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论的历史地位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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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873（2000）02—0079—04

胡乔木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他长期担任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特殊的岗位和素养使胡乔木对和思想研究有其独到的认识。

粉碎“”后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评价和思想，成为一个在国际国内都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课题。“两个凡是”和否定、思想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说明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胡乔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吸收进中央领导层。此后，在邓小平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和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过程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在理论和政治方面的才华。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和领导下，胡乔木对的历史地位和思想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大部分反映到了他所主持起草的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在党中央、邓小平主持下由他具体负责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文献中。他在多次谈话中也涉及到这一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阐述了解决好关于的历史地位和思想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胡乔木反复强调，对的评价应采取谨慎的态度，既要实事求是，又要顾全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党和国家的前途。他指出，对怎么提，“这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对我们党和国家在全世界的形象、在全世界的地位，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定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1]他告诫人们，全盘否定和思想只能引起思想混乱和政局动荡。“如果我们把这面旗帜丢掉，就会使更广大的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发生怀疑，对马克思主义也发生怀疑，中国的前途就不堪设想。”[2]当然，胡乔木也绝不主张维护的错误。他指出，纠正的错误正是维护的历史地位，正是维护思想的指导作用；纠正过去的失误是为了发展开创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和发展思想以及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胡乔木对理论研究工作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他主张思想工作者应站在与错误思潮斗争的最前线，以科学理论批判错误观点，教育人民。他不是一般的理论研究者，而是一位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政治家、党的理论家，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重要思想理论，常常是通过他的论著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公布的，因此，他的一些评论、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党中央的有关主张。粉碎“”后的一段时期，不少人在对的评价问题上缺乏清醒的认识，看不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胡乔木从党和国家前途的角度论述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既宣传了党中央和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确立场、观点，又有自己的精辟理论分析，这对于澄清人们的模糊思想有重要的意义。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忧党忧国的拳拳之心。

从理论上辩证地分析了的功过是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主张，驳斥了一些错误观点和认识。胡乔木一向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他提出“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的各种根本的问题。”[3]他所说的科学的态度，是指坚持以唯物史观作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科学的方法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借鉴和完善那些在历史研究中已被广泛运用的理论和方法。科学的论证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分析、论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的这种科学的研究态度，在他对功过是非的评价上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既高度评价了的伟大历史功绩，同时也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他晚年的错误。胡乔木运用其丰富的党史知识，多方面、多角度地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他指出，我们应充分肯定的历史功绩，客观地承认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立下的不朽功勋。他不仅高度评价了从1927年民主革命失败后到新中国成立和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这段时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重大贡献，而且还肯定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某些正确决策，如在党的八大前后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胡乔木还认为，“同志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有许多重大决策，到现在还使我们受益，如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的外交工作的新决策，打开了国际斗争的新天地，现在可以看到它的根本方向是完全正确的。”[4]此外，胡乔木对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理论建树也给予高度评价：“同志的大量光辉著作，解释了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也解释了中国革命中如何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同志在建国以后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这些同以前很多光辉著作一样，永远是我党前进的指路明灯。”[5]在充分肯定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严肃地指出了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煽动的对他个人崇拜的狂热；以自己的权力和威信取代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扩大化的阶级斗争以及发动了灾难性的“”等。胡乔木多次谈到随着威信的提高和个人崇拜的推行，从遵守党内民主制度到越来越独断专行的过程，指出：“骄傲自满，个人专断，这种情况根本就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6]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一分为二。功绩不能替代过失，同样，过失也不能掩盖功绩。胡乔木强调，看待的错误，一定要从全面考虑，恰如其分。其一，应该摆好的错误与的历史功勋的位置。虽然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一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他的功劳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在提到同志还有一些缺点、错误时，应该看到他的功绩要伟大得多。”[7]不能因为他的错误而连他的正确的东西也否定了。其二，对于犯错误的性质、原因、责任的分析也应该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胡乔木指出，虽然犯了错误，但从性质上说，“他确是（至少主要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他在‘’问题上基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8]的错误与、“”的破坏有本质的不同。对于犯错误的原因、责任，也应具体分析，如关于“”的发动，胡乔木分析指出，有本人的主观原因，同时也有其他客观原因，“‘’的发生有其国内历史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包括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指出这些原因，才是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否则即无法解释，何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9]把一切失误的责任都推给一个人不是科学的、辩证的态度。胡乔木指出，对于“”的全局性错误，“同志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不应着重个人责任，尤其不应着重个人品格。”[10]“我们应该承认，对于国内国外实际情况研究很少，对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很少，这不能说是一个人的责任，这是整个党中央，以及我们整体党都应该承担的责任。”[11]在对功过是非的分析上，胡乔木发挥他对中共党史异常熟悉的优势，以大量史实客观地评价了的伟大功绩和所犯的错误。他从历史实际出发，采用历史主义的理性分析方法，把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察他，肯定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伟大功绩，同时也不讳言他的错误，而不以现代标准、个人好恶、主观臆测去随意地拔高或贬底。他强调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对于的错误，他也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其性质、原因、责任，使人觉得公证、可信。历史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和多种因素催化的结果。胡乔木在分析中考虑到历史发展的这种全面性，他考察了各种力量、各种因素彼此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这是一种综合的、立体的研究。

