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与的性格冲突与中苏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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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中苏大论战带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化印记。探讨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与发展不能不涉及两人的性格冲突。如果说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或者其中的任何一方从一开始就希望把双方的关系彻底搞坏，那显然是有悖于史实的。事实上，双方都曾为相互关系的日益恶化而感到焦虑不安，并为阻止这一趋势进行过艰苦努力。但大多数时候，努力的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有当时的客观因素的作用之外，两人鲜明的个性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

【摘要题】研究综述与方法

【关键词】/赫鲁晓夫/性格冲突/中苏大论战

【正文】

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国内政治生活中都举足轻重甚至一言九鼎，大论战带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化的印记。探讨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与发展不能不涉及两人的性格冲突。当年曾在苏共中央联络部工作的俄国学者杰留辛回忆说：当时我和同事们曾经议论过，大家都认为，双方在互相争吵、互相骂的时候，中国方面骂苏联可以，骂苏联共产党也可以，就是别骂赫鲁晓夫本人，骂他本人就完了，就无法挽救了。（注：参见丁明《回顾与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据说，当赫鲁晓夫得知中国的宣传者在苏联专家面前把他称之为“赫秃子”时，他也感到深受伤害。有学者认为，这也可能是赫鲁晓夫决定撤退专家的原因之一。参见［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另据知情者回忆，邓小平在同苏联人的一次谈话中也曾表示，苏方可以批评他本人，批评刘少奇或，这都有可能再和解，“但你们直接攻击的威望，这是不能补救的”。（注：［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种种迹象表明，在当年的那场论战中，赫鲁晓夫与个人的作用是不能忽略不计的。

