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与 大迂回战略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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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然而，在我看来，成吉思汗与才是世界军事史上当之无愧的一代英雄。当年，他们凭借历史这一舞台所导演的大迂回战略，无疑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神奇魅力。

大迂回，乃是进攻部队避开敌之整个防御体系，向敌之翼侧或后方实施远距离机动而形成合围态势的作战行动，是战略追击的最高阶段。

早在我国的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在《孙子。谋攻篇》就有“十则围之”的论述。瑞士军事家若米尼也曾指出，一些伟大军事统帅，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秘密就在于，善于“集中他的主力迂回攻击敌人的一翼”。他确信，如果在战略上采用这一原则，“那就发现了全部战争科学的钥匙。”

据史载：公元前718年4月，郑国曾大败卫国之属国南燕军队。这是史书上首次记载的采用迂回战，克敌制胜的战例。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今天，当我们回顾成吉思汗和匠心独俱，独步千古的大迂回战略之时，怎能不为这两位军事奇才那高瞻远瞩，气吞山河的战争谋略而折服？

（一）大迂回战略是最高军事统帅智慧与胆量的结晶

一般来说，在实施大迂回战略时，首先要明确退却敌人之兵力，撤退方向和企图，以及在退却中可能的抵抗地区和低抗方式，然后椐此确定迂回战略的目标，主要方向，使用兵力等。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最高军事统帅决策中的智慧与胆量。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成吉思汗和堪称泰斗。

远见卓识是智慧与胆量的灵魂。

早在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就曾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旱可用，宜先取之，借以图金，必得志焉。”郭氏这番高论，无疑对“一代天骄”有所启示。于是，成吉思汗在临终之前，便以超人的胆识和气魄，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这一杰出的战略构想，后由其子窝阔台和拖雷，蒙哥，忽必烈等大显身手，付诸实施。

七百年后，即公元1949的5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渡过长江之时，岌岌可危的国民党政权，为避免与中共正面作战，企图立足西南，进行顽抗。对此，雄才大略的果断地提出了，对敌实施大迂回作战的决策。确定，一野进军西北，四野从两湖进军两广，三野进军福建，二野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进军川，黔，康。他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洞悉战争态势是智慧与胆识的精髓。

从战争的实际出发，着眼与其特点和发展，制定符合一定战略阶段要求的作战原则，是实施大迂回战略的关键。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之构想，就是基于当时金朝与蒙古军隔黄河对峙这一战场势态的产物。对南宋的大迂回战略，同样是在透彻地分析了当时双方政治，军事，地理诸形势之后而做出的决策。而只所以在1949年5月提出了大迂回作战这一战略构想，也是对政治，军事形势正确分析的结果。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早已支离破碎，且后方空虚，各防御集团之间更是矛盾重重。此时，对敌实施迂回包围无疑是最佳时机。

我们说，在战争艺术中，胆识是智慧的基础；智慧是发挥胆识的途径。但这并不是说任何智慧都体现出胆识。因为，没有智慧的胆识是蛮勇。历史已经证明，成吉思汗和的大迂回战略是符合战争形势发展，适应战争规律的正确的指导方针。而这一切正是他们胆识与智慧的结晶。

当然，由于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形势，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与的大迂回战略，也必然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例如，在当时蒙古军与金军或蒙古军与南宋的军力对比中，虽然，在总体上双方可谓势均力敌，但在局部上，蒙古军则处于劣势。不过，蒙古军却能巧施以实避虚，声东击西之战术，变劣势为优势而最终取得了大迂回战略的胜利。相反，从1949年之下半年，国共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中来看，无论是在全局还是在局部，解放军无疑占有优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成吉思汗在大迂回战略中所表现出的胆识与智慧，比之，略胜一筹。

（二）营造广阔的战争空间是大迂回战略的前提

实施大迂回战略，必然依托于广阔的战争空间。反之，不能营造一个广阔的战争空间，就很难对敌战而胜之。

公元1244年，根据成吉思汗生前的战略构想，蒙古军开始实施“先下西南，迂回夹击南宋”的第一次大迂回战略。即避开南宋的长江防线，首先攻取川，滇，然后从后方攻打长江中下游重镇襄樊。为此，蒙古军在进攻四川的同时，派出另一只部队，从金沙江上游的丽江进攻大理，企图绕道云南直达川南。

到了公元1253年，忽必烈兴兵十万开始对南宋的第二次大迂回战略。蒙古军首先经临兆进入藏族地区，然后兵分三路向大理进军。同年12月，三路大军合力进攻，大理城遂破。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之间纵横驰骋，实乃十三世纪的战争奇观。

