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超资本主义精神倾向

导语：青年的超资本主义精神倾向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正文】

一个半世纪以前开始的东西文明对峙，尤其在这种对峙下中国日显落后的严峻现实，在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产生一种既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更要超越这种文明的强烈冲动。这种超越冲动成为100多年来中国志士仁人寻求民族独立解放、繁荣富强的内在动力，凝聚成一种民族精神。我们把这种超越的冲动称之为超资本主义精神。

20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和精神导师，在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这种超资本主义精神便表现得异乎寻常。正是这种超越的冲动，成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准备，成为他后来凝聚全民族意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动力。

超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是不把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一个终极的价值目标来追求，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超越的对象，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高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近代中国人的这种价值取向，建立在对被超越者——资本主义文明的情感态度和理性认识之上，它构成了超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背景。

近代以降，除一部分闭目塞听、冥顽不化的守旧官僚士大夫外，都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确实优越于中国固有文明。但，若将与中国固有文明根本对立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作为追求目标，那就意味着对自身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全部否定，意味着跟在列强后面爬行。这种自我否定，对于有着自成一系的文化传统，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国来说，无论如何难以接受。更何况我们所要学习的，并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先生，而是给我们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侵略者。但一次次的失败，日甚一日的民族危机，逼迫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敌人学习，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深入过程与民族危机加深过程相一致的历史现象。这种“被动的”、“不得已”的心理困境，一方面不会心悦诚服地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当作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会祈求一种更高的文明出现来战胜资本主义恶魔。这种情绪化的心态里已隐含着这样的认识：要想战胜敌人，不能跟在敌人后面爬行；要想抵制西方入侵，“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注：1938年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注：“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转引自陈晋《的文化性格》第186页。）。这种“更高者”是什么，当时并不清楚，然而它的出现，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民族呼唤。

不把资本主义文明当作终极的价值目标来追求，除了情感上的抵触之外，还有着更为现实的考虑。

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一开始就看到了西方的两个方面：除了看到了他们以“船坚炮利”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之外，还看到了他们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矛盾，看到了人情淡薄、道德败坏，即所谓精神文明的颓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严复、谭嗣同等，在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对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和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作了指责；20世纪初康有为的《大同书》，除了继续陈述封建主义的罪恶外，还增加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垄断压迫、财富集中，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各种弊害的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仅透过帝国主义“正义”、“和平”的外衣，认识到“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庶民的胜利》，《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4页。），连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也认识到这是一场不义之战，“实在因战争得利的，只有少数企业家，大多数人是受了苦的。”（注：《朱执信选集》第534页。）

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感性认识和批判态度，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犹豫不决，步履蹒跚，始终不情愿把资本主义文明当作追求的理想目标。在“不得不学习”的压力下，他们小心翼翼地寻找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途径，避免资本主义的悲剧在中国上演，从而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加美好、更加公正的理想社会。这种渴求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的著述和实践中都表达得相当充分，在早年思想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生当强敌四逼、国将不国的危难之秋，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少年时代便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2页。）他怀着匡济时艰、挽救危亡的大愿走出韶山冲，寻找民族的解放之路。“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等湔，独令我来何济世；……”（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这些壮怀激烈的文字，使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若将救国救民的壮志付诸实践，必须知己知彼，必须对资本主义文明上升到理性认识。

前，对资本主义文明以文化批判为主，对“物质文明之弊”等异化现象多有指斥。张昆弟1917年9月日记曾记述：“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38页。）在1917年—1918年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认为“泡尔生固注重内界修养者，所以挽物质文明之弊”。（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25页。）他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个人有无尚之价值，“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在这里将资本家与君主并列，表明他既反对封建专制，也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无可否认，这种看法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极为浓重，但应该看到这一思想的重大价值：在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否定当中，必然导致后来的“双重”改造，而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超越精神已隐含其中。

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真正使激动起来的仍然是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上的丑恶表演，使得先进的中国人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也一扫从前的泛泛之论，开始对帝国主义进行激烈的政治批判。

1919年7月《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的宣言、短评、启示计有26篇之多，其中10余篇评论是直刺帝国主义、尤其是协约国的，对他们在战后的表演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在这些文章里，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深入的了解，认识到这种制度不仅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深受其害，就是在其本国，实业专制也只会使“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只有推倒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页。）。在随后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更认为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化身，哪里有资本主义，哪里就有压迫和苦难，“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页。）