一

赫鲁晓夫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他虽然外表粗俗，但颇为精明，决不像某些人所描绘的那样，只是一个不讲原则、不动脑子、不深入思考问题的混蛋。（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页。）正是得益于政治上的精明，赫鲁晓夫才毫不手软地批判斯大林，改变了苏联的历史进程。也正是得益于政治上的精明，他才能在苏联政坛波诡云谲的权力角逐中，处决了贝利亚，废黜了马林科夫，打倒了曾经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卡冈诺维奇，放逐了老资格的莫洛托夫，解除了为他登上权力顶峰立下汗马功劳的朱可夫元帅的职务。不过，赫鲁晓夫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在他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俄国农民和工人身上的许多品质：勇敢狂热与谨慎畏缩兼备，天真烂漫与举止粗俗同在，心地善良而又充满狡黠，坚忍顽强而又充满狐疑。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胸襟坦荡，善于反潮流，敢于为天下先，勇于打破常规旧习；作为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他出言无状，举止乖戾，得意忘形，一触即跳。此外，他还常常流露出专横跋扈、见风使舵、心胸狭窄、诡计多端的政客嘴脸。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主要领导人之后，做出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大事，充分展示了政治家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又是一个半吊子改革家，他的许多改革和创新常常前后不一、半途而废，他的许多重要决定也常常来自经验主义的观察与心血来潮的冲动。有论者曾这样描述赫鲁晓夫性格中内在的矛盾与冲突：“赫鲁晓夫首先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火山，它的喷发有时给社会带来好处，有时也为害不浅。他既是乌托邦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既是一个具有鲜明的马尼洛夫式自我表现的人，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者，机智狡猾，又像小孩子那样天真。”“他是一个大老粗，爱幻想和心地善良的人，但有时又过于严厉和专制。他是个试验家，常常雷厉风行和变化莫测，态度粗暴和蛮不讲理，善于领悟和机智过人。”（注：［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对于赫鲁晓夫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优秀品质，连他的政敌都非常钦佩。例如，莫洛托夫就坦然承认：赫鲁晓夫常常出现在行人中间，这一点是无可指责的，他恰恰在这方面具有良好的品格。他同普通农民和工人的会见比列宁、斯大林都要多。（注：［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29页。）而对于他的斑斑“劣迹”，连苏联普通的百姓都能如数家珍。赫鲁晓夫是苏联历史上政治笑话最多的一位政治领袖。对他的评价是中肯的：赫鲁晓夫有胆量。不过这个人也能捅漏子，可能日子不大好过，是多灾多难的。（注：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赫鲁晓夫的性格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首先，在公开场合有失检点、信口开河，充分暴露了他缺乏修养、脾气暴躁的一面。但是，作为一国领袖，在严肃的外交场合只是一味逞口舌之利，甚至为求一时痛快而动辄恶语相向，极易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例如，1959年10月初访华时教训中国为了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山——西藏而同印度发生冲突很不值得，还指责中国激化了中美关系。（注：李越然在1997年“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出言之无状，满座皆惊。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他挖苦中国：你们搞，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徐晓天等《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6页。）同年10月，他又当面对邓小平叫嚷：你知道的，高岗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可你们中央却清除了他，这就是对我们不友好。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我们把他送给你们。（注：徐晓天等《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3页。）他还曾在外交场合大放厥词：如果中国新疆的哈萨克人表示愿意让苏联来治理的话，我们就把他们统统合并过来。（注：葛新生《赫鲁晓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页。）大概赫鲁晓夫还嫌不够解气，又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了直接的人身攻击：他含沙射影地指责“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注：《赫鲁晓夫言论》第13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97页。）讥讽是“破套鞋”，（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252页。）是“从鼻孔里挖出理论的菩萨”。（注：［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他还当面挖苦邓小平“以后不要带棍子来”。（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1960年底的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期间，邓小平在身体尚未完全复元的情况下参加会议，走起路来需要手杖。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曾以此挖苦邓小平。）在中苏两党分歧日深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的许多不当言行是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胡志明建议与赫鲁晓夫亲自会谈时，回答：现在人家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我去谈什么？（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知情者回忆，说过：赫鲁晓夫骂我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是草鸡！（注：王鹤滨《紫云轩的主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不难看出赫鲁晓夫因恶语伤人给中国领导人留下的恶劣印象。一位西方学者判定，“这种人身攻击（后来中国方面也参加了）在激化冲突方面至少与那些客观因素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点也符合一般的生活经验。”（注：［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对此，苏联人自己也感觉到了。赫鲁晓夫遭罢黜的原因之一就是被指责为“在外交会谈时很不谨慎”，“在改善苏中关系方面无所作为”。（注：葛新生《赫鲁晓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页。）赫鲁晓夫本人有时也对自己的信口雌黄颇为后悔。1959年10月初他在北京口不择言地大吵一通后，一回国便马上建议双方同时销毁10月2日的会谈纪录。这说明他自己也觉察到了些什么。其次，赫鲁晓夫爱出风头，喜欢动辄跳到前台，赤膊上阵，从而使事情失去转圜的余地。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赫鲁晓夫这个人到处带头讲话，都是他站在论战第一线，而且说话又那么粗野。（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页。）1960年底，刘少奇访苏期间也曾非常诚恳地劝告赫鲁晓夫少说话，最好不要站在第一线，亲自出来争论。（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页。）但赫鲁晓夫根本听不进去。结果双方越闹越僵，回旋余地也越来越小。后来说：赫鲁晓夫这个人很蠢，中苏论战开始后，我曾打过招呼，叫他退到二线，作幕后指挥，不要亲自赤膊上阵，对着骂，以后好转弯，他不听。（注：王鹤滨《紫云轩的主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中国党就不一样：在我们党内还有很多人。我现在不讲话，再过一两年可能讲。赫鲁晓夫本人不知道讲了多少话……（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第三，赫鲁晓夫为了爬上权力的峰巅而趋炎附势、攀高附贵，向人展示的是一幅谦卑猥琐的丑态；而一旦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马上又换上了一幅狂傲自大、不可一世的嘴脸。在看来，这种行为缺乏起码的道德。如在斯大林问题上，“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注：《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4页。）赫鲁晓夫也把这种政治变脸术运用到了苏中关系上。当他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时，他对发展中苏关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57年访苏时，他亲自指挥安排的生活起居。为了能使客人满意，他甚至亲自蹲到为准备的马桶上试一试感觉是否舒服。当他认为中国的声音对他已经可有可无的时候，便翻脸无情，撤专家、撕合同、施压力，直至在公开场合破口大骂。对赫鲁晓夫的翻云覆雨，曾经说过：至于中苏关系，就是时好时坏，反复无常，1954年还比较好，1956年就不行了，就是这么反反复复，不好相处。他和我们签订了原子技术合作协定，他突然单方面撕毁了。就是说，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讲什么条约、协议，是很难信赖的人。（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赫鲁晓夫的政治传记作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曾就苏联召回全部在华专家一事评论说，这个匆忙的决定“在许多方面系因赫鲁晓夫的恼怒使然。分歧尚未达到有理由撤回全部苏联专家的地步。由于‘’的失败，中国恰好在1960年遇到了巨大的经济困难。如今中共领导人可以把自己的大部分失利归之于苏联的立场了”。（注：［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17页。）

