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历程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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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强调独立自主有特殊意义。即使在别国经过实践证明已经是正确的东西，也不一定适合本国的国情。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好东西可以吸收借鉴，但是决不能照搬

独立自主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思想活的灵魂。这一原则直接开启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历程。

挫折使人清醒。早在1930年5月，就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党在早期，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条件都决定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首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能够在这些思潮中脱颖而出，主要是靠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实践的影响，正如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当时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的经验十分倚重，“以俄为师”的口号响遍中国，普遍认为中国的未来就是“走俄国人的路”。其次，党在成立初期，无论是党的领导人还是党的其他成员，“理论准备”普遍欠缺，正如后来指出的：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模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而且由于缺乏实践经验，还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第三，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集权制的领导方式对各国共产党的限制十分严格。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里专门强调：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这就意味着，即使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主张，也必须首先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而且共产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从后来公布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档案来看，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23年到1927年5年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达110多次，作出了730多个决定。在组织原则的约束下，无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否正确，中共只能想方设法贯彻执行。

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非独立自主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理论问题上，把苏联经验绝对化，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机械执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造不以为然，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甚至动辄扣上“反国际路线”的大帽子；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地主和富农的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企图从肉体上直接消灭剥削阶级；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城市工人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最主要的任务，指令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在军事问题上，迷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否认游击战争，搞单纯防御路线；在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党的重大决策和主要领导人由共产国际决定，甚至包括党中央会议的文件也由共产国际代表起草，等等。总之，正像后来指出的，“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其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越来越孤立，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挫折使人清醒。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一些领导人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情况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早在1930年5月，就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际上就是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革命道路，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自己的问题。1935年的遵义会议，我们党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端，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趋于成熟。在这前后，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以及《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解决了一系列中国革命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开展的，清除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在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风气，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顶住各种压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各国的国情不同，实现发展的道路也必然不同，不可能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固定不变的模式

回顾我们党独立自主原则产生和发展的历程，给我们以有益启示：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实践的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是其实践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乃至一些路线方针政策无一不是从实践中来。实践产生理论，检验理论，推动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同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不断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离开社会实践，无论是理论还是政策都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因此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必须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紧密结合。这实际上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列宁、和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最突出贡献，就表现在对辩证法的运用上。有时真理和谬误、信仰和偏执只差一小步。情况千变万化，企图用一成不变的理论来时时、处处指导不同的实践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做到灵活多变。如果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屡屡碰壁，就要考虑这样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适用。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强调独立自主有特殊意义。曾经说过，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处理自己的事情。革命时代如此，建设时代也是如此。各国的国情不同，实现发展的道路也必然不同，不可能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在别国经过实践证明已经是正确的东西，也不一定适合本国的国情。所谓普适性或者普世性是不存在的。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好东西可以吸收借鉴，但是决不能照搬。

对于世界舆论不要看得过重。他人的意见和建议永远是一种借鉴，而不是定论。过去对中国革命道路有成熟认识的人很少，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联共（布）领导人，都是以自己的经验或理论知识来指导中国革命，像斯诺等进入过苏区的外国友人虽然对中国革命抱有同情态度，但是很难说对中国革命道路有深刻的理解。现在世界舆论对我们的议论很多，误解也很多，即使对我们抱友好态度的人的意见也不一定准确，大部分还是以西方国家作为参照系来衡量中国的实践，因此对这些意见不要太在意，更不要看其脸色行事。关键是自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反映本国实践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