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回眸：思想研究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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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不但是国内长期研究的热点，而且远播海外。本文就近60年来海外学者研究思想的状况，作一简要的考察。

研究概况

海外学者研究和思想，可以上溯到30年代中期。60年来，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后期为介绍和初评阶段。1935年，苏联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刊出《——中国穷苦大众的领导者》一文，以及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在纽约出版有关的《个人的历史》，可谓这个阶段的源头。为进一步解开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展的奥秘，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厄尔·利夫分别将在陕北苏区的访问写成《西行漫记》和《的生平》，为欧美人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特别是斯诺的著作，被译成20余种文字，饮誉全球，引起史沫特莱、斯特朗、尼姆、韩素音、王安娜、贝特兰、卡尔逊、爱泼斯坦等纷至沓来，写下了《中国震憾世界》、《红色中国的挑战》、《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国的新西北》、《中国的双星》、《中国的新生》、《早晨的洪流》等著作。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开始走出根据地，走向国统区，乃至全世界。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苏联把对及思想的研究列入了马列主义的研究范围，《布尔什维克》杂志和《真理报》均发表了研究文章。日本大量收集和编译著作，并撰文介绍，其传记主要有：岩村三千夫的《》、贝冢茂树的《传》、林华城的《新中国英雄》和日本文献资料研究会的《（延安时期）》。研究论著主要有：岩村三千夫的《的思想及其发展》、宫板宏的《的新民主主义》、池田诚的《的中国革命论》、佐野学的《的战争论》、山本秀夫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解说》、和田敏雄的《理论的意义和影响》等。美国学者费正清等编译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康姆登编译了《的中国（文献）》。西方作者向世界再现的形象，较好的有：斯特朗的《中国人征服中国》、欣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等。

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为高潮阶段。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和东欧学者迎合政治需要，对和思想，由肯定转为批判，出了不少攻击性论著，如弗拉基米洛夫的《的政治传记》、鲁缅采夫的《思想的根源和演变》、斯拉德科夫斯基等的《毛主义思想政治本质》、茹科夫的《毛的政策向何处去》、科尔巴什的《毛主义的经济“理论”》、马尔科娃的《毛主义和知识分子：问题与事件》等等，至1979年还出版了《没有毛的毛主义》。但中苏论战和“”期间，海外更多的人钦佩的独立精神，特别是在亚、非、拉各国，“毛成为反殖民主义的主要象征”。美国的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加利福尼亚、密执安、斯坦福、匹茨堡、普林斯顿、印第安纳、亚利桑那等大学，均设有中国问题的研究机构，美国政府和纽约卡内奇、洛克菲勒、福特等基金会也拨款资助中国学研究。英国的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利兹大学和德国的图宾根大学、慕尼黑大学也有一些研究思想的较知名的学者，如施拉姆、勃兰特、麦克唐纳、格林、奥匹兹等。

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研究带来一些有利条件。日本大冢有章发起成立思想研究院（原名日中友好学院），还有各种思想学习会、研究会。著作有：今堀诚二的《研究序论》、西河毅的《评传》、中西功的《中国革命和思想》、高桥亨的《思想的历史背景》、福本和夫的《思想的出发点》、三浦勉的《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探讨》、宇野重昭的《：人和思想》、加地伸行的《中国人的逻辑学——从诸子百家到》、松村一人的《思想及其哲学意义》、河池重藏的《和现代中国》、德田教之的《主义的政治力学》、上妻隆荣的《的经济思想和管理革命》、冈本隆三的《游击战：的战略震撼世界》、鸟村桥的《和他的军队》、竹内实的《：诗与人生》、贝冢茂树的《孙文与》、东京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会的资料集《思想万岁》、高桥勇治主编的论文集《和思想》等。美国和西欧的学者形成三个观点迥异的学派：即反共学者威特福格尔、加罗第为代表的保守派，哈佛学者费正清、布兰特、施瓦茨为代表的自由派，以及佩弗、沃尔德、道格拉斯等从自由派中分化出来的新左派

