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在学风问题上的贡献与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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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同志历来重视学风问题。早在1942年时期，就做出过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问题”的论断。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就是领导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建国后，作为我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基本上继续实践了这一优良学风。但是在5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60年代中期以后，在学风问题上也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背离了由他亲自倡导和培育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认真回顾和总结建国后在学风问题上的贡献与失误，对于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建国初期至一五计划完成期间在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方面的伟大贡献

（一）制定和实行了恢复国民经济的纲领和“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把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做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1951年2月，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在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党从实际出发，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实行，彻底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依靠同农民的联盟，从农民手里取得了粮食和工业原料；实行利用和限制的方法，使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加工订货，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使他们积极参加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还参加或支持了、镇反和抗美援朝的斗争。对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两项政策的成功，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和运用。

（二）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领导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结合我国实际，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首先，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的必需条件，也是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建国后，经过三年恢复，我国的国民经济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仍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现代工业1952年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6.7％，要想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其次，后的广大农民为了避免两极分化，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改善生产条件，确实有互助合作的要求。正是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广大农民的要求，把五亿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从而在1956年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对列宁关于合作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第三，对于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党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主要是运用供销社和生产合作社的形式逐步完成的。

第四，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来和平赎买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在一定时期内给资本家以定息等办法，顺利地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

（三）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任务

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一五期间，由于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领导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方针政策，所以提前于1956年即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重要经济部类之间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在经济工作中要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要以农业为基础，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四）提出了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全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6年9月，主持的党的八大科学地总结了我国的历史经验，正式宣布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了党和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还正确地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任务，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等。

总之，党的八大所确定的方针，是率领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我国实际的产物，是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产物。

二、从1957年到“”前在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过程中的成就与曲折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为了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科学、文化和艺术事业，他还提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贯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

但是，在随后不久，我国就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及扩大化的问题。1956年10月，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由于要求过急和盲目冒进，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由于官僚主义等问题而引发的某些人民内部矛盾亦有激化的趋势。随后，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并发动群众给党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攻击。对于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予以必要的反击是正确的。但是，由于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把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因而把许多知识分子和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对他们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由于反右派斗争，开始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看法。1957年9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斗争。后来在成都会议上，他又提出我国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把所谓右派分子和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划入剥削阶级的行列。

（二）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思想的提出和“”、化运动的失误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向自然界开战。1958年，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思想都是对党的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运动和农村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表现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也是对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背离。

1957年9月至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开始批判反冒进。他认为，1956年的经济建设没有冒进，而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打击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右派对中共的进攻。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继续严厉声讨“反冒进”。这次会议后，在经济建设上“左”的错误日益发展，各地纷纷提出了一些过高的生产计划指标。在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进而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农村小社并大社的主张，掀起了化的运动。

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愿望，适应了党的工作重点由革命向建设的转移，但是，它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工业生产方面，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原定1958年钢产量624万吨，3月成都会议即增至700万吨，到5月八大三次会议又提到850万吨，后来，最终增加到1070万吨。在农业生产方面，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12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原定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3920亿斤，3月成都会议增至4316亿斤，到5月八大二次会议又增至4700亿斤。1958年夏秋期间，各地掀起了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有的地方竟出现亩产20万斤的“卫星”。《人民日报》竟然宣传“人有多人胆，地有多大产”的唯心论观点。报刊、电台等媒体大造舆论，鼓吹唯心主义、唯意志论，无限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实际上起到了提倡人们可以违反科学的胡思乱想和助长浮夸的消极作用。

工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了生产关系的“穷过渡”。1958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宣传由合作社发展到的观点，后来还传达了关于办公社的思想。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公社化的热潮。到9月底，全国74万多个合作社合并为2.6万多个，99％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