1917年8月23日到黎锦熙信中，深感中国思想太旧，道德太怀，且“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接着笔锋一转，“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如果说此时仅仅表达了对东、西方进行双重改造的思想，那么到了1920年，的这种思想变得极为冷静和沉着。“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这已不是简单谈如何做学问，而是如何切实地进行“双重”改造了。这种站在东、西方文明之上的文化视野，既克服了唯我独尊的“天朝意识”，又克服了崇洋媚外的殖民地心理，达到一种理性上的成熟。它已冲出了近代以来或“中体西用”，或“全盘西化”的两难思路，而是企图从根本上熔东、西方于一炉，寻求出一种新的社会出路。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正是这种超越的文化视点，使敢于在1920年7月宣称：“彻底些吧，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接着他不无深情地说：“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在心目中，新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新社会、新文明。之所以将俄罗斯看作新文化的小花，就在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既不同于封建社会，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叛和超越，因此在对它的前程表示担忧的同时，又寄予了无限的期望。这样的文化选择，其结论就一定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70页。）。“改造中国与世界”还原为现在的政治语言，就是既要反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也要反对世界的资本主义，从而建立一种新型的俄罗斯式的新国家。按照这样的思想逻辑发展下去，一接触到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叛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便被深深吸引住，迅速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便是极自然的事情了。

可见，早年的超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近代以来这种超越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同样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情感态度和理性认识之上的。此外，追溯这种精神的成因，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早年的超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中国传统的价值尺度有关。这个价值尺度就是潜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大同理想。富足、平等、和谐、宁静的大同思想，早在两千年前就已产生。它一方面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伊甸园，同时，历代农民起义又不断用斗争和实践来表达对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使它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于自幼熟读经书的说来，这一理想对他有着那样大的感召力：“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注：《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社会越动荡，对于这一理想的追求就越执着。本世纪初康有为的《大同书》更将这理想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描述：“合大地，平民族，同人类……治众平，爱出生，至极乐”（注：康有为《大同书》甲部第6章。）。只要将1919年12月1日在《学生之工作》中的新村计划与《大同书》部分内容相比较，前者几乎是后者的翻版。少年生活于农村，对于剥削压迫深有感触，并且喜读《水浒》之类的小说，对于农民起义、打富济贫的故事极有兴趣，这更会强化对于大同理想的信念和追求。

大同理想作为一种追求绝对善美的乌托邦，有其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它一方面成为早年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尺度，另一方面，大同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形似，也使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年正是用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的。1920年12月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写到：“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注：《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116页。）

其次，早年超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现实，尤其是与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1911年春，18岁的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他关注时事，常看资产阶级革命派于右任、宋教仁主编的《民立报》，深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所吸引，曾写了一篇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夏天带头并发动同学剪去辫子，以示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武昌起义后，投笔从戎，参加了为响应辛亥革命而起义的湖南新军，半年后退出新军。应该说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并对这场革命抱有极大热望，但辛亥革命的结局则使极度失望。

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中国社会一切如旧，甚至更坏。封建皇权的崩溃，并没带来新社会的生机，反而是武人争雄，战争连年。孙中山曾感慨辛亥革命只“去一满洲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116页。）大小军阀都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的利益，绝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化为泡影。对于辛亥革命的失望，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像鲁迅先生的“消沉”一样，许多人都陷于无路可走的苦闷傍徨之中。也不例外。

联系到厌恶资本主义文明、以大同为鹄的心态，他对以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辛亥革命不以为然则是极正常的。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就是这样一条不尽人意的资本主义道路，在实践上还走不通。这更强化了对超资本主义理想的追求，它终于落脚到马克思主义身上。这样的心路历程，后来表述得非常明白：“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0-1471页。）r>如果说以上两个问题是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中国社会现实来探讨超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原因的话，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批判，企望建立一个更加平等更加理想的人类社会，是一个世纪性的思潮。不仅被侵略、被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此，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诅咒。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思想文化涌入中国时，是两种对立的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同时涌入。在这里，绝不能将西方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划等号。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吸取的也是两种对立的思想，而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尤其为中国人所瞩目和乐道。五四前后涌入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想中，其正牌的资产阶级思想并不很多，且没有多少市场。而在中国极有影响的那些社会思潮，如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等等，尽管它们不“科学”，但其锋芒是指向资本主义的，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叛。早年超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种世纪性思潮影响的结果。例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外来思想，不仅受到影响，有的还躬身践行。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所用的思想武器基本上就是这些思想。

明于此，也就明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时常常举足不前的内在根源，而不会简单地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中国的“保守”；明于此，也就明了为什么中国人一听到十月革命的炮响，对同样是属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产生蓦然回首之感，不仅不再保守，而且奋不顾身。

综上所述，超资本主义精神既根植于强烈的民族生存意识和对资本主义仇视的民族情绪，也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认识和对自身某种文化传统的认同，它体现了一个具有自成一系的文化传统和悠久历史文明的伟大民族在面临生存挑战时刻所独具的超越意识和宽广襟怀。这种超越精神，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产物，它有着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是通过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成果熔铸而成。它是中华民族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挑战的积极应答，是以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对话并汇入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从而变成了中国古老文明传统更新的一种形式和过程。它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中国的，也是人类的。由此，从中国走向了世界，从民族解放走向了人类解放。这种宽广的胸怀和伟大的抱负，其实正是我们民族的胸怀，我们民族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