家也没有能力叙述历史，他们不懂得历史的真正矛盾，是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阶级对抗和文化的斗争，因为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的自我矛盾无非就是资产阶级自我的内心的精神分裂。

卢卡契正是从这样的角度解释了“史诗”在现代欧洲文学的丧失，心理小说在欧洲的兴起。在分析现代欧洲小说时他指出：小市民的功利主义，遁入内心和精神分裂，正是这种丧失了历史精神的“无能的主体”的写照。[20]――这就是他所谓：现代欧洲文学的趋势是小说代替了史诗，小说是勉为其难的“市民社会的史诗”。

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也正是从马克思开始，哲学就已经不是“哲学家的哲学”，不是哲学家的专利，而是作为历史主体的“劳动者的哲学”，是哲学和绝对精神找到了实现它的主体。而这也等于说：无产阶级在历史中获得了精神觉醒和“阶级意识”，是它走向解放的第一步。

对于劳动者的历史命运，早期马克思的遗憾是：德国具有欧洲最成熟的头脑和哲学，但是却没有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队伍（德国成熟的无产阶级在国外，《共产党宣言》就是为旅居外国的德国工人协会而写的），所以马克思这样感慨：“为了实现思想，需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但是，当马克思开始写作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经典著作时，他更加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发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普遍命运，――对于英国来说，情况与德国恰好相反：那里有庞大的无产阶级人口和队伍，但是英国思想却惊人地肤浅（除了以简单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之外）。在英国，工人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不是具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就是根本就没有思想。结果，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只能收获工团主义。

现代历史的基本矛盾是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之间的分裂，是精神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分裂，当然，这里的所谓“精神者”，绝不是一般地指由于社会分工而从事精神活动的人或者“知识分子”，而是指一种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着的文化－知识结构，这一结构赋予社会生活以形式和规范，并塑造社会生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法性就是这一文化－知识结构的集中体现，正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使得劳动者越劳动，从而就越增加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财富量，从而使得生产资料对劳动的统治关系愈加基于强化，换句话说，如果不改变生产资料对于劳动的统治关系，那么劳动者只能是越劳动就越贫困。这就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指出的：人的异化的起源于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根源于生产资料统治劳动――即资本雇佣劳动这一文化－知识结构的合法性，而不是抽象的人的意识。于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同时也是对于这一精神的形而上学的批评――这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的用意所在。

根据这样的认识，劳动者解放的目标就是追求二者（精神者与劳动者，生产资料与劳动）的统一，而不是单纯地政治解放和经济翻身。在看来，这种革命和解放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是“头脑”在寻找它的“身体”，“真理”在寻找其“主体”――这就是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而另一个方面，则是“身体”在寻找“头脑”，“主体”在寻找“真理”――这就是所谓的“劳动人民知识化”。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谓，重要的不是这样或者那样的“经济上”的劳动者阶级，以及劳动者阶级悲惨的现实处境如何（政治无权），关键在于劳动者的阶级意识。一句话――关键不在于劳动者是否受压迫，而在于劳动者是否“有觉悟。”－－认识到历史和自己的历史使命。

劳动者的革命不可能不通过宣传而自动发生，所谓宣传既不是标语口号也不是广告生产，而是为了造就一种新的人和新的社会主体。这就是在建国之后反复强调，党的宣传工作的真正目的与核心，就是“人的思想工作”，而不是紧跟着中心工作转，甚至不一定要跟生产结合得很紧。[21]而在马克思看来，这则是由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象征的这种劳动者最普遍的状况决定的，这就是说，劳动者的悲惨命运，不是由于他们没有“身体”、没有气力、不拼命劳动，而在于他们没有头脑、不会思考、不会表述，因为他们如同机器一样，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力，如同奴隶劳动一样属于“黯哑的领域”，因而才“越劳动就越贫困”。――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贫困，从根本上说不是物质贫困，而是“哲学的贫困”。于是，我们既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在矛盾的运动中将自然的、物质的空间转化为相对的社会的、文化的、理论的、规范的、人造的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它为“有意识的知识丰富的主体”开辟了空间，通过实践，主体重新进入历史中，推动生产的继续发展。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2]

