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用”与“二为”方针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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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0）03—0023—04

在述评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下简称“两用”）这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时，理论界一般只是将“两用”方针与其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以下简称“二为”）简单地分开解释、论证，以至没有阐明“两用”方针与“二为”方向事实上的内在联系。这就使人觉得不够严谨，不够充分。本文试图对此作进一步探讨，以求有助于文化思想研究的深化。

一

“两用”方针与“二为”方向，是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形成的。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由于深受其师杨昌济“贯通古今，融合中西”和“经世致用”治学方法的熏陶，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就比较注意继承传统文化、吸收西洋文化，来发展中国的新文化。1915年9月他在一封信中说，“观往迹制今宜”；“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1]。表明实际上萌生了“两用”思维。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促使运用“两用”思维所思考问题的内容发生变化。1920年7月说，“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2]，表达了对俄罗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向往之情。这时，他在长沙倡导发起的文化书社所售书籍，尽是“有价值之新出版物”[3]，其中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读物。这个文化书社一直到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右派查封为止，其目的就在于“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4]。并且他关心的不只是几个人的文化学习，而是为“全体湖南人”[5]。这时热心并专注于湖南自治运动，首先考虑的是“全体湖南人”的思想改造问题。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痛定思痛，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明确地表示他以前所赞成的“世界主义”，“就是所谓社会主义”[6]。第一次大革命后期，他又表达了对中国“90％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7]的关切，以及他看到农村文化运动迅速兴起的由衷喜悦。这表明，在文化为谁服务的问题上，关心的对象，从“全体湖南人”开始转变为占全国人口90％的中国人民。这一质的转变是在他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后实现的，并且具有坚定厚实的实践基础。

尽管这一时期不可避免地受到新文化运动形而上学倾向以及第一次大革命政治斗争的影响，以至对“观往迹”、“取于外”在内容上表现了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在“救亡图存”大主题的推动下，“两用”思维显示了其开放性的优势，不仅在范围上拓展了，而且在方向上开始有了一个雏形，主要就是其“人民性”和“社会主义性”。

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文化的建设背景和环境与此前有很大不同，主要就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和紧张、严酷的战争环境。一方面，关于革命文化建设方向的论述逐渐明朗化。1934年1月指出，要“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这种苏维埃文化建设必须“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8]。可以看出，这时实际上提出了“二为”方向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在运用“两用”思维时，根据革命实践的要求，在实质上明显地不同于当时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倾向，他对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运用以及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古代的军事学说的继承，可谓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止。这个时期的明显不足，就是没有也不可能对“两用”本身进行深入细致的更为理性的探讨，从而形成一种理论观点。尽管如此，运用“两用”思维的经验，为此后他对“两用”本身正确地进行理论阐发提供了一个必要的主观条件。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共中央有了比较稳定的后方，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世界反法斯统一战线的形成，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得以继续深入探讨“两用”本身问题的条件和环境。这时能够在花功夫“专心读书”时，“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9]；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到陕北同进行了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谈话；一大批文化人从上海等国统区、大后方来到延安从事文化工作，其中不少人与相交颇厚。关于“两用”和“二为”问题的理论观点正是在这一时期基本上形成的。他说，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对于进步的外国文化，“应当尽量吸收”，“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10]。对这一思想观点，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充分的论述，提出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新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明确了新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批驳了几种错误倾向。这不仅反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对文化的客观要求，而且表明在总结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两用”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发，使之成为鲜明的科学理论观点。

同时，对“二为”问题也作了较详尽的具体论述。他说，这种新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11]，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12]服务；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13]的。尽管这时还没把“二为”问题连在一起表述，但他说，“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14]。就是说，革命文化是为了人民大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的。可见，实际上把为广大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作为不可分离的两个原则问题，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看来，“两用”和“二为”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1942年在讲到“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时说，“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15]。这句话，是针对旧的文艺形式说的，对整个传统文化同样适用。对于进步的外国文化，当然也应如此。可见“两用”观点内涵地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如前所述，“二为”是统一的不可分的，因此可以说“两用”本身含有“二为”的性质。尽管这时在“二为”的表述上，还没有也不可能使用“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这句话，但按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理论，文化“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方向就包含着“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的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我们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两用”与“二为”的理论观点，不仅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基本上形成。

关于“两用”的理论观点是开放的，它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新中国成立特别是1956年中国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它不仅在内涵上更加丰富和深刻，而且在形式上逐渐变得明确、规范。1956年用通俗的语言进一步概括了继承和吸收中外文化的目的，他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16]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言，“现在的活人”和“今天的中国人”显然是指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于是1957年他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17]的命题，把两句话连在一起使用，完整地解决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问题，此后便被人们称为“二为”方向。1964年9月，首次明确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18]的概念，从而成为对待中外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其中的“今”和“中”就是指社会主义中国及其人民，就是说“两用”方针依然内涵着“二为”方向的性质。

