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变观与青年的思想转变

导语：大转变观与青年的思想转变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26（1999）06—0035—05

一、问题的提出与大转变观 国内外理论界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思想转变的研究基本限于同一分析框架，即世界观转变的研究，通常着重考察他们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这一分析框架源于梅林、普列汉诺夫，特别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研究。列宁在1914年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所附的参考书目中就指出：从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P59）。目前，虽然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完成思想转变的具体时间界标还存在分歧，但对于这一分析框架思路都普遍接受，并将其模式化，推广开来，作为分析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各国无产阶级领袖思想转变的一般框架模式。

固然，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时，这一分析框架是有其科学性、合理性的，但将其推广开来，用于分析马、恩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思想转变就不完全合适。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与其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思想转变是两种不同质型的思想转变，前者属于原发内生型，后者属于继发外生型。所谓原发内生型思想转变，是指由于对一种新世界观的首创性发现所带来的个人思想的根本转变。它的突出特点：一是独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探索；二是新世界观的首创性发现；三是以这种世界观作为自己人生理想和追求，并用它来唤醒更多的人。在这里，是否首创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世界观是关键性因素。以此衡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属于这种类型的思想转变只有马克思、恩格斯二人。所谓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是指在直接继承接受他人发现的新世界观的基础上实现个人思想的根本转变。它的突出特点：一是经历了多元的理论（世界观）选择过程；二是全面彻底接受前人发现的新世界观作为个人的终生信仰、理想和追求；三是以这种新世界观为指导，来开拓自己国家或民族的伟大事业。在这里，选择、继承、实践、发展四部曲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以此衡量马、恩之后的各国无产阶级领袖的思想转变，都属于这种类型。

显然，这是两种不同质型的思想转变过程。前者是独到的理论发现和创造过程，后者是多元理论的选择过程；前者是新世界观的首创性发现过程，后者是已知世界观的认同和继承过程；前者的根本意义在于其世界观的划时代创造性，后者的根本意义在于其所选择的世界观在各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具体运用以及在与该民族、国家革命实践结合过程中的丰富和发展。总之，我们完全可以将后者理解为个人伟大理想的确立及其在自己民族、国家范围内化为现实的过程。对此，国内已有学者从其它角度道出其中的机理，指出：“理想把现实活动与未来结果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个体迈出的每一步都向着这个既定的目标接近……。”[2]（P71—75）由此可见，如果说原发内生型思想转变是否完成的标志是看其首创的世界观的彻底程度，那么，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是否完成的标志则不这么单一，它不仅要看对既定世界观接受和继承的全面程度，认识和理解的深刻程度，而且要看对这种世界观具体运用、完善和发展的科学程度及成功程度。这就出现了双重标准，且二者的重要性是同等的，缺一不可的。而这后一个标志已超出了迄今为止国内外理论界研究思想转变问题的分析框架，即超出了单纯的世界观转变研究。

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建立大转变观作为研究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的新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的主要特点是将对领袖人物思想转变的考察视野放得更宽，不仅考察其继承接受新世界观的复杂选择过程和最终全面程度，而且考察其对新世界观认识、理解的深刻程度，更重要的是考察其将新世界观与本国、本民族革命和建设事业实际相结合的成功程度。基于这种认识，大转变观借鉴了现代系统科学的分析理路，即“输入→输出→反馈→输入”分析，将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过程看作是一个动态整体系统，它是由选择、继承、实践和发展等前后相继、谐调互动的诸要素组成。因此，对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的分析，也就随之转化为对“选择

附图{图}

发展”过程的双向动态分析。这相对于时下理论界那种单向静态分析框架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改进，更具客观性、科学性。

具体看，大转变观对于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其一，充分注意到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的两重性特点，即，一方面，是对本国、本民族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道路的探索和认识过程；另一方面，是个人信仰和理想的选择和确立过程。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离开了前者，后者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将大打折扣，甚至失去存在意义或价值，坠入个人奋斗或宗派主义的狭小天地；离开后者，前者又将丧失科学理论的指导，陷入盲目性，很难获得成功。这两个方面谐调互动，共同构成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完整的内在逻辑基础，必须将它们统一起来，作为研究该类型思想转变过程的两个基本评价维度。否则，只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做文章，人为地割裂这两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必然造成此项研究内在逻辑上的缺陷，影响结论的科学性。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其二，还充分注意到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的实践环节和其反馈过程对于最终完成转变以及我们认识这一转变过程的价值，自觉确立实践标准。它不仅重视思想转变本身内在逻辑轨迹的分析，重视对时代大环境的分析，也重视对新世界观在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状况的反馈分析，使理论分析和实践验证相结合，自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上确立实践标准与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中确立实践标准意义同样重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绝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该投身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从长远观点来看，在实践中屡屡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挫折乃至失败的“马克思主义”，其科学性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