。新左派受我国左倾观点影响，人数较少。自由派阵营较大，论著颇丰，如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季刊》主编施拉姆就出版了《》（10年间再版8次，中文版发行50万册）、《的政治思想》、《的基本战术》等书。其他著作有：乌哈利和尤哈莱的同名书《评传》、迈斯纳和费茨哥莱尔德的同名书《和中国》、陈志让的《和中国革命》、佩恩的《一个革命者的肖像：》、陈肖新的《按照中国传统和革命发展的毛思想》、科恩的《的共产主义》、艾克曼的《思想与马列主义》、坎布勒的《从马克思到：马列主义系统论》、舍费尔的《思想导论》、金思凯的《思想：形式和内容》、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沃马克的《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韦克曼的《历史和意志：的哲学透视》、格拉伯曼的《——辩证法大家》、爱德华的《毛的道路》、彼叶的《中国政治的灵魂：政治发展中权力危机的心理研究》、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梅里特的《和中国经济》、霍金斯的《和教育：他的思想和教导》、弗赖伯格的《的军事辩证法》、鲍姆的《革命的序曲：毛、党和农民问题》、舒尔曼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组织》、威尔逊的《从历史衡量》、密执安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书目索引》、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解放以后著作目录索引》等。

70年代末至目前为反思和重新评价阶段。由于接触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公开的大量档案资料，同时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影响，海外一些左翼研究者觉察到过去研究中的表面性和片面性，在修改、调整、充实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了更高层次的研究，与国内学者的交往也日渐增多。苏联、东欧学者的攻击性论著骤减，第三世界的“热”明显减退。

编译著作方面，有美国高英茂编译的《建国后著作集》、德国马丁编译的《文集》（7卷本）、英国施拉姆编译的《同人民的谈话：1956—1971年的讲话和书信》。特别是日本竹内实编译的《集》，到1983年已出版20卷（其中《集》10卷、补卷9卷、别卷1卷）。研究及思想方面，日本学者居领先地位，论著达300篇（本）。代表作有：新岛淳良的《我的研究》、柳田谦十郎的《研究》、野村浩一的《人类智慧的遗产——》、今堀诚二的《中国革命与〈选集〉》、竹内实的《与中国共产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著作年表》（上下卷）等。在美国有特里尔的《传》（已有7种文版，中文版发行50万册）、阿瓦基安的《的不朽贡献》、迈斯纳的《毛的中国》、佛郎西斯·苏的《的辩证法理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毛之后》丛书，还有英国施拉姆的《研究：回顾与展望》、印度莫汉蒂的《的政治哲学》、斯里兰卡桑穆加塔桑的《思想的鲜红旗帜》、意大利吕蒂尼出版社的《湘江的沉思》等。1986年，在意大利乌日比诺市召开了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有200余人与会。近年在澳大利亚的悉尼、

新南威尔士、格里菲斯等城市成立了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了《澳大利亚中国事务》、《马克思主义在亚洲》等刊物，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如奈特的《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社会变革因果论》、《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等文，颇有新见。

主要论点

研究和思想成为世界范围的重要课题，现已在数十个国家有近百个研究机构和几千名研究者，尤以美国、日本、俄罗斯在机构、人员、资料以及出版物的数量方面领先。60年来，共有论著1600多本、论文逾万篇，研究主要从思想的来源、内容、及其思想对后人的影响等方面展开。其笔触主要反映在：

提出思想时间的研究。一是认为形成于北伐战争后期，一是认为形成于江西苏区，而大多数学者认为与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关。思想的形成是当时国内外环境变化的需要。德田教之在《延安时代和路线的确立》一文中写道：“整风运动的目的，是发现中共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现作为它的体现者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党朝着化而发动的‘的革命’。”宇野重昭在《中国共产党史绪论》一书中也说：“共产国际的解散，使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变成决定性的了”，“从这个时期开始，便积极地提出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这样，中国共产党便独立于共产国际之外，已经没有必要在形式上和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了”，因为“中国共产党首先要考虑的是中国民众的利益”。费正清在《美国和中国》一书中注意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特殊的”，他的学生施瓦茨在《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一书中提出了“Maoism”（毛主义）这一专有名词。思想来源的研究。第一种，认为既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是对中国传统（包括典籍、文学和历史）的继承，“二源说”的代表有日本的松村一人、德国的奥匹兹、美国的格列等。第二种，认为源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如儒家、法家），纯系中国的产物，“一源说”的代表有日本的野村浩一、英国的格雷等。第三种，认为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发展说”的代表有美国的佩弗、法国的卢克瓦等。第四种，认为虽对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独特创造，但只在名义上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异端说”的代表有美国的施瓦茨、英国的施拉姆等。第五种，认为其理论要达到的社会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实现此目标的方法则是“民粹主义”的乌托邦，“空想说”的代表有美国的迈斯纳等。尽管众说纷纭，而多数学者持比较客观的态度，如美国的格列写道：“毛也有许多地方与马克思的结论不一样，但这并非体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发行为，而是体现了历史条件所允许的，在严格的范围根据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而得出的反映，如果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来解释，这些不一致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研究的则不多，如日本的新岛淳良在《的哲学》一书中写道：“思想并不是

