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失误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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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0)10-0054-05

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究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失误的原因，对于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主要矛盾”范畴的提出

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没有明确把它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提出来加以论述，但他们多次提及要把握“主要的东西”、“主要形式”、“主要环节”等问题。从精神实质上说，这些论述都蕴含着主要矛盾思想，并在实践上指导着他们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斗争。

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主要矛盾概念，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他在《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次要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注：《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02、314、252、47、253页。）。

社会主要矛盾是在某一社会历史阶段，对社会发展起着领导和决定作用的矛盾。它规定着社会的本质，支配着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人们应该首先或着重加以解决的矛盾。指出：“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注：《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02、314、252、47、253页。）这就是说，分析社会的主要矛盾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中去寻找，但首先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寻找。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后来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所谓“社会基本矛盾”，就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两对矛盾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共同构成社会这个有机整体，反映社会的全貌，但这两对矛盾中最重要的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关系呢？在《矛盾论》中实际上也已作了回答，其大意为：社会基本矛盾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的根本矛盾，它规定着社会发展全过程的本质，也规定着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社会主要矛盾则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直接表现（注：《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02、314、252、47、253页。）；社会基本矛盾具有相对稳定性，而社会主要矛盾则具有变动性；社会基本矛盾可以有多个（多对），而一定时期内的主要矛盾只能有一个。当然这种区别只是相对的，有时也把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当作一个概念来用。r>二、对民主革命时期主要矛盾的分析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定

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把上述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新民主主义革的实践，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曾经指出：“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注：《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02、314、252、47、253页。）但在不同历史阶段，这两对矛盾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其具体表现形态也不同，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随着历史过程和阶段的推移，及时而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特定环境下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大革命时期，北洋军阀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巧取豪夺。因此，社会的主要矛盾具体表现为人民大众同北洋军阀政府之间的矛盾。以此为根据，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因而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深刻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指出：窃取了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国民党新军阀，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人民遭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注：《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02、314、252、47、253页。）。因此，主要矛盾就转化为人民大众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党也由此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深入农村，发动贫苦农民，实行红色割据。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形势大大好转了。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就使得人民大众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府之间的矛盾降到相对次要地位。指出：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的方针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注：《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02、314、252、47、253页。），抗日战争的胜利，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巨大功勋。

解放战争时期，反动集团为了达到其继续实行独裁统治的目的，违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的意愿，悍然发动内战。这样，人民大众与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政府之间的阶级矛盾重新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的领导下，我党制定了“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蒋家王朝的覆灭，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建国以后，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总的说来，是一个从基本正确逐步走向错误的过程。

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曾经论及建国后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即主要矛盾——引者注）“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这个论断就过渡时期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等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但是，这个论断仅仅规定了主要矛盾的时间上限即“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而对它的时间下限，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则没有提及。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当时对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并不透彻，至少存在着表述上的毛病。这对建国初期党的工作和后来在主要矛盾问题上的失误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党的八大决议宣布：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历史证明：这个论断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是合乎我国实际的。缺点是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不准确，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一是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生产力的水平；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很完善了，不存在需要调整和改革的问题了。当时是赞成这个决议的，尽管随后他曾多次批评这个论断，但详细考察历史就可发现，他的批评仅限于“有语病”这一类说法。勿庸讳言，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动，对“八大”的论断也曾不时地流露出一些动摇和怀疑的倾向。但是，在八大以后的大半年时间内，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还是基本正确的。

在反右派斗争问题上的失误，是对主要矛盾认识发生逆向转变的重要关节点。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在1957年7月提出，“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注：《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页。）。这表明，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了。同年10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页。）。是他完全背离八大论断的标志，是其主要矛盾认识失误的起点。

此后，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再没有从根本上发生过动摇。相反，却沿着失误的轨道越走越远。当然，这条轨迹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线，在这条波浪起伏的曲线中，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无疑是“”前的两个波峰。