毫无疑问，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所营造的战争空间，历史上是空前的。

然而，在1949年所营造的大迂回作战的战争空间，无疑更为广阔。因为，当时的长江以南和西南，横跨500公里的战线均是解放军的作战区域。为了营造广阔的战争空间，分别制定了对广西和西南的双层大迂回和大包围。他指示四野和二野的陈庚兵团在占领广州之后，即从两广最南端向滇南进军，以切断企图退往海南岛和国外的国民党军之后路，全面包抄与围歼广西和西南之国民党军。以上是第一层包围圈。接着，又指示二野主力从华东速往湖南和湖北以西，从南面攻入四川，与川北之部配合。以上是第二层包围圈无独有偶，在蒙古军对南宋的大迂回作战中，也实施了双层包围圈。公元1251年，蒙古大军自临兆行青海山谷二千余里，渡金沙江，攻丽江，大理，昆明。灭亡大理国之后，又西进攻取吐蕃。以上是第一层包围圈。公元1258年，蒙古军兵分三路：一路自陕西入成都攻川东，一路自南向北进围潭洲。一路自河南以南进攻鄂州。以上是第二层包围圈。

当然，和成吉思汗继承者们，所营造的这双层大包围圈，绝不是互为翻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二者有着不同的特征。但两位军事奇才这前无古人的大手笔，堪称交相辉映。仅此一点，二人实在难分伯仲。

此外，的大迂回战略是以一系列战役而体现的。譬如，在解放军对长江以南的大进军中，相继取得了歼灭白崇禧集团的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的胜利；歼灭胡宗南，宋希廉集团的贵阳战役，重庆战役和成都战役的胜利。虽然，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的大迂回战略，也是以一系列的战役所体现（如丽江战役，襄樊战役等），但就大迂回战略中所贯穿的战役数量而言，无疑略优之。

从另一方面看，的大迂回战略所函盖的战役中，大都是追击战和伏击战；成吉思汗继承者们的大迂回战略中除了追击战外，大都是攻坚战（如著名的襄樊攻坚战）。

所以，从战争的残酷性分析，后者自然略胜一筹。

（三）大纵深作战：大迂回战略之法宝

在战争中对敌实施纵深打击，古已有之。我国三国时期的官渡之战和西方的坎尼之战，都是因为攻击敌方的纵深而制胜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大纵深作战打击方式则获得了重大发展。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英联军就是在左翼实施纵深迂回作战而一举围歼伊拉克军的。

相比之下，成吉思与的大迂回战略之大纵深作战，足以令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相形见拙。

先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成吉思汗继承者们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中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敌方。具体地说，蒙古军是在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解放军则是在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国民党军实施大纵深作战的。

再从大纵深作战之方式看。对蒙古军而言，以骑兵大兵团实施大纵深迂回作战，无疑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比如，蒙古军骑兵大兵团的锋芒所向，往往是以密集的队形冲击敌方的。据《圣武成吉思汗战书》载：“我们蒙古骑兵的冲杀拼搏极为厉害，我们的骑兵在冲锋临阵时大喊：‘喔噢’杀声，真是震天动地地吓破敌人。”

到了20世纪四十年代，曾经是大纵深作战杀手剑的骑兵大兵团，已经逐渐失去了以往的威力，因为，在敌我交战中更多的是倚重于大炮和坦克等重兵器。所以，我认为，在大纵深作战中，比之于成吉思汗时代，无疑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众所周知，在20世纪四十年代末，领导的军队之装备大都是小米加步枪（仅有少量的大炮），而他们的对手，国民党军之装备无疑优于自己。因此，就一般的战争规律而言，装备劣势的军队实施大纵深作战，其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大迂回战略比之于成吉思汗继承者们，无疑增添了几分亮色。

下篇：“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四）速度：大迂回战略之魂

"快“，乃战争之父。

十九世纪欧洲有句名言：“速度和突然性，可以代替数量。”意指战场上的迅速和突然的攻击，可以改变兵力多寡对比。而速度和突然性，是基于时间这一前提之下的。对大迂回战略而言，速度则是战争突然性的前提，是远距离奔袭而对敌人形成迂回包围的基础。

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著名军事家孙子，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战略思想。他在《孙子。作战篇》云：“兵贵胜，不贵久。”意思是用兵贵在速胜。在《三国志。魏书。郭嘉传》中则归纳为“兵贵神速”。

军队的迅速突击，是战争的灵魂。古往今来，以突然袭击而直捣黄龙的战争奇迹，举不胜数。

早在我国的三国时代，魏国大将邓艾，曾率精兵走阴平小道，在蜀军尚未明确魏军的进攻意图之前，便接连攻下江油，涪城而直取绵竹。绵竹一战，魏军彻底摧毁了蜀军的抵抗能力和意志。此时，刘禅出了开城投降之外，别无他路。