我们只有从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才能真正认识到：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意味着劳动者获得了政治、经济领导权，但是，这与他们获得“文化领导权”根本不是一回事，从后一个意义上说，劳动者阶级离真正“解放”的距离还非常遥远[23]。这就是所谓“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的题中之意。

“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之所以重要，其核心大概在于此。

革命政党的“理论化”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化”，这是劳动者夺取政权之后所面临的最为突出而急迫的任务，说：这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根本点，它甚至更加根本地决定了革命者阶级的生死存亡。而整个1950年代的“过渡时期”，也面临着这个严肃的文化任务，它既是空前的经济建设时期，但同时也是人民当家作主，从文化、教育、精神和思想上获得解放的时期，对劳动者来说，革命最大的胜利果实不是物质财富，而是革命把学习和受教育的权力，把“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的权力，把思考和表述的权力夺到了自己的手上。这才是这场革命最伟大之处。深刻地指出：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必须一部革命政党、劳动者阶级不断学习的历史，是不断在学习中改造自我的历史，所谓掌握文化领导权，首先就是指这一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长期在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也不需要学习了？[24]

在中国革命刚刚胜利时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就用激昂的调子回顾了1840年以来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学习”过程。在他看来，漫长的20世纪的前页的中国史，不仅仅是一般的政治经济史、政治斗争史，而首先是“学习的历史”，是“追求和寻找真理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是“真理发展的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由于它提出并逐渐掌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说，自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就找到了自己的“头脑”，中国革命者找到了自己的“机关枪”。[25]（他还强调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谈到了“学风”问题和文化领导权问题。以下是这段最著名的话，显示了的历史视野：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再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全党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地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同样的，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必须保持对于中国革命这出波澜壮阔的“长剧”的总体认识。要获得这种总体的认识，那就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获得对于“历史使命”的认识，不断努力去争夺文化领导权，争夺表述的话语权。――在1957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提醒共产党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4，“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

电影《武训传》是在这样的时期产生的：中国由战乱到和平，由分裂到统一，由小农经济的大海，到现代工业化“过渡时期”。

该片1948年在北京开拍，它一开始就命运多荈，期间几经停机、历经轰炸和火灾，至1951年初终于制作完成。

从艺术上说，《武训传》是一幕老套的“苦情戏”，它叙述的是清朝末年，山东聊城堂邑县一个叫武训的乞丐，在地方乡绅的支持下，用乞讨得来的钱兴办“义学”的故事。该片的缘起，是1944年陶行知先生向导演孙瑜推荐《武训画传》（作者为李士钊）。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进步青年栾淑濛（原名李云鹤、1938年在延安改名）曾在上海加入陶行知主持的“晨更工学团”作服务大众的义工，而1951年《武训传》事发后，又是、钟惦斐（当时分别为电影处处长、副处长）到武训的家乡进行了调查，完成了长篇调查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长篇细致的调查报告以“武训历史调查团”署名，分五天在《人民日报》连载，并随后出版了单行本（平心而论，这是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报告的典范）。[26]它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勾勒了当地百姓口中的另一个“武训”的形象：流氓和劣绅。

用杜赞奇的术语来说，武训属于典型的“赢利型经济”（事实上，历史调查表明，武训的确是以乞讨来的钱置办了田产，并以地租的利息来兴办“义学”）。

电影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革命是造成了文化教育的进步和平等，还是威胁、摧残了这种进步和平等？在这个问题上，革命者不能认同《武训传》的叙事是显而易见的。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与地主阶级联合宣传旧文化，歌颂和推行旧文化，看起来与刚刚结束的运动明显的背道而驰，而且更是因为，它与共产党正在农村进行的，包括推广全民识字率、现代生产、卫生、科技等在内的“新文化”工作背道而驰——这些新文化知识才是农村所需要的，而新中国废除土地地主所有制，就是要废除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使所有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现代教育，而不是继续接受旧文化的束缚。正是为了表达对于农村新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作家赵树理在1953年开始动笔的《三里湾》中，特别写了作为新文化推行者的青年学生，他们在农村担任扫盲教师、会计、文书等工作，而赵说：他们的优势就在于推行“新文化”，即“有不产生于农村的普通的科学、文化知识（例如中国、世界、历史、社会、科学等观念），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很少有、甚至没有农民传统的缺点。”[27]