按照的设想，“一大二公”、“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使“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急剧发展起来。原来贫富不等、条件各异的十几个至几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为一个公社。合作社的一切财产全部上交公社统管，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贫富拉平；对社员则实行部分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平均主义，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自留地、家畜和宅旁树木都收为公社所有，不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取消个体商贩和自由市场。各级政府还经常无偿调用公社、生产队的物资、劳力、畜力，生产队则随意无偿调用社员个人的财物，结果引起农民不满和恐慌。农民纷纷杀猪宰羊，砍伐树木，甚至消极怠工，瞒产私分，造成了农村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三）初步觉察、纠正“”、化的错误，深入调研，调整国民经济，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和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先后主持召开了六次重要会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会议期间，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还批判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在此期间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批评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做法，强调“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开始时会议主题仍是总结经验，继续纠“左”，但在怎样认识错误的性质和当时的形势等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严重分歧。7月2日和10日，两次讲话，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担心会议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出于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在7月14日给写了一封信，对如何总结“”以来的经验教训和怎样看待当时形势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这封信反映了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呼声，得到了黄克诚、、周小舟等不少与会者的支持。但把国际国内对“”、的反对批评意见，不加分析地一概认为是对我党的攻击，他把的信同这些议论联系在一起，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是配合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向党进攻，右倾已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予以反击。随即，庐山会议的主题急转直下，展开了反对、黄克诚、、周小舟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甚至把定为集团的首领。

认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过去十年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由此，他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次大的升级。在随后兴起的全国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又有一大批党员和干部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斗争和组织处分。

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进一步受到破坏，助长了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发展；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急于过渡和急躁冒进思想重新发展膨胀，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再度泛滥起来。从1959年起，全国工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下降。特别是1960年后的一段时间，全国不少工矿企业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农副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市场供应全面紧张，人民生活极度贫困，许多地区发生大量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使“”再也无法继续下去。1960年8月，、李富春等首先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都要下基层去作调查研究，还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要搞几年“慢腾腾”。

亲自组织几个调查组，先后到浙江、湖南、广东等地农村进行调查。刘少奇到湖南农村调查就达44天。、、陈云等分别赴河北、四川、河南、陕西、上海等地进行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央先后制订和颁布了许多政策法规和文件，如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小学教育“五十条”、“四十条”，高等教育“八条”以及工业“七十条”等等。这些条例和规定对于纠正“五风”等“左”倾错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及各项事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思想的提出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

1962年春节前后，中央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和省、地、市、县以及一些重要基层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大会上指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个过程，要从实际出发，克服盲目性，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他还指出，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我们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大会对“”以来的经验教训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分析了党的工作的主要缺点错误及产生的原因。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党内民主，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是对“三面红旗”仍然基本肯定，对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没有认真清理；二是对经济形势的严重性仍然估计不足，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三是个人崇拜的风气又有所发展。在大会发言中，对进行肉麻的吹捧，说“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的错误“正是由于的思想得不到尊重，受到干扰的缘故”。

“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在刘少奇主持下，召开了两次会议，对经济形势的严重困难做了新的估计，决定进一步大刀阔斧地调整国民经济。会后，调整工作在全国大规模展开。经过五年调整，国民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增加近60％，其中农业总产值增加10％，工业总产值增加近1倍。国民经济各部门，主要是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正常，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也得到提高。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对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进行了调整。首先是为“”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其次是对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以及知识分子政策也做了调整。再次是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工作，检查纠正了在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宗教、归侨等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改善了党群关系。

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并未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加上1962年以来，台湾国民党利用我们的困难叫嚣要，大陆上少数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也乘机蠢蠢欲动，幻想变天；国际上，中苏关系恶化，苏共领导加紧了反华活动，我们也加强了反修斗争；这些，都促使再次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继续发挥了他的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被会议接受。由于会议结束时表示今后仍应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因而使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仍按原计划进行，但“左”倾错误却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继续发展起来，其主要表现即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2月，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著名观点。按照的意图，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清理账目、工分、财物、仓库）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则进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5月，主持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9月，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这两个文件对我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社会上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持制订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修正了一些“左”的做法。强调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左”的思想在理论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历时三年多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运动中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打击，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了过火的批判与斗争，对文化部门不少负责人和文艺界的许多代表人物进行了严厉批判。经同意，彻底改组了文化部党组，大批更换了文艺团体的负责人，还开展了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和翦伯赞的“阶级调和”论，以及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经济思想”。这些错误的批判，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科学、教育、文化等部门造成了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不仅严重地损害了文化事业，而且被、、康生等野心家所利用，成为后来发动“”的导火索。