论述了思想的正确含义及对其应持的科学态度。思想在近现代中国影响极大，始终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胡乔木指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着重强调两点：其一，思想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的理论概括。胡乔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长时期内充满了关于是否和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斗争和探索，而为了把两者成功地相结合，就必然要在许多重要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思想正是两者相结合的最高成果。”[12]对此，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但思想不是一个人的创造，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现在我们说，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把这个问题说得比较合乎历史。”[13]其二，必须把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而证明了的思想真理同晚年所犯错误区别开来。有人对的言论搞“两个凡是”，以为凡是说过的话都是真理，只能照搬照抄；还有一些人因为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就否认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胡乔木指出，这两种态度都是完全错误的。晚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的思想里面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完全正确的方面。特别在后半期，有把马克思主义愈来愈简单化的一种倾向，把一些复杂的问题搞得极端简单……”[14]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把洗小孩的水和小孩一块倒掉。”[15]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思想”与“的思想”区别开。“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在作这样的说明的时候，我们把同志在晚年所犯的错误抛弃了。抛弃了他的错误的东西不等于连他的正确的东西也要抛弃。”[16]“思想不包括的错误。”[17]“所谓思想，就是的学说。他既然成为一种学说，那么，当然它是有逻辑的，不然怎么能成为学说呢？不合逻辑的东西当然不能放到这个学说里面。”[18]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证明了的真理。

胡乔木多次强调对思想应采取科学的态度。其一，对思想的评价应恰当。胡乔木认为，对思想的作用既不能贬低，也不应夸大。他指出：“思想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它与马列主义的已有的论点相比较又有所不同，有所发展。”[19]但“我们不把思想鼓吹到它应有的程度以外，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思想当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新阶段。”[20]胡乔木反对随意地用什么什么思想的提法，“同志在某些方面都有独特研究的，例如军事思想、哲学思想，但是恐怕也不能说在各个方面都有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思想。”[21]“每个学科都要搞什么什么思想，这是自寻烦恼。不要随意地用什么什么思想的提法，这种宣传没有好处。”[22]“对思想的作用不合理的夸大只会误导人们对它的科学体系的了解与把握。”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其二，充分肯定思想的伟大作用，强调这笔财富不能丢。他指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至少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五七年的这三十年胜利的历史，跟思想是不可分的。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丢掉把我们带到胜利的道路上的这样一个精神武器。”[23]不讲思想，单讲马克思主义行不行？那也不行。“如果就讲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就胜利不了。”[24]“中国革命曾经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那么多的曲折，那么多的牺牲，并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很不容易，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25]这一段时期的著作，正是实现这种结合的典范。胡乔木认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或共产国际的文件所替代不了的。党内其他领导同志的著作也很难与的著作相提并论。如果我们从坚持思想这道防线退却，那么马克思主义这道防线也就不能坚持，因为思想就是马克思主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因此，“这些著作是决不能丢掉的，这种财富是决不能丢的。”[26]其三，思想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胡乔木始终强调要继续坚持、发展思想。他曾提出思想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自力更生为主、两条腿走路、两类社会矛盾等，要求人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学习运用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坚持和发展思想。1993年，胡乔木在与郑惠的谈话中对思想产生的背景有了新的分析。他认为，思想的产生有其国际、国内的需要。在国内，是为了形成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思想统一。更重要的是对国外的一面。苏共一直在把它的影响强加给中国共产党，提出思想，就是对着苏共的，苏共因而始终拒绝承认思想。胡乔木指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伟大的民族，要革命，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历史证明他们也能够依靠自己。这是中国立国的根基，也是认识中国这样一切问题的立足点。思想正是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胡乔木对思想的这一新论述从一个新的高度说明了思想的重大意义，也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必须正确对待、认真研究、始终坚持、不断发展思想。

胡乔木在各种场合的多次讲话和有关论述中对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的鲜明立场，但他不仅仅是给出结论，而是用大量事实和精辟的理论分析告诉人们为什么要这样评价。对这个问题，胡乔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有一些思想极有价值，如反对随意用什么什么思想的提法，对思想产生的背景的新分析，对思想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等，都值得我们深思。

胡乔木对的历史地位和思想的论述是对邓小平的有关理论、中央决议、文件观点的阐发，同时也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党史知识。他的这些论述为新时期和思想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开辟了新的境界。更值得指出的是，从他的思考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有价值的认识成果，并得到研究方法的启示。这对于我们今天学习、研究思想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2][4][5][6][7][8][9][10][11][12][14][15][16][17][18][19][20][21][22][23][24][26]《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24、568、115、115、181、115、160、159、159、181、279、148、148、567、148、150、130、148、558、559、148、148、149页。

[3]胡乔木《加强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光明日报（京）1990年3月27日。

[13]《胡乔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97页。

[25]转引自《胡乔木关于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思考》，《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第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