对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亚，尼·雅科夫列夫后来写道：“在歌曲、标语和发言中被颂扬备至的苏中友谊由于蹩脚的苏联政治家的过错终于崩溃，而这一崩溃延续了许多年之久。”（注：［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这“蹩脚的苏联政治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赫鲁晓夫。

二

作为政治家，与赫鲁晓夫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人都出生于农村，年岁相差无几（生于1893年12月26日，赫鲁晓夫生于1894年4月4日）；他们都非常善于接近普通群众，喜欢同他们打成一片；复杂的政治斗争造就了他们各自善于韬晦的本领，但又不曾消磨掉他们的锋芒；他们都富于挑战精神，喜欢创新；他们都不太掩饰自己的好恶，都喜欢对论敌嬉笑怒骂，出言辛辣；他们在原则问题上都不容易向对手做出让步。但是，两人又有许多的不同之处：有深厚的本土文化素养，熟谙中国古典文化，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而赫鲁晓夫虽然在高兴时能把涅克拉索夫的诗背上几个小时，但其文化修养不高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一生只出国两次，而且都是去苏联，对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没有切身体验，而赫鲁晓夫则多次出访西方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有较多的了解；不喜欢外交场合的各种繁文缛节，而赫鲁晓夫则更愿意亲自披挂上阵，在前台尽情表演；赫鲁晓夫做事比较莽撞，常常是捅了娄子之后再想办法补救，则“不打无准备之仗”，总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再付诸行动；赫鲁晓夫深受大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影响，又直接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了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意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具有天然的优越感与“为首”心态，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富于领袖群伦气质并且极具挑战精神的对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这种盟主心理存在着本能的反感与排斥。

与赫鲁晓夫一样，的鲜明个性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说过，“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注：《建国以来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按照长期在身边工作的林克的说法，这里所说的“虎气”，“就是原则性”，“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目标，就执着追求，至死不悔”。而所谓的“猴气”，“包含着不满现状，要求变革；不守成规，喜欢变动；独立思考，不愿盲从；不讲排场，不摆架子，而且洒脱不羁。总之，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注：林克《我所知道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2页。）历史地看，无论是“虎气”还是“猴气”，都在与赫鲁晓夫的冲突中发生了作用。就原则性而言，一贯重视路线、方针及重大理论和重大原则问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总是坚持不渝，绝不动摇。这是他一生的信条。还在青年时代，他就说过：“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间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注：《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此后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他始终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建国后，他也曾多次谈到：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注：林克《我所知道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当他认定赫鲁晓夫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存在问题时，便毫不退让，坚持要对它进行修正。而当赫鲁晓夫同样不肯让步时，正如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所表明的那样，的高度灵活性，至多也只是表现为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原则同意双方的妥协方案，但同时要以备忘录的形式阐明自己的立场。赫鲁晓夫对此是不满意的。他认为，中国人对他是先支持而后反悔。而则认为，中国人在莫斯科会议上委曲求全已经给足了赫鲁晓夫面子，而后者却仍然要得寸进尺。赫鲁晓夫的态度激起了的挑战与反抗精神，他坚决要与赫鲁晓夫斗争到底，并坚信自己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他认定真理在自己一边。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非被逼到墙角是不会认输的，因此，该碰的地方就得碰碰他。（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06页；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第185页。）在眼里，赫鲁晓夫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可以顶，银样蜡枪头，一顶就顶回去了。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一定要顶，而且是可以顶回去的。（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在与赫鲁晓夫的争论中，充分展示了他的个性。葛罗米柯在回忆1959年赫鲁晓夫的中国之行时曾经非常形象地记下了留给他的印象：“尊重能够在讨论问题中同他争论的交谈者。但是，当谈到尖锐的政治问题时，他便会换上另一种面孔。毛顿时判若两人。我在北京亲眼看见，在整个宴会上，他一直同自己的主宾——赫鲁晓夫并排坐着，却没有说上10句客套话。我的努力和中国部长所作的某种努力都没有打破这种局面。”（注：［苏］安·安·葛罗米柯《回首往事》（下）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685页。）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爆发的激烈争吵及其在中国所受到的怠慢进一步增强了他对中国人的恶感。结果，赫鲁晓夫没能达到说服的目的，也没能让赫鲁晓夫做出让步。费德林在回忆赫鲁晓夫1958年的北京之行时也说过：“令人痛心的是，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不仅没有消除苏中之间已经形成的裂痕，相反，从那时起标志着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分歧进一步扩大。当年曾经芬芳扑鼻盛开友谊之花的两国人民友好同盟，顷刻间变成镜中花，水中月”。（注：［俄］尼·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事实上，赫鲁晓夫1958和1959年的两次匆匆访华正是两人性格发生最激烈和最直接碰撞的时候。此后，两人虽然都曾恶语相加，但至死再未谋面。与赫鲁晓夫的私人友谊结束了，中苏两党的蜜月时期也结束了。时刻追求变革的冲动以及他那敢为天下先的挑战气质，是他所谓自己性格中“猴气”的一面。他不怕鬼、不信邪、不愿墨守成规而又充满自信。斯大林问题的暴露，更加坚定了他以苏为鉴走出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这是特立独行性格的表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革命经验的总结，也被他认定为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但独立探索本身也是对苏联盟主地位的冲击，这必然会引起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不安与不满。而当赫鲁晓夫对的探索发表不同看法时，则认为“、、百花齐放，这是中国式的香肠，我们不准备向外国推销”。（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也就是说，这些探索都属于中国的内政，赫鲁晓夫们无权对此说三道四。赫鲁晓夫对中国脱离苏联模式的戒心与对赫鲁晓夫对中国指手画脚的不满无形中都加剧了双方的隔膜与敌意。此外，就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而言，认为，赫鲁晓夫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这也是他从骨子里看轻赫鲁晓夫的重要心理因素。这样，总是想帮助赫鲁晓夫改正错误、校正路线。而其立论的前提恰恰是：赫鲁晓夫是错误的，他如果不改正，几年之后，将完全破产。（注：《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页。）这样，结果只能是：对赫鲁晓夫“改正自己的错误”所抱希望越大，他对赫鲁晓夫就会越感失望；而失望越大，他对赫鲁晓夫的敌意与鄙视心理便会越重，最终是彻底绝望。