本人多次强调：土地革命不仅是一场经济和政治革命，而更是一场新文化的革命，是将五四启蒙运动扩展、深入到中国广大农村去的新文化运动，其目标就是与地主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28]而废除旧的土地所有制的意义，不仅仅是追求经济的发展、甚至在经济意义上的相对平等和自主，而且追求文化特别是教育方面的绝对平等。与这个现代运动相反，地方乡绅的所谓“义学”由于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所有制形式，从根本上剥夺了下层社会有受教育的经济能力。而他们推行的一套旧文化，实际上起着束缚农民和农村的枷锁的作用。

电影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包括梁漱溟、陶行知先生在内的改良主义道路，如何评价他们所推行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化。从中国新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也就包括如何评价《二月》、《倪焕之》、《星》等作品中塑造的，早期深入农村办教育的萧涧秋式的“多余人”形象。如果说现代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之一，在于将农民组织起来，那么，这些早期的改良主义和启蒙主义者所从事的工作，恰恰是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对中国农村共同体意识加以“瓦解”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启蒙主义所灌输于农村的个人主义伦理，既是一个把人们从原来的社区中抽离出来的过程，同时却又是一个无法将他们纳入一个新的组织过程中去的过程。改良主义的“陶行知道路”的绝望在于：一旦将农民从旧的村社抽离出来，而又无新的社会组织接纳他们，这些被解放者只能成为个人主义伦理的牺牲品――实际上，由于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即使将农民从乡土社会中抽离出来也是不太可能的。无论陶行之的“个人之爱”还是梁漱溟的家族伦理之爱，都不能挽救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崩溃，他们的抽象之“爱”根本无法解决和面对内部人多地少，外有帝国主义这一近代中国的根本局势。[29]。

最后，大量的评论将武训的“乞讨”与鲁迅的“工作”等同起来，称为“为人民服务”――这种歌颂本身更是十分可疑的（如果不是荒谬的）。在现代性的方案中，无论是在黑格尔还是在马克思那里，“劳动”都是人类创造自我，争取自由的根本品质。劳动是现代伦理的核心所在。人类的劳动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和精神的活动，这一点使得人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的生存。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世界。而与劳动相对，“乞讨”和“乞丐”完全是一种反常的，甚至是变态的，丧失“理性”的耻辱，是动物和奴隶的伦理[30]。

不过，上述这些问题与以下三个问题比起来，还都不能说是“根本问题”，这三个可以称为“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革命与现代国家建设、从乡绅到赢利型经济的转化、从小农经济到现代工业化和现代农业的转化。

恰恰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电影《武训传》既否定了农民革命，又歌颂了“赢利型经济”，同时也无视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所遭遇的根本问题、根本出路究竟何在――否定历史的进步，否定革命的目标（历史的目的），这才是所谓的“根本问题”，也是令他“勃然大怒”的根本原因：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这种系统的“反现代历史观”的作品却受到的巨大的欢呼，竟然还是在中共庄严宣称找到了一条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的决定性历史时刻发生的，这使得不禁感慨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他看来：在盲目的一片欢呼声中暴露无遗的，还有某些共产党人一进城就丧失了历史目标和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意识，――用黑格尔著名的比喻就是：奴隶在获得了主人的财富的同时，头脑上却作了主人的“俘虏”（这与李闯王没有区别）。忧心忡忡的，也是十分惊讶的发现了这一切，这种发现马上就变成了怒不可遏，他简明的批评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31]

所说的“具体的反历史思想”，也就是指《武训传》的基本叙述，这种叙述颠倒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根本动力（革命还是改良）、颠倒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主体（农民还是劣绅）、颠倒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组织起来还是个人奋斗）。而且，毛加重语气说，电影的问题不仅仅是“反历史”，而且还是以后者侮蔑前者（以劣绅侮蔑农民，以个人奋斗侮蔑组织起来，以改良侮蔑革命），因而实质上是“侮蔑历史”——反复运用“诬蔑”这个词，表述的不仅是他本人——而是刚刚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得发言权的革命本身受到的，来自知识、社会和历史舆论方面的伤害：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而仅仅半年前（1950年11月25日），的长子战死朝鲜沙场。