个人的思想，而是以为中心的中共领导人的共同思想。”宇野重昭也指出：“思想与其说是个人的东西，不如说是中国民众在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结论都先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研究。除苏联和西方某些御用文人的少数攻击性文章外，海外学者对此较普遍地给予了肯定。施拉姆在《个性中的中国传统和列宁主义因素》一文中指出：“中国化是指不仅要给马克思主义穿上中国语言的外衣，而且要把它同中国过去的思想和事件联系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更有针对性，更易于为中国人所理解。”永野英身在《北伐时期的——路线形成考》一文中写道：“的以军队——根据地——土地革命为基础，采取革命暴力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是在自1925年五卅事件到北伐革命时期和1927年8月以后的低潮时期这一革命巨浪中形成的。”池田诚等在《中国革命史——从太平天国到》一书中，则系统地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特别是第五章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人民军队、工农民主专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区别是革命领导权问题，由谁来领导，这在革命的彻底性上和革命的前途上有着决定性的区别。”他们认为：的《新民主主义论》“具有重大意义，它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总结了以为首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展望

了未来。”

对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研究。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将其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古代的孙武等及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作比较。日本的林克说：“创立了与资产阶级军事学说在本质上根本不同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和军事原则”。持田在《关于的军事战略的一点研究》一文中评价：用“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这句名言，“把战争观发展到使战争和政治一体化的地步”，并认为“以这些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列宁）的战争论为基础，吸收以《孙子兵法》为顶点的东方古兵法的战争论，组合成独特的战争观。”伊藤皓文的《战争论》一文研究了的战略防御思想，认为这是“弱者转化为强者的战略”。美国的格里菲斯指出：认为“中国的命运是跟农民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毫不迟疑地对革命以城市无产阶级为基础的理论作了修改”，因为他“认识到，不管这种理论看起来多么适合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但不适合于中国。”基辛格在研究了《论持久战》的思想后说：中国的基本战略是“持久的有限战争”，“由于双方的力量对比不利于共产党采取拼实力的全面战争形式，因此他们不得不采取一系列转化力量对比的措施。单就每一项措施来说，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但历次的效果积累起来，却足以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特别是一些亚、非、拉国家，把著作作为指导他们开展游击战争的兵书，正像特里尔所形容的：“在大多数国家已家喻户晓，《语录》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使得《圣经》也相形见绌”，“在50年代至60年代的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毛成为反殖民主义的主要象征。”

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研究。海外学者一般以中共八大为分界线，认为思想在建国后至八大期间继承了七大路线，使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初期建设得以顺利进行，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得失评价不一。又认为八大后他仍套用民主革命的办法，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发生“”，使得建设事业和人民生活水平落后于时代。柳田谦十郎在《研究》一书中对其晚年思想作了分析，认为“通过对旧思想、旧文化采取了机械的否定态度，而且有一种性急的急进倾向”，“政治上的急进主义在他的晚年更加严重”，“在晚年的思想中，辩证法的思想极为暧昧，可以认为，在许多方面妨碍了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对其他领域的研究。海外学者对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思想、哲学思想、建党思想和农民问题的研究也抱有较浓厚的兴趣，使得研究从多角度展开。其中哲学方面的论著甚丰，尤以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评价最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报》指出：“我们首先要按关于矛盾的哲学论述，学会科学地、全面地去理解现实及其矛盾，擦亮眼睛，认清现实，并把这种现实作为矛盾的运动来理解。”英国的吉丁斯在《国务活动家》一文中称赞：“作为一个捍卫中国革命及民族利益的中国政治家，表现了他能把握住与中国有关的国际矛盾的才华，能掌握住适当时机作出决策或调整政策。”美国尼克松认为是世界上最富魅力的领袖之一，语言极富哲理，而且生动幽默。埃勒根特在《中国的红色首脑：中国共产党领袖传记》一书中形象地写道：“当用孙中山的话宣布‘耕者有其田’时，这个口号立即得到了农民群众的反响。当他开始分地主的土地时，他赢得了农民的热爱。当他建立了与普通农民的命运相关的廉洁的苏维埃政权时，惊讶的农民开始怀着敬畏的心情注视着他。当他们看见他自己卷烟卷时，他们更惊讶了，但也更放心了。”

