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贡献及走向偏狭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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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在这个问题上也进行一些探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认识。在建国初期及五、六十年代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就有过不少论述。主要体现在1958年号召广大干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教科书时，由他口述，经其他同志整理的《读书笔记》及一些其它个别论述之中。这些论述，已经构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雏形，这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60年代后期，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逐渐淡化。到70年代，他把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看成是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研究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认识的贡献及走向偏狭之原因，对于今天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信念，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存在不存在商品经济，是探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是不存在商品经济的。突破了革命导师的论述，认为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是因为有其存在的客观条件。

早在建国之前就主张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恢复国民经济，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注：《选集》，第4卷，第1413页。）。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在《读书笔记》中指出：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因此中国“很需再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从这两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建国后，我国存在商品经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太落后了，要利用商品经济进行发展，这种发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很显然，中国太落后是我国存在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但也有要在“很长一段时间”，一个发展“阶段”利用商品经济使中国改变落后面貌的想法。这方面的认识，后来越来越明确。随着认识的提高，在对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问题上，超过斯大林的认识。斯大林认为两种所有制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前提条件。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给干部讲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认为这个观点很不全面，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自然有可能存在。这样，他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一般原因的认识就突破了斯大林的见解，也突破了他以前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提出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商品经济的命题。更重要的是，指出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生产不丰富，也就是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商品经济还应该存在并要继续发展。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中国太落后，生产力水平低，需要发展商品经济，而且还要大力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是盲目发展，而是有计划的，这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认识又一个重要贡献。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话时，从多方位多角度阐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由产品生产到商品生产，再由商品生产到产品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使我们的路线、方针、计划符合客观存在的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他认为，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我国人民物质文化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质，尽可能多生产商品，去交换东西，向全省交换，向全国交换，向全世界去交换，发展世界贸易。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这种大发展是有计划进行的。1959年12月，主持制定的《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则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象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命题，但是，它的基本含义已表达出来。能在五十年代末期就提出这种看法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还把公有制、商品经济有计划结合起来，这是在阐述商品经济理论问题上的又一真知灼见。是我党领导人中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他的这种认识，为我党后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特别是我国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必然在当时给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没有区别？给这个问题明确回答，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本质区别，并且认为商品经济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形态。同时，也批驳一些人害怕商品经济，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观点。

1958年在农村刮起“共产风”，搞“一平二调”，鼓吹要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要剥夺农民。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他们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987年，第296页。）。还指出，商品生产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也有，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有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他从商品经济的特殊性分析，认为：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他还指出，商品生产看它和哪个经济相联系就为哪个阶级服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因此，它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这正是它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区别之所在。的这些论述，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商品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手段，间接的已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在表达这个意思过程中，揭示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是公有制，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经济发展手段和哪个所有制相联系，就为哪个所有制经济发展服务。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对经济发展手段问题，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此重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目的就象他自己所认为那样，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要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一，他认为，社会主义发展商品生产是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工具。利用这个工具，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认为只有资本家会搞商品生产，只有资本家才能发展商品生产，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第二，他认为，要发展商品生产，要利用等价交换原则同农民打交道，这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手段。利用等价交换的商品交换原则，这是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五亿农民的重要手段。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商品生产大发展，全国五亿农民就可以逐步富裕起来。鉴于在集体所有制经济究竟是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问题上，有人主张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明确指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认为应当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来团结五亿农民，要从城市里边拿工业品等价地和农民的粮食产品相交换。第三，他批评了斯大林关于只有生产资料是商品，消费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认为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如拖拉机等都属于商品，从而发展了斯大林的思想。第四，提出了遵循价值规律，按价值规律发展办事的观点。指出，价值法则要求我们对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了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1959年3月30日，他在批转山西省委的一个文件时说，平调的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他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里肯定了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人们必须在这个大学校中学习它，掌握它，才能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任务。这四个方面，是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提出的，需要注意、研究的主要问题。

上述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认识，看起来是零散的、初浅的，但要把这些论述前后联系起来看，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雏形。他的某些观点，如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商品经济发展，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等观点，到改革二十年后、人们思想大解放的今天，也没有过时，对于发展市场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虽然提出一些真知灼见，但是，后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于这些真知灼见没有坚持下去。究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走向偏狭之因素，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走向偏狭之本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批判机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未来社会作过预测，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认识走向偏狭的理论原因。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恩格斯明确论述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页。）。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要立即“消灭货币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注：《列宁全集》，第9卷，第443页。）。当苏维埃政权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时期，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让步”和“退却”，在理论上也没有把商品关系看成是社会主义应有之物。在商品经济的认识方面，深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影响。一些看法和他们的看法基本一致，在建国前期，认为商品经济是有一定计划的，是消除无政府状况的，既国家有计划控制的商品经济。控制的主要内容是“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注：《著作选集》，第659页。）。此时和列宁看法一样，把商品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经济，强调国家的控制，并且作为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个内容在实践中加以贯彻。1956年12月7日，约民建、工商联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等谈话时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其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如果没有原料，国家投资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这时，仍然把商品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以为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对商品经济的看法同马、恩、列对商品经济的看法如出一辙，可见，马、恩、列的商品经济思想对有直接影响。