二、青年思想转变的两重性

青年的思想转变内含相互联系的密不可分的两个过程：一是对中国人民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探索和认识过程；二是个人理想和信仰的选择和确立过程。二者谐调互动，共同构成青年思想转变的动态过程。

首先，从这两个过程的逻辑关系看，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前者是青年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基础，后者是其外显直观内容；前者是实践和发展的过程，后者是选择和继续的过程；前者是方法论的形成过程，后者是世界观的确立过程。如果没有对马列主义信仰的确立，青年很难率先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仅仅确立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至此而止，青年也未必就一定能找到这条正确道路，陈独秀等人的主张的失败——不论基于何种主客观原因——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有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只有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才适合于中国，才能指导中国革命走上正确道路，才能保证马列主义在中国不至于沦为空想和教条，也才赋予青年思想转变以真实意义。因此，只有这两个过程都基本完成或转入正轨，青年思想转变的整体逻辑结构才算完满。

其次，从青年思想发展的实际过程来看，他曾经像“住旅馆”似地接受过许多思想和理论，这些中外文化理论遗产当时都曾被青年视为自己追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目标的理论武器，当作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精神工具”。在早期革命生涯中，“理论武器”和“精神工具”经常更换，他所说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3]（P87），即应是指称这一状态，但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却矢志不渝，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努力从未止息。即是说，青年始终立足于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高度来选择自己的信仰和理想，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式道路”，也没有脱离这样一个总前提。实际上，从最初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11月17日《湖南大公报》）和马克思主义（1918年8月—1919年3月第一次赴北京期间），到接受“唯物史观”和“俄国式道路”，历经了两年多的矛盾和徘徊，绝非一见钟情。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也是在他找到了“俄国式道路”并将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时，才最后确立并巩固下来的。否则，我们无法理解青年极富功利性，历经多次变换的信仰选择过程为何至马列主义而止。

再次，青年思想转变过程中的继承和发展两个环节，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不平衡性。所谓同一性，是指它们共同构成青年思想转变的全过程，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两个环节和两个层次；所谓不平衡性，是指这两个方面和环节的发展进程是不同步的，相对而言，继承的过程比较迅速而短暂，发展的过程比较艰难而漫长。这种不平衡性直接源于这两个过程的复杂程度的差异。不仅如此，从青年思想转变的过程来看，实现前一个过程时，有众多的革命同志的启迪、帮助和支持，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效应，这一点新民学会活动的有关资料记录得一清二楚；实现后一个过程时，却遭到党内主要领导人的反对和排挤，显得比较孤立而艰难。这就使本已不平衡的两个过程的差距又被人为因素进一步拉长，使这两个过程的分离更加清晰，强化了青年思想转变的两重性。而这后一个过程不能被党内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者所接受的事实，也从反面证明实现后一个过程对于最终完成思想转变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

最后，时下理论界对青年思想转变的讨论都是围绕第一个转变过程展开的。值得研究的是，对于第一个转变过程，当时曾谈过这样的观点：“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4]（P148）可见，他当时还把俄国式的革命看作是“恐怖的方法”，认为走俄国式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是无计可施之际的一个变计，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下策。至于在中国，俄国式道路的前途如何？俄国式的革命怎么搞法？对诸如此类的关键性问题，青年并无深思熟虑在先，也没有清晰明确的思想在胸。1920年3月14日，他在致周世钊的信中还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还都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4]（P64）因此，这次转变在当时说来，无非是处于探索和选择之中的青年的又一次新尝试和新选择罢了，就如同他当初曾崇拜康、梁，曾接受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观念一样，是对“昨日之我”的又一次“挑战”。这种新选择在中国能否走得通，能否解决中国问题，是否一直坚持下去，具体又该怎么走等等，均待实践的检验和裁定。这正是决定第二个转变过程不可逾越的实践依据。由此看来，第一个转变过程带有明显的初步尝试性再选择的痕迹，如不完成第二个转变过程或是使第二个转变过程转入正轨，很难说第一个转变过程就是最终选择。

