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为摘掉‘马列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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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自从1999年10月28日《中国合作新报》（以下简称《新报》）发表一篇题为《’99〈辞海〉重新评价》，1999年11月4日《报刊文摘》又详细摘载该文以来，对于新版《辞海》重新评价，特别是“为摘掉‘马列帽’”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读者给辞海编辑委员会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去函、去电，提出质疑。这正表明，对于的评价确实是个原则问题，谁贬低，谁就会受到人民的谴责。

那些主张“为摘掉‘马列帽’”的人，究竟有些什么“理由”呢？根据初步了解，他们大致有下列三条所谓的“理由”，请大家共同评析之！

一、删去“伟大”是出于体例的需要吗？

有人说，由于《辞海》释文力求简明扼要，因而删去“伟大”之类的形容词，是出于体例的需要。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事实是，《辞海》1979年版和1989年版，均称孙中山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999年版则称之为“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新版对前两版的修改是：增加了“近代”两字，并把“革命先行者”改为“民主革命家”。但不管怎么改，对“伟大”这个形容词始终没有变，这说明对孙中山是不能不称其为“伟大”的。新版“辞海”称孙中山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而称廖仲恺、黄兴等人为“中国民主革命家”，这是非常恰当的，也是符合我们党对孙中山的一贯评价的。如果在“孙中山”词目中删去“伟大”，把孙中山和廖仲恺、黄兴作完全相同的评价，那就会贬低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突出的地位和作用。这就说明，对于“伟大”不能乱用，但该用的时候还是要用，不能以所谓“体例”问题为借口，去贬低某些杰出的伟大人物。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奇怪的是，新版《辞海》可以称孙中山为“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为什么就不可以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呢？《辞海》1999年版前言说：条目的修订，“主要是反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弥补缺漏，纠正差错，精简少量词目和释文。”从这个修订原则来看，在“”词目中删去“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既不属于“弥补缺漏”，也不属于“精简释文”（因为在这个词目中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文字），那只能是“纠正差错”。请问是什么样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把“”词目中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作为“差错”来“纠正”呢？如果为了迎合那种否定马列主义、思想的错误思潮，来进行这种所谓的“纠正差错”，那只能越纠越错。

二、删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对“更加崇高的评价”吗？

新版《辞海》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适用范围较广”，“将‘’条头衔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改为‘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为了具体地表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对更加崇高的评论”。又说：“该条头衔还新增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等语，从而，较之过去版本更加全面”。认为删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倒是“对更加崇高的评价”，这真是“奇妙”的逻辑！

从三个版本的《辞海》来看，并不是像新版《辞海》的编者所说的那样，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适用范围较广”，而恰恰是“适用范围”极小的。在第一版中只有对、、刘少奇用了“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第二版中只有对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在第三版中连也不能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只有对，从第一版到第三版，均称之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情况，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适用范围是极小的，对于我们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辞海》第一版最多也只用于四人，现在只用于一人了。第二，你们既然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适用范围较广”，怎么可以把这个具有广泛性的一般化的头衔加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呢？按照你们所说的“理由”，新版《辞海》只称一人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不是故意贬低吗？

事实上，能称得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确实是极少的，能称得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那只能是个别杰出的伟大人物。而《辞海》的编者却把这个对共产党人的最高评价，说成是“适用范围较广”的一般化的评价，这完全是混淆视听！新版《辞海》把对的最高的也是最重要的评价删去之后，即使加上再多的一般性评价，也不是“对更加崇高的评价”。三、“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吗？

关于为什么要“为摘掉‘马列帽’”问题，《新报》那篇文章认为，“这一变化，也许与学术界近年发现无论藏书与读书，最多的并非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等中国书——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因而“为摘掉‘马列帽’”，是“更彻底地表达了人们对思想的新认识”。《新报》在这里用了“也许”这个不确定的词，那就是说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究竟是不是，这只能由新版《辞海》的编者们出来回答了。

《新报》既然认为“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对思想的新认识”，我们就有必要看看这种所谓的“新认识”究竟是什么货色。这实际上是80年代初出现过的那种认为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封建化”的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展”。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其“民主性的精华”，但就其思想体系来说，则是封建主义的。说“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也就等于说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而同马列主义不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这就是他们的所谓“新认识”。这种“新认识”，从根本上否定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可见，新版《辞海》“为摘掉‘马列帽’”的错误做法，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这应该引起该书编者们的深思！

说“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不值一驳的。思想作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当然不可能离开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可能不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但是，就其根本理论内容和思想体系来说，完全是直接来源于马列主义的。在1937年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明确指出：“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这就说明，中国虽然具有优秀的哲学传统，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都很落后，不可能在这种土壤上直接产生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它只能来源于马列主义。中国哲学是这样，整个思想也是这样。

说“无论藏书与读书，最多的并非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因此，“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逻辑是不能成立的。

大量事实证明，是一贯重视研读马列主义著作的。他研读较多的马列原著，就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选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斯大林选集》等等。对于这些著作，他反复研读，作了批注和勾画。他大量批阅哲学著作，收入《哲学批注集》的就有十本哲学著作的批注，他还研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对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勾画过的本子就有三种。他在1958年11月，还对读该书发表了长篇谈话。他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组织几个人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家边读边议，在谈话中阐明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的重要理论观点。正因为这样大量地深入地研读马列著作，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真谛，并把它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才能创立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任何人妄图否认、抹煞这个历史事实，贬低、歪曲思想，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除了读马列著作以外，确实读了大量的中国历史古籍。但是，他读史书绝不是照单全收，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批判。芦荻在《读二十四史》一文中，记载了对《二十四史》的看法：“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这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他、批判他。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正因为读史时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他能够给农民起义很高的历史地位，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谈到《资治通鉴》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评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认为“治国就是治吏”，是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可见，读史，确实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分析、批判和借鉴，决不是原封不动地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认为“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是信口雌黄的胡说。我们希望新版《辞海》的编辑者和出版者们，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就“为摘掉‘马列帽’”的问题，作出公开的说明，采取补救的措施，用实际行动来改正错误，以挽回不良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