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比较研究的理论依据与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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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特别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建立后近80年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有两位历史伟人和两大理论成果是同这段历史紧密溶合在一起的，是我们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我们需要时刻讨教的思想理论库。历史已经确立了和邓小平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也充分展示了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巨大的历史作用。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他们各自独具的特色，都需要进行比较研究，从中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论断。

立足于当论创新的高度

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近百年革命和建设实践先后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是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时代任务不同，从什么样的理论高度去比较研究，如何进行比较研究，这是首先需要明确和解决的问题。

明确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一定的条件，既需要对邓小平这两位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人物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和评价，又需要对他们所创立的理论作出历史的和现实的考察，对他们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有一个科学的界定，为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提供共同的基础。众所周知，对于和思想的研究，在邓小平领导下作了大量的细致的创造性的工作，1981年形成了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性决议，为研究的历史地位和思想指明了方向；对于邓小平和他的理论贡献，在领导下，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五大这段时间内，既总结了新时期近2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又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明确地把十五大的灵魂归结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可以说，历史的发展和党中央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努力，为科学地研究思想、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党的十五大既深刻概括了历史发展的最新成果，也为更深入研究这些重大成果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在十五大报告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我们党把它称为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从七大到十五大，我们党经过半个世纪的历史选择，终于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党所以作出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性决策，是因为邓小平理论不仅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十五大报告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列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也第一次根据马克思主义既要继承、又要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阐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这些自然应当成为对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理论依据，进一步把我们的研究提到新的理论高度。

首先，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根本经验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作出的划时论贡献，形成的系统理论成果。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根本经验去研究和比较，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高度作考察和分析，要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历史要求作出具体的历史分析和历史论断。

第二，思想作为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作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它们的形成发展有先后之分，它们回应实践要求和建构理论内容也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注重历史条件，研究实践需要，是把握两大理论成果实质和内容的关键。唯物史观一贯重视历史条件。离开历史条件孤立地研究理论，只会把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使理论失去应有的活力，也难以把握发展中的理论所独具的特色和贡献，甚至会作出错误的论断。

第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先后形成，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既有继承和坚持，又有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最注重理论创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邓小平都是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思想不断解放，理论不断创新的历史。离开了理论的创新，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蓬勃的生命力；不从理论创新的高度去研究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不可能揭示它们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不可能揭示它们的发展特点和独特贡献，更不可能对它们作出科学的比较分析。

第四，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虽然以其独具的特色和理论形态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但它们并没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观点，仍然忠诚地坚持和继承着马列主义，仍然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仍然是它的统一的科学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从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的理论高度去研究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从它们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突破、坚持和创新的统一中作出比较研究，既要看到它们对老祖宗的继承和坚持，又要看到它们在新的条件下作出的理论创新，说出前人未曾说过的新话。

综上所说，十五大对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阐述和概括，为研究本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成果指引了方向，开阔了眼界，要求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高度，从唯物史观注重历史条件的高度，从马克思主义史上一脉相承和理论创新相统一的高度，把握其理论的精髓和实质，分析其理论创新的特色、贡献和发展趋向。应当说，这样的研究，包括比较研究，才是以十五大精神为依据的理论研究，也才是世纪之交的历史条件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对这一研究提出的时代要求。

讲究科学的方法论

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创新，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上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它们又各自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实现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作出了各有特色的理论贡献；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都可以从比较研究中作出必要的分析、推理和论断。比较的方法，如能结合比较对象的性质和特点，运用恰当，就一定会作出更全面、更符合实际、更本质的考察和论断；反之，则会作出错误的考察和判断，不能正确反映比较对象的实质和特点。在比较研究中，严格遵循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则，讲究科学的方法论，至关重要。

第一，科学的方法论同唯物史观重视历史条件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中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从战争到和平，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适应这种变化而产生的，就是在不断面对和解决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实践中发展的。如果我们不重视、不研究、不比较这些历史条件的变化，就不能理解和邓小平是怎样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和建设的，也不能理解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何以能一脉相承而成为统一的科学体系，又何以能在当代作出重大创新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对于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样事关党与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理论成果，当然只能从近百年中国历史条件的巨大变化和转折上来考察，而绝不能脱离具体历史作抽象的比较和论断。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倾向那样，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强制推行俄国先夺取城市而后乡村的革命道路；如结束“”混乱后党内某些领导中存在的“左”的错误那样，否定新的历史条件，强制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阻挠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进程，使理论僵化，失去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其他如抽掉不同的历史条件而抽象地议论决策的是非，离开时代背景而抽象地评论历史人物在不同年龄段的功过，凡此种种，不是脱离必要的历史条件去作抽象的比较和论断，就是结合根本不同或不可比较的历史条件去作肤浅的历史对比。列宁说得好：“用抽象的东西来偷换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92页，1995年6月第3版。）从方法论上看，这种否定历史条件变化和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错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49页。）