三、青年思想转变的两个过程

青年思想转变的两重性决定了其思想转变是分为两个过程来完成的。第一个过程是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即世界观的确立过程；第二个过程是从一般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即方法论的形成过程。它们代表了青年在思想理论上成长过程的两次飞跃。

从时间界限上看，青年的思想转变过程与他此间的两次著作高峰期是同步的。第一次著作高峰期是在1919年7月至1921年初，这正是他实现第一个转变过程的关键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著述和思想发展问题，理论界论著颇丰，此不赘述。

第二次著作高峰期是在1925年至1927年底，这也是他实现第二个转变过程的关键时期。能反映他这一时期思想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这些著作对他完成思想转变的第二个过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首先，这是青年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入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中国社会，在总结以往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完成的阐述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第一批成熟的著作，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历史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源头。

其次，在这些著作中，青年明确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早就注意农民问题。与以往不同，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他着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与动力之间关系以及工农商学联合战线的角度进一步阐述这一问题。还分析了农民革命性的源泉，强调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然同盟军，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这个最重要的同盟军，从而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核心问题，即农民同盟军问题。

第三，在这些著作中，青年还阐述了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建立农民武装，建立民主政权的思想。他认为，农民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同时，还必须推翻地主阶级的都团，建立乡村自治民主政权。在“马日事变”后，由主持制定的《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中，甚至初步提出“上山”的主张，准备开展长期的武装斗争。

这些思想标志着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及俄国式道路的认识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由认同和接受提升到实践和发展，即由世界观层次具体化到方法论层次，实现了二者的真正统一，马克思主义开始化为在中华大地上具有直接可操作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俄国式道路开始化为中国式道路，青年思想转变的两个过程在这里汇合，其两重性在这里融贯，其内在逻辑也已圆满，其思想转变最终完成。

四、确立大转变观的意义

立足大转变观研究青年（及各国无产阶级领袖）思想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证明，要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没有第一个转变过程不行，但仅有第一个转变过程也不行，只有同时实现这两个过程的人，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重任。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最初也有资产阶级学者的一份功劳。先有梁启超、朱执信、刘师培、江亢虎等，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后来，聚集在孙中山周围的一些国民党理论家一度甚至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考察中国社会实际，研究中国历史，如胡汉民、戴季陶等。但这些人最终都没能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终于被人民革命的浪潮所淹没。而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虽然曾经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由于他们没有实现第二个转变过程，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犯了错误，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只有实现了两个转变过程的革命者，如蔡和森、、等人，才最终为中国人民所选择；也正是在实现了第二次转变后，这些人才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崭露头角，担当主角。第二，有助于我们理解晚年所犯错误产生的思想渊源。思想转变的第一个过程虽经较长的推求比较，但真正转变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而且主要是外界突发事件促成的，即苏俄对华的两次宣言的感召和影响。由于多方面原因，这两个宣言与中国人民见面已分别是1920年3月和年底；苏俄特使伏林来华宣传苏俄友好是1920年8月，青年发起创办俄罗斯研究会也是在1920年8月。这些事实说明，青年从转向较系统、转专注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到最终完成第一个转变过程，前后历时不足一年；而且真正打动的与其说是其理论的系统性，不如说是其理论的实际可操作性。这种缺欠本应在第二个转变过程中弥补，但第二次转变的核心和重点却是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化的过程。延安时期，全党的理论和宣传基本服务于抗战和反蒋，主要是从哲学角度思考中国革命问题，对经济问题思考较少。昔日的缺欠终于留给了新中国。

第三，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人物思想转变的研究。大转变观客观地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不同类型思想转变在运作过程中的特殊规律，是我们比较研究他们思想转变的一条新思路。根据这一研究思路，我们还可以对他们的思想转变作更细的划分。譬如，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又可分为“继承型”的和“继承＋发展型”的，前者只完成第一个转变过程，后者先后完成两个转变过程。同时，这一研究思路还借鉴现代科学和哲学的新方法，即系统论，并自觉确立实践标准，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它充分注意到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思想发展史中的选择性和功利性原则，更有利于自觉恢复他们完成思想转变过程的客观历史语境，增强思想史研究的历史真实性。

【责任编辑】李素贤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于昌元.世界观的形成是以认识为基础的评价过程[J].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2）.

[3]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4]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