三

在中苏分歧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双方都为弥合裂痕进行了多种尝试和努力，但问题在于，在当时的气氛下，双方都认定自己已经尽了力，是对方破坏了双边关系。1959年底，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以团结为重。（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在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表示：在国际上跟苏联要讲团结，跟社会主义国家要讲团结，跟兄弟党要讲团结。在81党会议上骂过我们的党，我们也要同它们讲团结。我们应该有耐心等待他们自己觉悟。（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仍然强调：即使苏联想破裂，我们可以不破裂，我们要求谈判，我们要建议召开有81党参加那样的国际会议。就是说用一切办法避免破裂、推迟破裂，即使是维持一个很不好的、表面上不破裂的局面也好。（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页。）直到1963年7月双方关系彻底破裂，才决定“转入反攻”，并要“大闹天宫”。（注：《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16页。）同样，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苏联、苏联领导人不希望中苏关系恶化。为了维护两国关系发展中已取得的成果，他们尽了一切可能。但是可以看出，另一国的领导人却奉行损害这种关系的战略路线。”（注：［苏］安·安·葛罗米柯《回首往事》（下）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684页。）在1960年的81党莫斯科会议上，苏联领导人明确表示不希望苏中关系破裂。（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12页。）中苏大论战全面爆发后，苏方又提出要停止公开争论。（注：《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17页。）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后任俄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的库里克谈到，“有的时候，赫鲁晓夫本人也很懊丧，他曾经在自己身边的小圈子里抱怨过，中苏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注：丁明《回顾与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这说明，赫鲁晓夫本人也并不希望苏中关系走向破裂。但是，不管双方为消除分歧付出了多大代价，分歧还是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化并日益公开化了。回过头来看，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在大多数的时候，苏中双方都曾试图通过改变对方以适应自己的办法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在这一过程中，试图说服乃至改变对方的一方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认定自己是绝对正确的，是对方偏离了正确的路线，于是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把对方拉回自认为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而另一方则总是认定对方动机不纯甚至居心叵测。于是，无论试图改变对方的一方的出发点是否真的良好，理由是否真的充分，这在另一方的眼里都已经不再重要了。这种努力的结果只能加剧双方的猜疑与龃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