第二，科学的方法论同唯物辩证法所包括的历史性是完全一致的。列宁认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1995年6月第3版。），要求根据事物的性质和特点作具体分析，而不是简单地作出非好即坏、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绝对化的结论。运用比较研究往往容易陷入的误区，是看不到时代的变化和历史范围的更替，仍然把不同历史范围的问题拿来作比较，其结果或者是用今天的要求与观点去评价过去的事物，作出否定过去、否定传统、否定历史的论断，或者是用昨天的过去的观点去评价今天的事物，作出今不如昔、否定现实、否定进步和发展的论断。两种极端，其实质都是脱离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这当然是“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6页。）的。

比较是多方面的。就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来说，主要应比较它们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进步层次上作出的不同贡献，比较它们在不同的历史范围内各自的历史作用，比较它们各自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独特贡献和特殊创新。对比就是要比较它们是否回应了历史的特殊需要，是否推动了一定历史的发展和前进，是否在马克思主义的“接力赛”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这样的比较难道不比简单地作出好坏优劣的结论更能说明问题、更能反映理论的实质、更加接近科学的真理？列宁曾经嘲笑过那些随意抽取个别事例或玩弄实例的方法是一种儿戏，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它和科学的对比是根本不可相提并论的。

第三，从、邓小平和他们的理论贡献来看，最重要的是从创造世界历史的伟大事业上进行比较研究。而创造世界历史的伟大事业是绝不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的，出现曲折和大幅度后退，往往是难以避免的，要充分估计它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史无前例的特点。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时既肯定它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伟大创举，又郑重地提出绝不要把公社神圣化，断言公社所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质都毫无差错，甚至细枝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是根本不符合实际状况的，也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中国革命和建设是要在一个长期落后的东方大国去开创世界历史的新局面。纵观其中每一幕惊心动魄的场景和威武雄壮的活剧，哪一处不凝聚着领袖人物的智慧、胆略和远见卓识。但是，历史的发展毕竟是复杂曲折、不可能为人们一次完全认识的，而任何人包括最好的领袖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完全洞悉一切、不犯错误、顺利地实现预期的目的。只有用创造世界历史的观点来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对和邓小平进行分析对比，才能作到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苛求前人，不求全责备，不强求他们去做那些看不清、做不到的事情，也不能拿今天能够解决而过去却难以提出的事情作对比、提要求、分是非。要根据历史的发展把握不同的过程，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机遇。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创造世界历史的事业包括中国革命和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非一代人或几代人所能完成的事业。对于和邓小平所从事的这一伟大事业，既要从他们生前实际运作过程来研究，也要从他们身后的影响来研究，这里有一个如何把握创造世界历史的尺度问题。列宁认为，“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166页，1995年6月第3版。）例如，中国革命史上的长征，其意义不仅要从当时艰苦卓绝的斗争及其完结后所开始的新局面来看，而且要从长征作为播种机所散布的影响，从几十年后革命传统所发挥的深远意义来看；再如，从到邓小平历次倡导的反对教条主义、坚持独立自主来看，其意义绝不限于当时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和具体任务，而在于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又如考察“”，当然要对它十年的历史作整体的全过程的考察，同时又要看到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会随着“”的结束而立即消失，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解决。在肯定“”全局性错误的同时，也要看到在纠正某些具体错误方面，在粉碎反革命集团和揭露“”夺权野心方面，在发挥我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影响和制定正确战略方面，在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方面，仍然有着巨大的极其深远的影响和作用。这种作用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突出。可见，考察创造世界历史的事业不应就事论事，而应作更长期的历史考察和历史反思，不能把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考察的世界历史同一时一地的实际政策混同起来，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理论错误。”（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166页，1995年6月第3版。）

第四，对和邓小平进行比较研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他们的历史地位，明确他们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解决他们的定位问题。和邓小平作为本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开创者，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主要是思想理论方面的贡献。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走在历史发展的前面，为它指明道路，能够比其他人更先解决历史发展的“物质因素”所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都会造就出这样的人物。和邓小平都是时代所造就而又推动时代前进的历史伟人。关于、邓小平充分肯定“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认为“如果没有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就还在黑暗中苦斗”。他断言，“没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9页。）。关于邓小平，党和国家在他逝世后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作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评价和思想；二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各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可见，对两位历史人物的比较研究，是从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历史地位上考察的，是从他们所处的不同时代及其不同需要来考察的，是从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创新进程中各自的贡献来考察的。比较就是要突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应当作出的贡献，突出他们的时代特色，突出他们不同的历史性贡献，从而才能真正反映“人才辈出、各领风骚”的历史发展特点和历史发展规律。因此，对历史人物作比较研究，就要紧紧围绕他们的本质特点进行。离开了这些，作过高的要求，就会使人物脱离实际，提出某些超现实的要求，甚至走向神秘化。此外，离开了人物的本质特点作过低的要求，提出许多琐碎的细节作比较，就会把思想家、革命家降低为一般群众，同样也是不切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