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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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通过国家的现代化来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一直是中国人孜孜追求的梦想，但中国真正开始步入现代化的正确轨道，则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而始的。中国共产党所以能超越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的努力而使中国的现代化由梦想变成现实，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向现代化目标迈进时，能够根据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合理的制度体系中得到健康的地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开辟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

所谓现代化的命题，无非包含着三个方面：现代化前提、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目标。迄今为止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已经表明，现代化进程的真正开始并不在于现代化本身，而首先在于创造一种良好的、稳定的、持久的、以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制度体系为核心的现代化条件。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正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解决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这一基本前提问题，才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得以从不断的失败漩涡中跳出来，开辟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

自鸦片战争以后，面对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严峻挑战，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从洪仁干到洋务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无数的仁人志士历尽艰难探索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然而他们的努力却迭遇挫折，他们都没有能够为中国找到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为什么中国几代人艰苦寻觅，却不得现代化其门而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在承接前人的努力继续奋斗时，不断地在思索着这个问题。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时，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也完全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全新方法论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以一种对旧制度的批判态度和对新制度的创新理念，重新审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终于找出了在此之前中国各种现代化运动屡屡失败的根源在于所有这些运动最终都未能彻底超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体系，并最终为这种制度体系所扼杀。太平天国运动试图走出一条“小农经济，平均地权”的农民革命之路，但其在本质上未能突破封建主义的制度体系，其最终结果除了失败无非就是实现封建主义制度体系的新循环，根本不能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洋务运动希望能在维持封建主义制度体系的同时，实现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然而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共同架构并为其利益服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却象泰山压顶那样摧毁了近代工业化的幼苗。戊戌维新运动幻想在不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的前提下，通过平缓渐进地推进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而走出一条与旧制度体系不发生剧烈冲突的改良主义的现代化之路，最终被这种制度体系所扼杀。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虽然已经认识到需要打破旧的制度体系才能引领中国走入现代化，但是他们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体系，而他们所引入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并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他们的努力在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光芒一现之后仍然在旧的制度体系下归于失败。从本质上讲，中国共产党之前的所有力求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步力量都没有真正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危机并不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本身，而是自始至终都将扼制现代化咽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

在深刻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代化最凶恶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目标首先就是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恢复民族赖以发展的自主独立。在深刻认识国情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国人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必须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才能造成中国开展大规模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条件。而中国共产党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成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正确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义革命从一开始也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症结找到后，如何才能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体系，为中国开辟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当中国共产党按照革命导师经典著作中规定的并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取得胜利的城市工人暴动模式进行革命实践却遭遇了严重的失败和挫折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并通过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探寻到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从制度创新的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义革命道路上的创新，首先就在于突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选择，走出了以工人为主力军的城市暴动的这一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定式，创造了以农民为主力军的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新的革命形式。其次，在对革命结果的制度选择上，不仅完全走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而且也超越了苏联模式的苏维埃制度体系，开创了适应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在建党之初即已选择了循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道路，但对于新社会的制度构想大体上却来自于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体系，并由此导致了“左”倾错误的长期存在。直至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才深刻地认识到，虽然通过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但现阶段的任务却是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开辟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逐步纠正“左”的方针政策，将苏维埃口号改变为民主共和国口号。抗日战争时期，在规划未来中国前途时，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新民主主义制度体系的创新设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政治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是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并存，文化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制度体系的科学设计，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最终形成。由于这一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制度反动问题，因而在这条道路指引下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也就必然地彻底地摧毁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历史第一次走出了失败的怪圈，走上了正确的现代化发展轨道。

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创新的结果，它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它在本质上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一种社会过渡形态。在政治制度方面，超越了当时最为典型的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体制，而是创制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的国家体制，在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下，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在经济制度方面，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国有经济；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国民生计的民族工商业；最后形成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在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体系下，虽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都已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因素，但同时仍包容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因素，但这些资本主义因素又完全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因素，而是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体系下受到社会主义因素导向的变异了的资本主义因素，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中国共产党创制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体系，既规定了未来通过社会主义发展现代化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又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体系下如何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革命彻底清除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的问题，从而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辟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在这一制度体系下，中国的社会发展事业一改过往几十年的颓势，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勃勃生机。以经济发展而言，从1949年至1952年底，仅仅三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就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增加145%，农业增加48.5%，三年中私营工业总产值增长54％，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中的比重由26.3%增长到41.5%，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显著提高，全国各地区职工的平均工资较1949年增长60%？？120%，农民收增长30%。这一切既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也足以证明新民主主义的制度创新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极大促进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在根本制度层面上促使并保证了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的真正起步。