虽然在革命和建设中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可是恰恰在商品经济问题上囿于马列主义理论。要从中国革命和实践的具体环境来看，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可以理解的。马列主义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走向胜利的理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是神圣的理论。在把这个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时，每当对这个理论有一点突破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特别是一些认为是基本理论，要想突破就更困难。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也曾被人们认为是基本理论，受到他的束缚也是自然的。

其二，平等是所要实现的社会价值，在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过程中，凡是与之相矛盾的就要排斥。商品经济与的平等价值发生矛盾，必然要排斥商品经济。这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认识走向偏狭的思想原因。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早年的曾视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为“圣域”，因而对康有为的大同世界表现出衷心的向往。他曾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一个破除了国、种、家、业、苦等诸界的“至平”、“至公”的理想世界。青年时代的曾有过一个“新村”计划。他在主观上所设想的“新村”，实际上是一个保证人人有书可读、有工可作，人人地位平等的基层社会组织。的“平等”价值观决定他决心消除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建国后，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一大二公”的，正是他试图消灭这种差别的实际步骤。在合作化时期，主张大搞合作社。他说合作社“能大的就应该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注：《选集》，第5集，第117页。）。越大越公就越平等，可谓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主观设计。他认为，有了这种公社，就可以使农村的生产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还可以培养自己的高级知识分子。被认为可以消除由于社会分工造成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和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晚年的“五·七”指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半封闭、小而全的社会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各行、各业、各单位、各企业都要兼及他业，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全面发展，其主要目的也是消灭由社会分工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商品经济和的平等价值是不相容的。“商品经济必然引起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造成不平等，使一部分人破产，使另一部分人发财”（注：《列宁全集》，第1卷，第109页。）。允许商品经济存在，就意味着允许不平等存在，由于“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决定，必然排斥商品经济。他对一切不平等的现实表现也难以容忍和采取必欲取缔的态度，50年代末和70年代中期发动的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就是突出的例子。他把分配领域中的工资等级制、计件工资、人与人关系领域中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官僚主义以及军衔制等平等的现象几乎都看作是“资产阶级权利”。他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实际上就是试图取缔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在看来，不断消灭差别，一步步向平等目标靠近，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可见，从他的平等价值观出发，认为所有制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人们在生产资料中占有上的差距就越小，因而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程度上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商品经济中出现不平等问题，在思想上接受不了，在行动上对商品经济批判，使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停步不前。

其三，是举世公认的政治家，在他的一生中，政治斗争比军事斗争时间要长，长时期的政治斗争养成了政治斗争的习惯，对某些问题自觉不自觉的从政治眼光来看，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也是如此。随着政治需要的变化而改变着他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态度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认识走向偏狭的政治原因。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肯定与否定，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的需要而定。当商品经济有利于实现政治目的时，放宽限制；当经济紧张，人心不稳时，就放开自由市场，允许个体经济发展；当经济形势好转，政治稳定时，就加强对商品生产的限制直到加以取消。在“”过程中的情况就是如此。另外，还用政治标准衡量商品经济，主要是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1974年10月，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他这里所说的“没有多少差别”，显然是指商品经济的消极作用。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当成了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把社会上小商品生产自由市场的活跃现象，看成资本主义的苗子。认为不消灭商品生产就存在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可能蜕变为资本主义。对商品经济的这种认识在60年代就存在，在这种思想存在的基础上，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基于对国内形势和党内分歧的错误判断，提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后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经济认识上存在分歧，就认为是在政治上存在分歧，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革命的对象。十年动乱，也就是用政治手段革了一些经济上要实行商品经济人的命。

用政治眼光审视商品经济，把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本末倒置，是为了让商品经济适应政治的需要，这样对商品经济的认识走向偏狭是不可避免的。

其四，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的影响是对商品经济认识走向偏狭的实践根源。

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成功的；领导的维护国家政权，恢复经济建设也是成功的。但这两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国情适应的成功。由于和平建设的成就相对于长期战乱破坏有隔世之感，特别是在缺乏国际经济发展横向比较的情况下，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对于封建主义的整个社会形态的进步，从而把适应的经验全看成建设的经验。还是在陕甘宁边区，经济问题延传统作法。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注：《选集》，第2卷，第768页。）。这些作法成为成功的经验。又把这些经验引入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把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神圣化了。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说过，过去我们几百万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是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后来，“”中的“五·七”现象也如此。这样就会消灭商品生产、按劳分配、实行产品分配、按需分配。排斥了商品经济。

由于上述几个原因，导致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逐步走向偏狭，这几方面在不同时期对的影响起着不同作用，有时某个方面起主要作用，有时几个方面都起作用。这几个方面也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着独特的作用，但是，人们对于这种独特作用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认识上是不稳定的，此时肯定，彼时否定。许多人在这肯定、否定的漩涡中迷惑着。也是其中一个。由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认识的不确定性，既有对革命导师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认识突破的方面，又有受革命导师的某些论述困扰的一面，在这种认识的矛盾中，加上一些其它原因，导致没有坚持自己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某些正确认识，逐渐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走向偏狭，甚至否定自己的原有的一些正确认识。对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认识问题上的评价，要从客观上、总体上全面的辩证的来进行评价，应该象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评价思想一样来评价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认识问题。要把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认识和不正确的认识区别开来。在五、六十年代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要发展商品经济，有许多正确的科学的认识。这些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超过其他革命导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该是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言，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雏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对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正确认识的继承和发展。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最终走向偏狭，从另一个方面为我们从传统理论束缚中解放出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