刚刚得到消息的说：“中国的历史是由革命者的鲜血写成的。”

这是在建国后第一次介入文艺问题的讨论。这场争论与党内围绕着“山西争论”所暴露的分歧同时发生，但却更为轰轰烈烈，这二者之间显然有着潜在的、过去被研究者们忽略的联系。对文艺的态度，表达的是他从如下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阐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的意识到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参与者”未必都是“自觉的革命者”，一场被历史裹挟的革命运动，和自觉的意识到“历史”的革命运动还是两回事。

特别是――革命者如果丧失了文化领导权，没有真正从头脑上“站起来”，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那就将大打折扣，正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参考文献:

[1]AlainBadiou，ThecultureRevolution:ThelastRevolution？Position，V，13，N3，Winter2005

[2]见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该教材是在原洪子诚、张钟、佘树森所著《当代文学概观》基础上，以洪子诚教授的理论观点为核心修改而成，关于“一体化”的观点主要是由洪子诚教授提出的。

[3]FoucaultM(1984a)TheFoucaultReaderedPRabinowHarmondworth:Penguin

[4]GramsciA(1971)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London:LawrenceandWishart

[5]，《1964年9月21日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谈话》

[6]，《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4日。

[7]，《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

[8]多次承认自己不是艺术方面的专门家，而是“门外汉”。不仅仅1942年在延安这样讲过，1950年，中央工艺美院教授高庄否定了政协已经通过的国徽方案，并且给毛写信说“主席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伟大的艺术家”，毛则欣然接受了高庄的国徽设计方案。

[9]按照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的研究，西周的井田制及其竖立于其上的礼乐制度，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完成，根据内藤湖南的研究，秦的郡县制完成了中国土地的国家化，其后，西汉武帝时在新开辟的边疆地区实行屯田制度，而到了三国曹魏时代，曹操大规模的在中原地区实行屯田，屯田一方面使得农民通过土地与国家直接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则把农民捆缚在土地上，直到唐中期杨炎实行“两税法”，即每年夏秋两季纳税，而不以人民定居与否，人民从此有了居住的自由，地租也开始由谷物变为钱粮，这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的一大革命。参见内藤湖南著，《中国史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0]，《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2]参见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这部小说可以视为中国近代以来华北农村乡绅地主角色变迁的形象教材。

[13]，《寻乌调查》，《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7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5]伊莎白柯鲁克、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6]Ibid，第11页。

[17]参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及《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18]指长治地委书记王谦以土地、劳力入股的方式巩固集体经济的举措和引发的争论。详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

[19]参见《赵树理文集》第四卷，第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0]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21]王晓吟，《王匡人生的三个脚印》，《粤海风》杂志，2007，5

[2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23]实际上，建国后对其党内战友的最激烈的否定和批评就是“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马克思主义）”。

[2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问题》，《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25]，《论人民民主专政》，《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6]《武训历史调查记》，《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28日连载，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署名“武训历史调查团”。

[27]《赵树理文集》第四卷，第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8]参看马社香，《前奏：1965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56页。

[29]早在1938年，就与访问延安的现代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漱溟，就梁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进行过8次讨论，梁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文化高于西方文化，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问题不过是帝制瓦解之后政治传统的中断造成的内部紊乱，因而改造方法一方面是上层统一政令，另一方面是下层通过乡村建设光大中国传统伦理社会高于西方社会文化之优点，即通过这样的改良，而不必进行革命即可解决中国之问题。则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内部人多地少，近代以来外部的帝国主义加强了中国社会的崩溃，这两点是造成中国完成现代转化之根本障碍，而这两点只能通过民族和民主革命――也就是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同时完成对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超越，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路，同时也是对五四以来流行于知识界的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二元论模式的超越。与梁漱溟的谈话有两次是从上午6时谈到第二天凌晨，但双方均没有说服对方。只是在梁晚年之时，他才慨叹：这个谈话已经有了结论，就是是正确的，而我是错误的，可惜毛已经作古了。有关材料，可参见陈晋，《1938年与梁漱溟的一场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

[30]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精神现象学》以及马克思有关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31]《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