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必须首先从社会制度体系上保证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为此，建立一个能够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的现代化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全新制度体系就成为中国全面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再次通过制度创新在中国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体系。

首先，创建了能够充分调动全国人民投身现代化运动积极性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以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标志，我国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性质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超越了当时苏联和西方的制度体系，创制了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管理国家政治事务和社会经济文化事务的权力和民主权利，成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这一制度创新在保障人民主权利益的基础上成功地激发出了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建设热情，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政党制度上，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苏联的一党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通过制度创新成功地创制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通过各派参政议政，形成一种科学的民主机制，充分反映了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实践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现代化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加速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从上层建筑的方面确保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正确方向，也最大化地通过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大大促进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发展速度，正如指出的那样：“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

其次，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创建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现代化晚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极其艰难。一方面，高度发展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一批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起着排斥和阻挠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资源量少，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建国初，每年用于建设的资金，人均最多也只有20多元。在这种十分严峻的竞争态势下，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失去了指导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现代化晚发国家迅速走向现代化的体制优势，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就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有所创新。1953年，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式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两项任务，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因此，三大改造的过程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以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于1956年底，胜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中国确立了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一经济制度的成功创制，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而言，意义重大。一方面，在中国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当家作了国家的主义，在经济上也成为为家的主人。另一方面，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改善了生产条件，壮大了集体经济，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因而这一经济制度的确立既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它本身也是制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从历史的角看，这一经济制度并不是十分完美的，在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下的许多经济运行体制并未得以完善确立，特别是当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发展到一定度的时候，这一经济制度在控制经济运行质量等方面就明显有所不足。但从中国当时的国情出发，这一经济制度却是最适应中国当时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一种经济制度，以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而言，只有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力量，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去发展生产力，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竞争，才能最终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而创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仅迥异于西方发达国家已走了几百年的老路，也不同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这是一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走向现代化之路。由于这一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说是既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适应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因此，人民群众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极大的激发出来了，在这一制度体系下，中国大规模的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1953年全面起步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辉煌成就。以经济而言，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679亿元人民币，到1957年就上升为1068亿元人民币。从1953年至1957年在短短的五年中，国民经济迅速发展。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784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6%，平均每年增长达18.4%，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1.5%提高到1957年的56.5%。重工业生产比1952年增长了2.2倍，轻工业生产比1952年增长了83%。1957年钢产量比1952年增长266%，煤产量比1952年增长96%。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57年比1952年提高了52%。农业方面，依靠新的制度优势，不仅抵御住了连续几年的重大自然灾害，而且农业生产仍有较大发展，1957年农副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4.7%，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总产量比1952年增长19%，棉花总产量比1952年增长26%。五年内，全国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22.9%，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30.3%,农民收增长20%左右。其他如科学、艺术、文教卫事业也均得到快速发展。这一切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立既为中国现代化的起飞奠定了制度基础，也标志着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的真正起步。

三、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改革和完善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腾飞。

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立，使中国真正走上了奔向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另一方面由于1958年后我们党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教条式僵化认识，以至于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原有的制度体系中有一些方面开始出现了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这种不适应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国的现代化步伐从1958年后开始明显减慢，甚至长期停滞不前。中国的现代化又面临着一次严峻的选择：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选择，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的，离开了社会主义，中国就失去了发展现代化的最现实的基础；但另一方面，我国现代化事业出现的迟滞现象又表明在这个制度体系中已经出现了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不加以改变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不能向前发展。面对这种渔和熊掌必须兼得的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从改革制度着手，通过制度创新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难题，并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杰作？？邓小平理论，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腾飞。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进行了大胆地结构创新，将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科学地划分为规定社会性质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社会基本制度和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具有可变性的社会体制两个组成部分。建国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史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是居于从属地位的社会体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既适应又不适应所反映的正是制度上的适应性与体制上的不适应性。因此，“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但同时，为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必须“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在这种创造性的制度构想下，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通过制度创改革旧的社会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现代化的发展被完美地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体制进行了深入的全面的制度创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改革历程，也正是制度创新的过程。这种制度创新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而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进行创新改革，根本目的“是调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其次，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进行结构创新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体制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制度创新。

