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化思想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时间：2022-04-11 03:33:00
导语：的文化思想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863（1999）04—0001—04
文化思想是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分之一，其发轫于新文化运动和时期，初步确立在四十年代初期，至五十年代中后期则臻于成熟与定型。这一系统而又富有特色的思想，不仅在指导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显现其独到的价值，而且毫无疑义，对于当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的文化思想是建立在对于文化的本质及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整体考察之上的。关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未作过具体的界说。极富开拓精神的在深入探讨的基础上精辟地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注：《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注：《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文化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或观念形态，狭义的文化则专指精神形态或观念形态。在此处指所谓狭义上的文化，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而经济和政治，则主要指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集团、国家等实体上层建筑的总和，隶属社会存在的范畴。通过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社会意识具有能动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创造性运用，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准确地阐述了文化、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论述昭示人们：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一旦发生变化，其文化形态也应随之转型，也就必须建构和发展适合于该种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并为之服务的新文化。因而，这就为我国现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
诚然，社会的存在是一种系统的存在，社会的发展也应是一种全面的发展。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任何重大的社会经济、政治变革，必将震荡着某一特定的文化体系，并要求它作出与之相应的调整，进而达到三者的协调互动。中国也不例外。当代中国社会在经历几十年封闭型的计划体制之后，正逐步向以市场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嬗变，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之相适应，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按照民主化与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随着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深化变革，旧有文化与新的经济、政治不相协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文化发展滞后所造成的种种障碍，使市场经济在深层次运作中无法展现其内在的价值。因此，我们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结合文化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积极推进文化体制的变革，构建反映逐步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的新文化；必须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总体目标，提出思想文化建设的具体任务，切实地进行思想文化的建设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顺利进行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即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位一体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以及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的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构成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无疑正是基于对关于文化的本质及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精辟论述的深刻领悟和对客观现实的深切体会之上的。
二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注：《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这是观察和解决文化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此观点是关于文化本质论述的逻辑发展。直接承载于其上的，是的人民文化思想。其核心内容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注：《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在看来，“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注：《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显而易见，这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具有阶级性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着眼于文化的大众方向，反对割裂普及和提高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强调要“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起来”（注：《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提高必须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而普及则应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只有辨证地对待普及与提高，才能落实好文化的服务功能。围绕文化服务功能的实现，还必需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密切联系群众、热衷于群众事业的文化队伍。因而，指出：“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注：《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有关人民文化的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无疑对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与对现实的科学考察，正确地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总方针。1991年，党中央把“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定为整个文化工作的总方针之一。为人民服务与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提出的“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方向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发展，是人民文化思想的集中体现。在当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应该切实贯彻这一方针，健全文化工作队伍，激励人们解放思想，抛弃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落后理论与观念；同时，应该按照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努力造就各级各类适应社会各个层面需求的“四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质。
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方针中，与“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并重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该方针是根据国家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需要、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而提出的。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3页。）依照的阐释，其基本要点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3—784页。）。“双百”方针是在党和国家要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环境下提出的。提出此方针，无疑是试图摆脱旧有苏联模式，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与科学事业的新道路。就“双百”方针本身而言，它体现了对艺术与科学的基本性质和特殊性质的充分认识和完整把握，以及对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各种矛盾这一客观现实的承认，符合艺术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规律，符合文化工作的规律。但是在具体的论述中，陷入了“二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框架之中，其思维总是聚焦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上，偏重通过斗争克服和消除资产阶级思想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此阐明实施“双百”方针的必要性与正确性，从而失去了“双百”方针本应能够发挥的重大作用。在新时期，党中央从根本上将“双百”方针恢复正确的轨道。邓小平一再从社会主义应当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这一角度重申要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学术上不同意见的自由争鸣，争鸣中坚持实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从而有利于“双百”方针真正科学的理论内涵和民主、开放的基本精神的凸现，有利于使人们从两极对峙的狭隘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充分发挥全方位、立体性思维的优势，不断拓展了解、认识事物的新层次和新角度，在不同观点的相互论争中达到认识的深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构建，唯有真正地贯彻“双百”方针的本质思想，文化的繁荣方可企望。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与革新，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亦莫能外。
不可置疑，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历史的文化合乎规律的发展。因为历史的发展是各个时代依次承递的结果，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总是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资金、材料和科学技术等基础上而得以前行的。经济形态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必然决定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恩格斯在阐述思想文化发展时指出，任何一种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但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在论及哲学时，他说：“每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在苏联早期，列宁为了批判对历史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正确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进行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注：《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文化发展中的继承性这一共同规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无产阶级事业的现实需要出发，科学地探讨了中国新文化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注：《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显然，尊重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观的立足点。但尊重不等于盲从。强调采取理性的批判手段，运用辩证法来扬弃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说，对待传统遗产，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注：《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总而言之，理性的批判是一种取舍，更是一种升华，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唯如此，文化才会进步。
中国新文化的建设要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基点，同时也必须与世界其他民族异质文化进行交流，通过吸收与借鉴外国的进步文化，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文化在与其他不同民族、地区、国家文化的冲撞、交流、渗透中得到发展，是文化发展自身所固有的规律，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互相借鉴必将日趋重要。就中国文化与世界另一大文化系统——西方文化来说，二者各有短长。中国文化过于注重价值理性而工具理性缺乏基本的发展，西方文化在高扬工具理性的同时却压抑了价值理性的合理伸展。因此，从理念的层面而论，中西文化之间就应当存在一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双向互动。换一角度而言，较之于现代西方文化，现代中国文化显然是一个尚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的后起的文化系统，并且这一系统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主要不是自发的，而是被迫的。因而，在促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必须引进与吸纳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化。深谙此理。他告诫人们：“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注：《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他要求中国新文化建设面向世界，实行对外开放，在对外交流中吸纳、融会世界各民族的进步文化。他说：“中国应当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注：《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但是，文化发展的历史同时也证明，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必须昂扬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内在要求来选拣、吸纳外来文化，要将外国先进文化“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构建起适合“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新文化。（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7页。）
概而言之，对待古今中外文化问题，主张在坚持辩证观的基础上，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这一重要的文化思想，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指南。在新时期，党的领导集体秉承这一思想，郑重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们的实践如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必将事半功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若能切实贯彻的十二字方针，亦将前途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