三、1966到1976年“”期间在指导方针上理论与实际的严重脱离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持续十年多的“”是一场由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学风角度来看，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一次严重的错误实践。

（一）对于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脱离了中国实际

到1966年以前，我国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整个国家正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却认为农村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有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工厂里有“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文艺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他们的人。这种估计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估量。事实上，十年内乱中被当做“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的大多数人，正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和中坚，有的甚至是开国元勋。

、、康生一伙阴谋家正是利用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利用忧虑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心理，制造谎言，诬陷彭、罗、陆、杨结成“集团”，要搞反革命政变。这正符合的错误估计，对他们自然就听之信之。“”也正是这样搞起来的。

（二）用以指导“”的理论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

用以指导“”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存在着整个社会范围的阶级对抗，因而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其实质，即“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本身即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决定精神，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我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形态已经消失。由于种种原因，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激化，但它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来的基本思想，是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发动“”，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三）在处理党内分歧与矛盾时，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路线，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长期以来，我们党内、尤其是在中央领导层内，对阶级斗争问题、经济建设问题和“三面红旗”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应该通过党内斗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通过民主讨论和辩论的方式加以解决。但却把这些看做是阶级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的“意见书”，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分歧和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分歧，都被视为是非之争。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左”的错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和斗争，使十分恼火，认为全党上下都不听他的话，是要搞修正主义。这就是他后来所讲的“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他认为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各地方的权，他都管不了，所以下决心搞一场夺权的政治大革命。这实际上就把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视为敌对分子，混淆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与党内矛盾的界限。

这种认识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路线的，也违背了本人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与事实大相径庭。后来的实践证明，他所反对的并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的党内领导同志是完全正确的，恰恰是他自己犯了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一手制造了许多历史悲剧。

（四）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思想的恶性发展，既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也直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领袖、政党与个人关系的思想

的个人专断作风是从批判反冒进开始产生的。批判反冒进，批、陈云实际上是个人否定中央领导集体，因为、陈云的意见是党的八大通过了的。后来，就越来越习惯于把他个人的意志凌驾于集体之上，直至发展到“”踢开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重用和，“中央小组”几乎取代了中央最高领导机构。这就严重地践踏了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则。这个原则能够集中集体的智慧，体现集体的意志，避免出现严重决策失误。“”是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爆发时，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在中央领导人中，对于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目的、方法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在群众无所知、领导看法并不一致的情况下，“”竟能排山倒海地发动起来，这足以说明，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失去了约束自己的领袖的能力。

个人崇拜是漫长历史留下来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小生产众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习惯势力，是经济文化不发达的产物。个人崇拜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因为它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一种体现。在建国前，比较谨慎，注意防止产生个人崇拜现象。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亲自提议并通过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但是后来，随着在党内威望的日重，他渐渐地变得不谨慎了，骄傲了，个人崇拜就愈演愈烈。到了“”时期，对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具有凌驾于全党之上的绝对权威。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人人必须遵循的“最高指示”，连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都必须“照办”。同时，的话，一度被吹捧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各地大搞“忠”字化运动，每日“三敬三祝”，由“红太阳”发展到“万寿无疆”。这就完全颠倒了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由于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这就使“”不能被及时制止和持续了十年多之久。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倡导者和实践家。他在领导我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倡导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在他的晚年，也犯了错误，主要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急躁冒进的错误，还有“”那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出现这样的错误，自然有许多客观原因，在主观上有他骄傲自满、听不得不同意见、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等原因，也与他违背了他自己曾经大力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所说：“历史证明，学风端正，事业兴旺；学风不正，事业受损。”“学风问题也是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我们一定要深刻地吸取在学风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提高对于学风问题的认识，努力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把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责任编辑】乔兴华

【参考文献】

1.《选集》，第3卷。

2.王淇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讲座》，北京出版社，1991。

3.陈国权、王荣利主编：《中共党史专题研究新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

5.伊胜利等主编：《中共党史重要专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6.《同志重要讲话汇编》，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图书馆编，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