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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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这是同志在纪念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对的评价。事隔十年，在迎来诞辰110周年之际，相信人们不会对这个评价有何异议。

也正因为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国内外对的研究也就持久不衰，以至于出现了有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文艺学家、哲学家、军事学家等众多的学者以及莘莘学子们趋之若骛的“毛学”。

既然成为一门学问，从中会走出一批批的硕士、博士和大师，就必然有着深厚的土壤。它不但滋润着研究者的成长，也会对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文明，特别是我们今天的事业有着很大的益处。

但是，这一切益处的实现，前提是要有科学的研究。

只有持续不断的深入研究，才能更加巩固同志的历史地位，才能更好地为今天的社会进步服务。

所以，我们要在前人科学评价的基础之上继续前进，要用更加深入的研究来为今天的发展服务。

研究离不开评价，但评价代替不了研究。特别是对这位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思想的主要缔造者的评价，已经超出了对一般历史人物评价的范畴。他已经和一段革命史、党史、国史、思想史不可分割地联在了一起，以至于对他个人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对这段历史的评价。但是，的这种特殊地位，不等于就不能对其进行评价和研究。而且恰恰相反，只有深入科学的研究，才是正确认识历史地位的前提。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对后人而言的，所有的历史评价都是要由后人来检验的。前人的评价需要我们的研究给予丰富和修正，我们的结论同样要由后人来充实和修改。

因此，深入研究，首先就要摆正评价与研究的关系。不能用盖棺论定来禁锢科学讨论的必要，也不能用浅薄的表白来模式化的图解或否定前人的结论。

科学的力量首先在于它的客观性，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探究，将是流向科学海洋的捷径。

三、既然热已经成为一种显学，是否还有深入研究的空间?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就一般推理而言，热需要能量，能够成为显学说明其有足够的宝藏。就其现状而言，本人仅就自己的一孔之见，试举一例，是否亦可见深入研究的必要。

例：为什么无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同志在纪念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说，“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在民主革命时期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是举世公认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最终也未能跳出苏联的建设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青的建设道路，这也几乎是没有争议的。

历史是坦荡的，过程是清晰的，但寻找轨：迹的原因礁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目前主要有“客观说”，即认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我们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帝国主义又对我国采取封锁政策，虽然主观上想走“自己的道路”，行动上也做了艰辛的探索，但在当讨还：不可能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种见解不能说是不正确，但实际上还没有脱离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如果我们今天的认识仍然是到此打住，那么，对此问题的研究对今天的建设就没有多少实际的益处。如果我们跳出历史的局限站在今天的视野来从更深的层次分析当年的无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的原因，就会发现以下的讨论可能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和建设更有借鉴的价值：

我国近代从革命到建国再到建设，是有客观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是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6年左：右的过渡时期，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不过，虽然从革命到建国再到建设有发展的客观阶段，但领导这一系列不同阶段的最高领袖却是没有变化的。从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后，就担任党的最高领袖，一直到1976年逝世，他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达40多年之久，这是再伟大的天才也无法承受的重负。让一个人在不同的历史舞台上永远担当主角，是不可能不把正剧演成悲剧的。让既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还要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不可能不导致重大失误的。

那么，是谁让担起无法承担的重负呢?是人们对失去理性的崇拜?或是自身没有清醒的估量?这都是原因的一个方面，更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从来就没有一部关于党的领导人任期的制度。制度是人创造的，但人创造了制度后就要无条件地受制度的约束。如果我们顺应历史发展是有不同阶段的客观规律，认识到任何人的体力、能力、精力、认识力、创造力都是有极限的科学道理，就会通过制度建设来防止人性的弱点，限定再伟大的人物也不能在规定的时限外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从而使正剧不至于演变成悲剧，伟大的人物也可以更加伟大。

不过，仅从制度建设缺乏这一个方面就能够说明无法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原因吗?换句话说，要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就交班，继任者就能够立刻找到一条正确的建设道路嘛?

问题确实没有如此简单，制度建设也只是保障，要想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当然需要其他的一系列条件。后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曾经说过，认识国情并不简单，既要站在中国看世界，也要站在世界看中国。如果回到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1956年，我们当时确实还不具备这样观察国情的条件。

我们知道，一生中出过两次国，。去的都是原苏联。虽然饱读诗书，学问渊博，但他并不十分清除西方资本主义的变化和他们搞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当1956年，美国的社会劳动结构中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首次超过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时，我们不但对这一划时代的人类社会劳动结构的巨变一无所知，而且仍然用革命战争年代的习惯作法来搞经济建设，发动了以人海战术为主要标志、以违背科学常识为重要特征的“”运动。

任何人都得承认，在革命战争年代．没有任何人比更了解中国国情。但任何人也难以否认，在建国后的最大失误。是他违背了中国国情。

问题是，为什么历史转了个弯，熟悉的东西就变得如此陌生了呢?

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仅是其中的一个分子。个人的经历再曲折、再伟大，在历史的长河中都只是转眼一瞬。但历史哪怕迈出微小的一步，对个人而害都将是一片全新的天地。在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了解了农民就找到了取得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主力。但在科学技术成为主要生产力的时代，仍然套用革命战争年代的做法来进行经济建设，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建设道路。

这样分析问题，对我们今天的事业会有哪些益处呢?

我想通过探讨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原因，至少可以让我们明确这样两点：

第一，领导者的功过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制度设计是第一位。演员虽然有可能把一部好剧演砸，但剧情的发展是由剧本设计的。领导人的任期制，包括党内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是应当尽快推出的。

第二，认识国情，包括认识省情、市情、县情、乡情，是不能按照一个模式固定不变的。土生土长于某—地固然是认识某地的优势，但如果不能把握时展的脉搏，熟悉的也会变得陌生，自以为是就只能导致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