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发展社会事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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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事业，是指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新闻出版、档案等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建国初期以为首的人民政府除进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外，同时也相应地进行了包括社会事业在内的社会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始终把建设一个高度科学文化的国家作为奋斗目标之一。他十分关注全民族科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注意教育、科学、体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规模与速度要同现代化建设的其他目标相适应，并作了许多关于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事业的指示。他丰富的发展社会事业的思想以及所进行的实践，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人的全面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关键词：建国初期；；社会事业

OnMaozedong’sthougtsoftheDevelopmentoftheSocialCause

Zhangyong_guang

（Taiyu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DepartmentofHumannityandScience，ShanxiTaiyuan030024）

社会事业，是指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新闻出版、档案等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对于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本和生活质量，增进其选择、发展能力以及生活满意度，积蓄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和潜力，最终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视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从此，他始终把建设一个高度科学文化的国家作为奋斗目标之一。他十分关注全民族科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注意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规模与速度要同现代化建设的其他目标相适应，并作了许多关于发展社会事业的指示。重温建国初期关于发展社会事业的思想与实践，以期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有所启示。

一、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教育

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国民党二十余年来的法西斯统治，劳动人民得不到教育的机会，文盲占到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与广大劳动人民无缘，自然科学的研究事业被摧残得奄奄一息，就连原来极少的科学设备多被国民党匪帮破坏或搬走。新中国成立后，在的领导下，人民政府积极对旧有的文化教育制度进行改造，大力开展扫盲教育，使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不断振兴。

（一）确立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新中国成立前，半殖民地教育是中国教育的主体，文盲占9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20%，在农村，农民的受教育权利更是受到剥夺。[3]新中国成立后，以为首的人民政府革故鼎新，大力发展人民教育事业。早在1945年，根据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需要，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4]的这个方针在《共同纲领》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共同纲领》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5]1949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也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确立，符合建国初期新中国教育的特点，特别是对于改变当时落后的教育现状奠定了基础。

（二）开展扫盲教育。由于旧中国把创造历史和文明的人民群众置于学校教育之外，广大工农群众因失去学习的机会而沦为文盲。因此，只有普遍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开展扫盲教育，才能真正体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使人民成为文化教育的主人。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决定》指出：扫除文盲是我国文化上的一个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大张旗鼓地开展扫盲运动。早在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6]后来，同志在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书写的按语中，也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7]因此，必须迅速展开。由于扫盲教育的特殊政治地位，各级政府、社会团体积极推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1952年9月6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在工人群众中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8]同年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全国总工会又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扫除文盲座谈会，会议确定在今后5年至10年内基本扫除全国文盲。[9]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以楚图南为主任的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各省、地、县也建立了相应的扫盲机构。1956年3月15日，又成立了以副总理为会长的扫盲协会，协助政府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按国家计划如期完成扫除文盲的任务。由于组织有序，群众积极参与，教学组织形式灵活多样又联系实际，特别是人们把文化翻身看作是政治上解放的延伸，因此，建国初期全国人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扫盲教育中来。到1956年11月，全国接受扫盲教育的人数达7000万人，其中农民6200万，职工3000万，累计扫除文盲800多万人。[10]

（三）大力发展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是新中国教育的一大特点，而当时的社会教育又以业余教育为主，这也是“积极发展工业教育，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教育与国家建设密切联系”的重要体现。[11]1949年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除维持原有学校外，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学校要为工农子女和工农青年开门。[12]对于发展社会教育，提出既要注意干部职工文化层次的提高，也要注意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在扫盲教育中就讲：“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3]因此，对于随后开展的业余教育，政务院、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及《关于冬学转常年农民业余学校的指示》等文件，对社会教育的学制、课程与学习组织形式，教师、教材与组织领导以及经费都作了详细的规定。通过举办社会教育，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技术水平和思想觉悟得到显著提高，新中国的文化教育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四）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教育的发展从来都是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因此，建国初期的教育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1952年以华北和华东两区为重点的院系调整工作，就是对旧的高等教育制度、教学组织所采取的重大改革步骤。作为党和政府最高决策人的在这次调整中影响巨大，其教育思想和理念直接决定着院系调整的方向。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对旧有的教育文化事业进行改革的任务，他指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14]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1952年6月4日到9月下旬，人民政府有步骤地进行了院系调整工作。此次全国院系调整的总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并在机构上大量吸收工农成分入高等学校准备条件。[15]与此同时，我们还学习苏联经验，根据专业教学或学科研究的需要，在高等学校普遍建立教学研究组（或教研室）。通过院系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从欧美模式转到苏联模式，培养目标从重基础知识转到重专业技能，办学形式从多元转到一元，教育结构从自主分散转到集中办学的方向，[16]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准备了大批人才和干部。