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以擅长用速度打击敌人而著称。如长征中的抢渡大渡河，辽沈战役中的围歼廖耀湘兵团，都是典范之作。就曾说过，“时间是战争的一大要素，有时候兵力增加一个团，增加一个师，不能解决问题，而抢足十分钟，就可以夺取胜利。”同样，拿破仑指挥战争的特点，也是速度。因而，他被称之为“行走的诗人。”

如前所述，在大迂回作战中，蒙古军往往是清一色的轻骑兵。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比步兵或其他兵种优越的地方，并不是冲刺力的大小，而是其作战速度和灵活的战术。所以说，骑兵具有灵活多变，突击力强的特点，尤其适应远程快速奔袭作战。

如在蒙古军对金的大迂回作战中，拖雷当时所指挥的三万人的西路军，均是清一色的轻骑兵。因而，仅就作战速度来说，金军是无法与其抗衡的。

除此之外，蒙古军的作战特点，也是“快”的原因之一。比如，蒙古军在对金的快速迂回作战中，每当遇到敌方坚固城堡时，通常只留下少数部队以待后续的攻坚工兵，主力部队仍然继续高速向前推进，因而，使敌人无法作出战争准备。

作为兵家泰斗的，当然也深知“快”之真谛。1949年7月，根据他的远距离包围迂回而后再回打的战略方针，解放军的一，二，三，四野战军在追击国民党军中，利用夜间快速行军而与敌人比速度比时间。而后，以突然的作战方式击敌侧背，断敌后路。

当然，在大迂回作战略中对敌实施打击，是基于最高军事统帅对敌方军力部署和指挥失误的洞察力和决断力的。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无论是成吉思汗还是都可圈可点。

（五）变“迂”为“直”：大迂回作战略之精粹

孙子曰：“军事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又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盖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在战争中，“迂”与“直”即指作战路线，取胜途径；也包含作战中的谋略，战术运用。从路线和途径上说，好比建隧道桥梁和高速公路一样，有迂有直而视不同情况作不同选择；从作战谋略和战术运用上说，作战中的以退为进，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再由迂变直，犹如拳击争霸赛中要出重拳时，必须也必然要先虚晃几招一般；也亦如棋句中需通盘谋划乃灵活运用。通俗地说，就是迷惑敌人，战而胜之。

同样，在大迂回作战中，巧施诱敌之策，变“迂”为“直”，乃必不可少。

遥想当年，蒙古军往往利用自己骑兵部队迅速敏捷的条件，常常以出其不意的反击或追击歼灭敌人。例如，蒙古军在对金实施的大迂回作战中，有意不攻战略要地潼关，却出没无常，假道唐县，邓县，大张旗鼓而直捣汴梁，引诱潼关金军移师援汴而破之。

在大迂回作战中，巧施诱敌之策，变“迂”为“直”，比之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玩’得更是得心应手炉火纯青。1949年6月，指示一野，暂不进攻退守陕西汉中的胡宗南部。同年10月，他又指示正从华东向南进军的二野，作疑兵之态。根据的部署，10月23日到达郑州之时，故意在公开集会讲话后便隐蔽行踪，使国民党军事当局误以为二野将开往西安，与部回合后，从北向南入川。与此同时，中共又通过地下情报系统，部署当时潜伏在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的副参谋长刘宗宽，在主持的重庆军事会议上，巧妙地通过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提出一份“情况判断”文件，使相信解放军将首先从北面攻川而作出“拒共军于川境之外，以陇南，陕西为决战战场”的部署，下令将罗广文兵团的两个军从川东北调往川西北，以增强胡宗南部的防线。

由此可见，在大迂回作战中，这“迂”（诱敌）的假象背后，时常包含着“直”（进攻）的积极因素。战争实践证明，成吉思汗与不仅深知以“迂”为“直”这一谋略原则，而且他们还是将其上升到了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之中的大师。

（六）大迂回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

要取得大迂回战略的胜利，也离不开其他因素和条件（准备充分与否，后勤供给，政治攻心等）。

从历史上看，在实施大迂回战略中，由于忽略了这一系统工程的某一环节而遭败绩的著名战例，要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基辅会战了。

1941年6月，纳粹德国的南方集团军在仑斯特元帅的指挥下，对苏联的基辅实施战略包围，为进攻莫斯科打开迂回南翼的通道。但事与愿违，由于德军对冬季作战准备不够而最终遭到失败。

说到大迂回战略中的后勤保障，虽然在作战时要远离后方，但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却有一整套体系，从而保证蒙古军的远征。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也。

再则，当蒙古军进军南宋之时，他们本可以设法攀越长城，进而兵围中原，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耗损资源，也会使蒙古军的军力减弱。所以，他们便另僻蹊径。

我们说，军事战略必须服从于政治战略，并以政治战略为目的。因此，在实施大迂回战略时，与之相呼应的“政治攻心战”，也层见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