研究方法

从整体上说，海外学者虽和国内学者研究的立场、观点差异很大，但他们治学的方法、思路对我们仍有启发和参考价值。其研究特点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对和思想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从30年代中期至目前，主流仍在这方面。像《的悲剧》、《中国革命的假象》、《现代中国的神话》等一类反动、庸俗之作是极少数。大多数学者给予了公允和冷静的评价，如美国的斯特朗在《思想》一书中指出：“的伟大成就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的形式变为亚洲的形式”。日本的野村浩一在《人类智慧的遗产——》一书中写道：“回顾历史，恐怕不会有人对是革命的一生表示怀疑。是一位最杰出的革命家，是一位率领亿万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从动乱中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他同所有的伟大革命家一样，也是一位最善于独创的思想家。”参加意大利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代表也认为：“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客观条件卓越地结合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尽管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过失误，仍不愧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英国的威尔逊在《的历史地位》论文集序言中说：“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超过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任何人，即使在他死后，这种影响也依然存在。”

重视文化上的寻根研究和个性特征分析。海外学者的视野比较开阔，不但研究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之间的思想联系和差异，而且研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当代思潮之间的异同，还研究本人的心理、个性与其思想的内在逻辑，研究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及其思想的关系。不少论著涉及到对儒家的批判和继承，如英国的格雷在《中国：共产主义和孔夫子主义》一文中写道：“在中国传统中吸取了大量思想材料”，“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非常紧密，几乎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思想特征的相应对偶。”美国的费正清则认为：思想与儒家思想差别很大，但类似之处也多，不懂得儒学，就无法理解。法国的鲍克在《思想指南》一书中指出：“有些中国古代思想的东西，但这个事实不能解释成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继承者，也不能解释成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更多的是中国人。”美国的怀利在《毛主义的形成》一书中说：一辈子读的是线装书，但还是从中走出来了，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共产党终于建立了为人们所能接受的思想，来代替孔夫子主义。”

重视资料的搜集和比较。海外学者认为及其思想是解开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展奥秘的钥匙，长期来把这方面的研究作为“中国学”的重要内容，不惜花费重金和设置机构进行研究。他们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比较，力求搞清在各个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及其真实动因，尤以微观研究见长。他们四处收集我国出版的书刊，乃至红卫兵小报。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馆为例，自1948年以来，几乎购买了本世纪出版的主要中文图书，中共党史文献和著作尤属重点收集之列。从60年代至70年代的10年间，美国仅用于“中国研究”的经费就超过7000万美元。他们运用这些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如1976年12月我国发表《论十大关系》，施拉姆随之发表文章，将其与1956年中共中央发至县团级的原文做了对照。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他们也进行了多种版本的比较。使用了社会科学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随着电脑对信息的贮存和处理量增大，许多海外学者用它吸收新资料，对过去的研究作修订或重新评价，已成为主要手段。他们在研究的方法上也有特点，如美国的弗朗西斯·苏在研究的辩证法时运用了“反映综合法”，认为该方法“着重是下列活动：理解、分析、综合、重新整理和评价”，并说使用该方法是基于语言上隔阂、中西思维方式各异，以及考虑到著作本身的特点才这么做。海外学者在研究时还采用了实证法、定态研究法、历史考察法和联系的、发展的研究方法等。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的事业和思想对当代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在对海外学者研究和思想的状况作了简要考察后，可得出如下有益的启示：作为思想故乡的理论工作者，更有责任对这一属于自己的精神财富作更深入的发掘，拿出无愧于和他的事业的研究成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