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评价和思想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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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正确评价和思想，不仅是对待个人和思想的态度问题，而且关系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和建设的认识问题，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发展方向问题。但是，在评价思想的问题上，自50年代末以来，一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错误倾向，必须加以澄清。我认为，要正确评价和思想，特别要注意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必须防止和克服几种错误倾向

在对待和思想问题上，容易出现以下几种错误倾向

1.制造现代迷信，大搞个人崇拜

从60年代前后开始，、康生等人为实现个人野心，开始制造现代迷信，大搞个人崇拜。1958年夏，康生在北京政治理论课教师大会上最先提出“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错误观点。随后，1960年10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也说：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又说，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的指示去做，不能够很好体会的思想，“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的思想能够贯彻的时候，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中，、“”把对的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66年1月，公然通过《解放军报》传达他的指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康生、“”鼓吹“顶峰论”造成了严重后果：它窒息了思想作为科学理论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它使现代迷信盛行，实用主义猖獗；它禁锢了中国人民对真理的探求和发展，使民族的思维长期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这样的错误理论，不可能引导人们对和思想作出正确评价。“”中，现代迷信、个人崇拜盛行，对、思想的吹捧、不实之词充斥报刊，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更严重的是，、康生借鼓吹“顶峰论”、神化领袖之机，神化他们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准备了条件。

2.提出“两个凡是”，坚持教条主义

在粉碎“”后，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了“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一错误方针，把思想同晚年的错误混为一谈，把个人的思想同作为全党智慧结晶的思想混为一谈，把的功绩同过错混为一谈，这也是对思想的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是个人崇拜的一种表现，不但不能对和思想作出正确的评价，而且必然会继续坚持晚年的错误，继续拥护和推行“”的“左”的错误理论和路线。事实上，这一方针推行的结果，严重阻挠了对“”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纠正，干扰了中共中央全面拨乱反正的部署。

3.夸大晚年的错误，否认思想的科学价值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正当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冲破、“”制造的现代迷信、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时候，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错误思潮：夸大晚年的错误，否认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思想的指导地位和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理论务虚会，有人就是怀揣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去参加会议的，企图象当年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那样，全盘否定和思想。这种割断历史，不顾事实，缺乏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是一种搞乱思想，破坏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损害党和国家形象，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威信的错误作法。在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同样不可能对和思想作出正确的评价。

二、必须坚持正确的立场和方法

正确评价和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必须以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不能批评的错误，而在于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历史观、方法论来批评的错误，来对待思想这个理论，来对待这个人物。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主要应把握这样两点：

1.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摆正功过是非的位置

评价，必须实事求是摆正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借批评他的错误的名义，丑化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崇高形象，玷污思想这面光辉旗帜；不能抓住他晚年的错误加以渲染，闭口不谈他的伟大功绩，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无限上纲，片面夸大。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是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转折关头，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他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因此，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这就是的历史地位。

另一方面，勿庸讳言，晚年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特别是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运动，给党、人民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此，应该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晚年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此，对的功过，不可等量齐观，不可以偏盖全，不可同日而语，更不可本末倒置，一定要实事求是，科学分析和评价。对于错误的责任也要进行具体分析。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负责人，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决不能把所有的错误都归结于一个人，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责任。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就不可能对作出正确的评价。

2.必须尊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尊重事实，这是进行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的规则，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最基本的品质。讲过，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那种闭眼不看事实，肆意贬损和思想的作法，很难说是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忠于真理的。例如，有人说，在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同共产国际没有什么分歧，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得很。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思想正是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在同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路线斗争中形成的。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开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道路。而共产国际在它的决议、报告、指示中一再反对中国走这条道路，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城市工作为中心，不能离工人阶级太远。否则，就会滑到小资产阶级道路上去。在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屡次遭受排挤、打击、处分。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无法抹煞。再如，有的人为了否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者的地位，竟然不顾历史事实，说根本不同意八大路线。事实上，尽管中央分工刘少奇负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但从1956 年6月到9月，的主要精力就集中在起草这个报告上。八大政治报告的稿子有80多份，其中亲自修改的就有21份，并增加了重要内容。到8月21日，给刘少奇写信，说你和的修改我都看了，都同意。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重要文稿》1956年这一本，公布了对八大政治报告历次的修改。所以，说反对八大报告，并且是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是弥天大谎。

当然，对《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有些提法曾提过不同意见，主要就是认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不太准确。不过，他说这也没有什么坏处，也可以不改，但他不同意这个提法。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后来我们党一直没有再使用这个提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没有使用，因为这个提法确实不太准确。对八大决议中的个别提法不同意，并不等于反对八大政治报告。故意混淆这一点，就是不尊重历史事实，会对不了解真相的人产生很大的迷惑作用。采取这种立场和方法评价和思想，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必须正确处理几个关系

思想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要正确评价和思想，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要正确看待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不能将两者分离

思想与马列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两者是不能分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思想的理论基础，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用自己的话说，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邓小平也指出，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象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他还指出：“光讲思想，不提马列主义，看起来是把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思想的作用降低了”（注：邓小平：《正确地宣传思想》，《邓小平选集》第1卷，第28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他还针对在宣传思想时的片面性，提出要正确地宣传思想，特别反对把思想庸俗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歌颂的丰功伟绩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50年代后期以后，全国对思想的宣传出现了庸俗化的倾向。1960年，邓小平在《正确地宣传思想》一文中尖锐地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注：邓小平：《正确地宣传思想》，《邓小平选集》第1卷，第28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邓小平强调，在宣传思想的时候，一定不要把马列主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忘记了。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只有这样看待，才能把思想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才能对它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和在中国革命、建设中的地位、作用作出正确的、中肯的评价。

2.要正确看待思想与党的领导集体的关系，不能将两者割裂

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是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本人在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党是集体领导，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同志的卓越领导，我们的党和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思想的旗帜。但是，切不可因此把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同志看作是党的领导集体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他还指出：“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同事和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注：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选集》第2卷第17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1977年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谈到领袖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他说：“思想历来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人民。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志多次反对对他本人的一些不适当不科学的评价，经常教育我们正确理解人民与领导人或领袖的关系”（注：邓小平：《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邓小平选集》第2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与党的领导集体的关系提供了依据。依据这样的理论认识和分析问题，才能对在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正确的评价，既肯定作为思想创立者的地位，也看到党的领导集体中其他成员对思想创立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3.要正确看待思想与晚年错误的关系，不能将两者混淆

在如何看待思想与晚年错误的关系上，有人借口晚年犯了错误而否定思想，把他晚年的错误与思想混为一谈。也有人把思想分为“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两部分，否定思想是一个科学的、完整的体系。

针对上述糊涂认识，邓小平科学地提出把思想同晚年的错误严格区分开来的正确主张，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的科学体系。他指出：“思想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选集》第2卷第3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我们要“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注：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选集》第2卷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1979年3月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又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注：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选集》第2卷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并强调“应当把思想和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混乱”。因为思想同他晚年的错误有着本质的区别。

他还坚决地批评了借口晚年的错误从根本上否定、否定思想的错误倾向，指出正是因为我们遵循了思想，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不坚持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他语重心长地说，对同志的评价，对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到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

总之，在评价和思想的问题上，只有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防止和克服种种错误倾向，只有处理好有关的各种关系，从国家的历史、前途、命运大局出发，才能真正做出正确的、中肯的、实事求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