在反右派斗争的后期，即1958年1月，曾提出，到下半年反右整风搞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阶级斗争相对有所松驰。可是到了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当等人对“”、化运动提出批评意见后，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阶级斗争战场已经由党外（主要是知识分子）移到了党内，从而得出了“庐山会议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的结论。由于“”、化运动受挫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从1960年起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阶级斗争的弦相对放松，但到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时，鉴于党内特别是领导层有人大刮“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想”，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此后阶级斗争的调子越来越高，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从“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概念的提出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生，直至发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所有这些，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三、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发生失误的危害和原因

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失误，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其主要表现：一是主要任务与主要矛盾二重化，经济建设作为主要任务，始终未能与主要矛盾相一致，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始终未能实现；二是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说成是阶级斗争问题，进而把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归结为敌我问题，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幸和灾难；三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被放在次要的、服从的地位。因而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我国社会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错过了多次大的发展机遇，使我国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

之所以在主要矛盾问题上，从基本正确逐步走向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对国内外局势主观唯心的估量

同其他任何理论一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思想也是当当时复杂动荡的国内外局势的反映，但这个反映不是以客观的形势分析为前提，而是对形势进行主观唯心估量的产物。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意味着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社会各领域全面而急剧的变革，尤其是三大改造后期严重地过粗过快，导致社会矛盾急剧增多，为以后社会的持续动荡埋下了种子。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成为引发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动荡的始源，波兰、匈牙利等国相继发生严重的武装骚乱，受其影响，国内也先后发生了数十起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事件。缺乏思想准备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对此都感到极大的困惑。经过反复思考、讨论，党中央初步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即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执政党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避免矛盾的激化，并使矛盾不断得到妥善解决；认为国内闹事的原因，主要在于少数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注：《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制定了开门整风的决策。很显然，这个认识及决策是以客观的形势分析为基础的，与“八大”论断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但时间不长，随着各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动荡、国内批评意见的急剧增多，尤其是极少数人的恶意攻击，对我国社会主义前途产生了深切的忧虑。“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我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注：《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页。）。很显然，对这些事件作出了过度的反应，其结果是，背离了原来正确的认识，导致既定决策及其初衷的改变。开门整风成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以便把右派“聚而歼之”（注：《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页。）从此，主观唯心地估量国内外局势的倾向一直体现在的认识活动中，由此推动着错误的主要矛盾思想的生成、发展和演变。继1959年把等人打成“有国际背景”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之后，60年代又认为苏联已经“国变色”、“党变修”，旨在“反修防修”的社教运动使“阶级敌人”的阵营急剧扩大，又产生了“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的错觉。以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批判”为突破口而发动的“”，是自认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二）对阶级范畴的主观随意性理解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属于经济范畴，列宁关于阶级的经典定义告诉我们，划分阶级只能以人们的经济地位为标准，其中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是阶级区分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标志。我们党历来都是严格按照列宁的阶级定义的精神来划分阶级的，但是从1957年开始，对阶级范畴的理解日益显示出主观主义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一，提出“两个剥削阶级”的论点

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说：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及右派分子；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富裕中农。很显然，这个论点既违背了党的传统，又不合乎实际。

1952年底运动的结束，是帝、官、封在大陆已被彻底消灭的标志。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还在拿取定息，但其经济基础的消灭，意味着他们已经失去了从事剥削活动的手段和条件。所以，作为完整的阶级来说，也已经不存在了。原剥削阶级的“分子”，正在被逐步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作为反右派斗争的“战果”，55万右派分子，是被人为地划定的一个“政治派别”，其99％是扩大化的牺牲品，而不是什么“在大陆的人”；本来就不剥削或仅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绝大多数已被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裹挟进了国家企事业机关；“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也早把98％的农民变成了合作社尤其是高级社的社员，所谓“富裕中农”实质上是靠诚实劳动和善于经营、带头走富裕道路的一股积极力量；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作为一个阶层附属于不同的社会集团或阶级，其绝大多数如教授、作家等，本来就是天然的脑力劳动者，而且经过建国后一系列不间断的思想改造劳动，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因此，“两个剥削阶级”之论纯粹是主观主义的产物。