也许有人会问，“两用”与“二为”理论观点在民主革命时期基本形成了，为什么一直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才明确提出来呢？我们认为，所理想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特别的高兴，而当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际，他却表现出十二分的兴奋。尽管此后不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但是他对社会主义事业依然充满信心，愈挫愈奋，并且从更深的文化层次上进行了全面的思考。我们可以把1964年8月24日同周培源、于光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的谈话[19]，看作对“两用”概念的最好注释。这次谈话，涉及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许多人物，体现了坚持对古代文化“批判地接受”和对进步的外国文化“尽量吸收”的“两用”科学态度。

可见，这时明确提出“两用”概念，既是此前“两用”理论观点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初步探索的产物；既简明规范，又寓意深刻。

二

在贯彻“两用”方针的历史过程中，不时地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常发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进行严肃的思考。

第一，在对待“古为今用”问题上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反对批判、反对改革的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另一种是自暴自弃的民族虚无主义。对于这个“古”字，我们认为应理解为“过去的文化”，包括古代、近代乃至最近刚过去时期的文化。基于这样的理解，可以说，“”结束后出现的以“两个凡是”为特征的教条主义，不只是一时的某个政治派别的主张，而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新表现。从其产生的动机和社会后果看，“两个凡是”明显地背离了“二为”方向。而自暴自弃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则主要由于近代中国落后导致的悲惨历史命运，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也易于产生。“”时期，在反对“封资修”的极“左”口号下，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诸如“横扫”、“砸烂”等做法，并没有扫掉传统文化，“”后期一些地区封建迷信反而沉滓泛起，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却遭摧残和破坏。80年代在讨论文化问题的热潮中，又出现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反对思想的论调，认为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史，完全是一部丑恶史、衰败史。显然，上述这些做法和论调，都不是人民大众和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不能不受到抵制和批判。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二，对待“洋为中用”也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一概排斥即排外主义；另一种是全盘接受即全盘西化论。“”期间，“”把向外国学习、引进新技术斥为“洋奴哲学”，对它们“彻底批判”，完全割断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外来文化的联系，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步和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外来文化，不能一概排斥，但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无原则地照搬，必须首先看一看是否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必须警惕其中腐朽、落后的东西，然后决定对它们的取舍。

可见，在“两用”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其实质就是背离了“二为”方向，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弄明白，“两用”本身是内涵地具有“二为”方向的性质这个原则问题。尽管在中国近现代以至当代曾受到严厉的抨击和历史事实的深深触动，但从现实情况看，它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失，在有条件时总会有一定程度的表现，无论是对文化工作者自身还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都可能带来严重危害。因此，对此不可小视，应当寻找对策。

首先，应当正确理解和对待古今中外文化关系。如“两用”发明人1956年所阐明的，“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20]可以看出是以“两用”这一体现文化选择主题和现实主义态度来评判中西文化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的选择不是西方化或东方化的问题，而是融合二者之长找到第三种文化形态。思想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转换成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的人们从事救亡图存事业所需要的指导思想，并结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自我为中心运动的历史，打破了其顽固排斥外来文化的保守观，从而开辟了使中国文化真正自觉地走出儒家文化圈、面向世界的道路。同时，它对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采取了既保留又克服的态度，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其次，必须确保“二为”方向。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可以看出，偏离“二为”方向的“两用”，容易产生保守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排外主义、自由主义的错误倾向，不利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也从反面印证了“两用”内涵地具有“二为”方向的性质。因此，从宏观上说，党和政府既要在决策上反复、长期强调“二为”方向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又要重视对文化工作者进行有效的辩证唯物主义文化观的教育。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两用”理论观点和方针形成的历史看，它首先是用来解决如何正确对待古今中外文化关系问题的，后来随着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才逐渐被明确提出来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基本方针。既然是基本方针，那么它所内涵的“二为”方向，当然也是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就是说，我们提出并强调“两用”方针历史地具有“二为”方向，不是说“二为”方向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其他方面不重要。譬如“双百”方针，当然离不开“二为”方向，但是，“双百”方针是用来解决学术和艺术方面的问题的，是指导科学文化工作的方针，强调的应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这个根本前提。况且，“二为”方向实质上与这个宪法前提是一致的，这也反映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基本方针所包含的内容、方向和前提的整体一致性。总之，上述这些正是我们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所应该认清并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