在政治上，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列为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一项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深刻认识成果。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始终十分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努力“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改革开放20年来，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以恢复和发展，民主范围进一步扩大，实现了县一级人民代表的直接差额选举，广大农村已经实现了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和创新，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被载入宪法，派参政议政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制度性规范。对人民主主权利的保护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法律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00多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70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6000多件。我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取得显著成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已经初步建成，国家政治生活在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已成为国人共识，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极大的焕发，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新时期的伟大腾飞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制度基础。

在经济制度方面，通过制度创新完善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1958年以后，由于对革命导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设计的片面理解，我国逐步形成了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由于这一制度与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严重不相适应，因而使中国的经济失去了应有的活力，长期停滞不前。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制度创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并开始在实践中探索一种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能最大限度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首先就在制度关系上将长期以来被严重对立起来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在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下统一起来，明确“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间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继而在制度关系上明确了在公有制主体作用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地位。198211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又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88年3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则进一步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在此基础上，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至1996年，在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已占30．8%，在我国实际上已经在实践中自然形成了以共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但是，随着非公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不断上升，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补充”的法律地位与其快速增长的势头产生了新的制度矛盾，而如果用数量控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法来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同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要求相违背。在这一关键时刻，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大旗，通过制度创新对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了新的更为完善的制度构建。1997年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既肯定了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又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体现标准进行了科学的定位，突破了仅对所有制成份作简单量比的传统思维方式，引入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控制力和竞争力这一全新公有制主体地位指标，而且进一步将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身份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明确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共同发展方针的实施和进一步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最终从基本制度的层面上解决了所有制结构这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难题，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在生产关系方面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高速度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在经济体制方面，通过制度创新构建了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在五十年代中期确立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启动时期曾发挥了特有的优势和重大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世界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这一体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地束缚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正常发展。为了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得以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再一从制度创新入手，对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正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首先在制度层面上将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体制进行了科学的划分，而将计划和市场定位为经济手段和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样就确认了计划经济的非制度性特质和可变性特质，“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这一制度创新在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解决的重大的理论课题，在实践上回答和解决了中华民族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所要采取的经济手段及发展模式的现实课题，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腾飞开辟了有效途径。接着，把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制度脱钩，把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脱钩，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可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最后，党的十四大根据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对接，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概念，并在实践中逐步创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制度创新基础上确立和完善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体系，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注入了无穷的生机与活力，中国的现代化在1978年以后一改长期停滞的局面，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腾飞时期，在短短二十余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89404亿元，年均增长达9%以上，远远高于同期发达国家3%左右年均增长率，保持了全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从1978年到1998年，我国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9%，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1998年的5425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至1998年的2162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9％。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降至1998年的44.8％，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67.7％降为53.4％，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分别达到或接近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小康标准（40%？50%）。作为现代化重要标志的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至2000年的36.09％。国民素质提高，至2000年，具有初中文化、高中文化和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较1990年增加45.5％、38.6％和150.4％，文盲率已降至6.72％，跻身发展中国家的低文盲率国家行列。1995年，我国就提前实现了本世纪未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新近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课题研究表明，到1998年，我国第一次现代化（以发展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经典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已达72.3％，与此同时，我国第二次现代化（以发展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现代化）也已得到良好的发展，达40.4%。而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从最根本的原因来说，都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正是制度创新冲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个难关，极大地唤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现代化热情，才使中国现代化事业在近20年间得以实现历史性的腾飞。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近20年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腾飞已经用事实表明：科学的制度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关键。从制度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意义而言，坚持在实是求是、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根据社会发展变化进行科学的制度创新也将是最终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可以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制度创新，使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行进在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环境下，我国完全有可能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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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政治报告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中国统计摘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5月

《从普查数据看国情》，《人民日报》2001年03月29日，第5版

《我国离现代化有多远》，《北京青年报》2001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