第二，提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概念

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说：“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中才发现的。”这明显是以相对不稳定的、经常变化的政治思想为标准来划分阶级的，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思想的背离，理论上表现为相对主义和诡辩论，实践上造成阶级关系的混乱，从而导致政策失误。

“政治思想标准”为“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提供了理论根据。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复辟；民族资产阶级还在拿定息，还有自己的政党即派；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旧的；富裕中农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知识分子因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其思想感情和世界观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主要由上述人士组成的“大杂烩”是地道的剥削阶级了。

第三，形成“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的思想

在建国后非常重视官僚主义问题，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不断加重的“忧虑情结”，使对官僚主义的认识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表现在把它与所谓“资产阶级权利”联系在一起。

从1958年1月起，屡次批评：干部官气太重；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不是一般劳动者的关系；社会上广泛存在着官架子、等级制度、不以平等待人，靠权力资格吃饭，等等，并认为这都是实行工资制、按劳分配的结果。所以要克服官僚主义，必须首先破除包括工资制、按劳分配在内的一切“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反映在实践中，就是广泛推行“供给制”、“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等“共产主义政策”。虽然后来迫于严峻的经济形势，暂停各项“破除”措施，但官僚主义问题在看来，无疑是更加严重了。1959年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首次提出“既得利益集团”的概念，认为官僚主义者必将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说，原来还仅仅把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权利”的表现，到了60年代，则把其视为社会上一切不平等、不合理现象的根源。1964年12月12日，批示指出，由“资产阶级权利”不断滋生出来的官僚主义者，就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因此，“官僚主义者阶级”也就是“党内资产阶级”。

在官僚主义问题上，之所以从正确的思想出发得出错误的结论，根本原因仍在于对阶级范畴的主观理解，是对“政治思想上的阶级”进一步发挥和运用的结果，从而同“两个剥削阶级”一起，成为主要矛盾思想的“现实依据”。

（三）对“过渡时期”的错误理解

所谓过渡时期，是指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时期，马克思，特别是列宁对此曾作过明确的说明。

对“过渡时期”理解的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57年以前是第一阶段。认为，过渡时期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约15－18年。这个观点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即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当作过渡时期结束的标志，因而是正确的。

1957－1962年是第二阶段。1957年7月，在青岛会议上说：过渡时期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10年到15年，以便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直接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明确肯定我国“现在就是处在这样革命转变时期”，即过渡时期。这表明，对“过渡时期”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是第三阶段，即完全错误阶段。把过渡时期推至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由上可以看出，对“过渡时期”理解的演变过程，同他对主要矛盾判断失误逐步升级的思路即“当前社会”——“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完全一致的。他将过渡时期的下限一再延长，无非是说明阶级斗争仍然是激烈的，是想用“过渡时期”的长期性来论证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以便为他的主要矛盾思想提供理论依据。

（四）思维方式的僵化和主观抽象地运用辩证法

民主革命时期，阶级斗争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是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的思维框架。斗争的不断胜利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思维框架，促使逐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认知模式。历史证明，这种认知模式在旧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民主革命时期是适用的。但不适用于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了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其认知模式是只有着眼于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

如果说，思维僵化在政治层面上的表现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那么，它在哲学层面上的后果就是日益主观抽象地运用辩证法，最终导致“斗争哲学”的形成。

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的思想，多次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僵化的思维方式却把这个正确的思想逐步推向了极端，表现在：第一，认为辩证法只有“对立统一”一条规律，其他规律和范畴都是它的表现；第二，把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割裂开来，强调斗争性而忽视同一性，进而把斗争性绝对化、神圣化。他经常说，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综合就是一方消灭一方，一个吃掉一个，就是大鱼吃小鱼等等，并由此得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论断。更严重的是，还把这种哲学上的观点等同于现实中的阶级斗争，从矛盾的普遍性、斗争的绝对性直接推出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直至发出一系列诸如“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等空泛之论。因其思维方式的僵化而形成的比较完备形态的“斗争哲学”是他在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上失误的深层哲学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