二、推动技术革命

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持续的物质资源投入，而且需要关键的技术创新，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新中国成立时，人类历史已历三次科技革命，科技革命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科技革命通过变革人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力地改造着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从而推动社会结构的转变，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更新。认为技术革命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目标的前提条件，而知识分子又是知识和科学技术的重要载体，决定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

（一）知识分子是技术的重要载体，决定着技术革命的发展。因此，抓技术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建国初期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一是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二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事业的依靠力量。提出要使用知识分子，但同时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7]1956年1月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高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好。”[18]这些论述及政策的落实，使知识分子很受鼓舞，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在各行各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科学技术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是促进整个社会良性运行的强大动力。一贯重视科学技术的这种作用，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并预计到随着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建设更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1940年2月5日，延安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到会祝贺，他说：“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19]1941年1月31日，写信给远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再次强调学习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他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20]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任务逐步提上日程，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普及科学知识就显得非常必要。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醒大家：“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21]的这些论述，科学揭示了科学技术的认识功能与实践功能，指出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建设的推动作用。

（三）科技发展应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利用技术革命来推动社会发展。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22]1956年，在的关怀下，根据的建议，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酝酿、讨论，充分听取了各方面科学家、专家和有关部门的意见，编写了我国《1956——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这个关系到中国社会现代化前途的宏伟规划的制定，成为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的行动纲领。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推动技术革命的方针。科学技术的作用再强大，科技规划再鼓舞人心，没有一个促进科技发展的社会环境也是不行的。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这实际上是要在科学技术问题上，走集中大家智慧，扬各人所长的发展道路。“百家争鸣”作为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是在这个领域的独特贡献。[23]

在科技革命思想的指引下，这一时期新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得以恢复并得到初步发展。许多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冒着危险回国参加建设，到1952年，中国科学院已经拥有包括众多学科的31个研究所。1951年10月、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选集》第一卷、二卷、三卷相继出版，并很快被翻译成俄、英、法、日等20多种文字，介绍到许多国家，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24]1956年，全国科研机构达1714个，专门从事科研的人员达12万人。[25]科技革命的高潮在全国不断掀起，从中央到地方涌现出大批科技成果，并在工农业生产实际应用中发挥了重大的效益。

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顾拜旦说过：“体育不仅锻炼体魄、培养意志、促进身心健康，而且还具有社会职能，培养青少年具有社会意识。”指出：“体育工作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能增强人民体质，这是一个国家富强文明的标志。”[26]早在青年时期，就论述过体育的重要性，将强身与强国结合起来。他在1917年4月发表的《体育之研究》就指出：“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认为强国必强民，强国民之体力为强国之基础。新中国的成立，为实践这种构想提供了政治保障。

（一）体育工作关系青年的成长。学校体育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青年一代的成长。1950年6月19日，就学生的健康问题写信给教育部马叙伦部长，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27]要将青年的健康与身体置于教育的首位。据此，1951年7月13日政务院第九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要求“各级学校应切实改进体育教学，尽可能地充实体育娱乐的设备，加强学生体格的锻炼。除晨操及课间活动外，应组织学生普遍参加体育运动及娱乐活动。”[28]1952年再次提出：“应该把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要使青少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1953年，他又向全国青年提出“三好”号召，指示要“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强调“要充分兼顾青年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体育、休息两个方面”[29]

（二）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群众体育是提升整个民族体质的重要措施，是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健康的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指出：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要把增强人民体质视为一项政治任务。1952年6月20日至2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为该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30]全民体育运动逐步展开。1953年，在中央讨论体育工作时指出，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要积极开展群众体育运动，使体育活动普及和经常化。1954年国家体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确定了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方针，全国掀起了群众性体育运动的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颁布了一系列促进群众体育运动开展的文件。1955年10月2到9日，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在京举行，参加大会的男女职工运动员1700多人，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式。[31]1956年1月16到26日，国家体委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加速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争取两三年内在若干项目分别接近或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方针。[32]

到1956年底，我国运动员共打破全国记录659次，比1953年增加416次，其中，举重运动员陈镜开分别与6月7日、11月29日两次以133公斤、135.5公斤的成绩打破了最轻量级双手挺举世界记录，使中国举重运动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1951年5月14日，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正式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奥委会的会员国地位。[33]

四、开展卫生与防疫工作

卫生与防疫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在现代社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贯重视人民的卫生防疫事业，早在革命战争岁月里，就亲自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卫生运动，组织人员打小井、盖厕所、打扫院子，亲自看望伤员，并号召军民预防和减少疾病。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今后人民的政府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卫生防疫事业。”[34]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的健康权益有了可靠的保证。

（一）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是我党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立即组织力量把对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20种传染病作为防治目标。到1951年10月，天花、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其他传染病、地方病的防治也收到一定成效。但是，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1951年9月7日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给中央的报告指出，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因不卫生而病死人则重视不够，认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实际上因疫病而死的人数远超过饿死的，而其中大多数是可以预防的。对此，及时做了《必须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量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35]

（二）卫生防疫工作要与其它工作相结合，发展速度要相适应。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提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应相应地加快发展，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36]认为，除加快卫生事业发展的速度外，卫生事业的发展还必须与生产等其他方面相结合。指出：“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结合起来。”[37]

（三）必须充分发动、组织和依靠群众。建国初期的卫生防疫工作，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这既是卫生防疫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这一时期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特征。从建国后消灭各种传染疾病到1952年反细菌战及1955年开始的除四害运动。一方面党和政府正确发动，一方面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在反细菌战中，其中就有一个原则是“在发动群众性防疫运动的基础之上，结合专家指导，进行防疫工作。”[38]在除四害中，长期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居民在城镇约占91%，在农村约占60%。[39]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受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40]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许多地区的苍蝇、蚊子、老鼠、臭虫明显减少，环境卫生、庭院卫生和个人卫生都有了很大改善，几种烈性传染病也因此得到基本控制。

（四）初步建立卫生体制。1950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题词中明确提出：“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41]。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又进一步规定了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从而解决了卫生工作的方向、方针、力量和方法问题，在此基础上，政务院签发了《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专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决定自1952年起对国家工作人员和革命伤残军人实行公费医疗，同年8月，政务院进一步明确公费医疗预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1952年12月，卫生部颁布了《关于医院诊所免征工商业税的规定》，规定公立医院免征工商业税，对私力医院，诊所也规定符合一定条件也可以免征工商税。同时大力发展公立卫生机构。1950年8月，国务院批准第一个卫生工作会议报告，提出建立全国各级的基层卫生组织，通过了“关于健全发展全国基层组织的决定”，要求“中央及各级行政区卫生部门应有计划的健全和发展全国现有的卫生院所，使其适应当前的卫生方针和任务。”[42]

虽然由于一些“左”的思想也曾导致卫生领域出现一些失误，但总体上，这一时期一系列卫生管理制度和机构的建立，对于我国人民的健康起立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也为国家卫生事业的发展开创了良好的起点。

五、关于发展社会事业思想的特点

（一）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普通的党员，在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事业方面他的党性和个性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体现。建国初期，不论是教育、科技、群众体育还是卫生防疫等社会事业，都是促进新民主主义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最终为全体人民的健康素质、文化素质及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二）依靠群众运动来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发展社会事业的思想，其依靠力量也是非常明显的。即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智慧和经验，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社会事业，实行社会管理。认为集体的力量是伟大的，像卫生、防疫、治安、养老、救灾等社会事业，是可以交给广大群众去办的，或者让他们办一部分。建国初期，好多社会事业的开展都带有“全民性”、运动性的特征，像扫盲教育，社会教育，爱国卫生运动，全民体育运动等项工作，无不是全民的事业。用此种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运动模式来治理社会问题，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在短时期内对改善人民群众的知识结构、文化素质及健康素质作用很大，但它主要适用于革命战争时期，如果在和平建设时期一味地普及，则会成为对社会发展的制约。

（三）政治化的社会事业。建国初期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的思想和实践说明，当时党中央是按照统筹安排，协调发展的思路进行的，并且历史的发展也证明这种以社会建设促经济恢复，政权巩固是有成效的。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对社会事业的作用和功能有如此的认识程度，投入如此大，已是非常宝贵，但是政治色彩还是非常浓厚的。不论是扫盲教育、卫生防疫还是体育工作，都被定性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社会建设要按照政治发展的标准和尺度进行。因此，发展社会事业的思想较明显地受其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所制约和影响。作为主要是政治家、战略家而不是社会思想家的，他所阐述的社会思想和社会政策，是服从于其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因此，其政治路线正确，其社会思想就会正确。社会事业作为公共服务，公共物品，它的享有者是全民，因而不应该过多地受政治斗争的影响。

（四）社会化水平较低。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且也受一定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由于建国初期，我国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阶段，社会事业的发展曾充当了国民经济恢复和政权巩固的手段。因此，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不是很相称，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公共事业的需求差距还比较大，因而使社会事业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同时，由于国家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投入远远高于社会文教事业的投入，使社会事业的发展不能满足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再加上建国初期社会事业基本上是由国家包办，因而行政色彩、主观色彩较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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