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研究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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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图分类号］A7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0）04-0024-09

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的理论与实践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空前的民族英雄。因此，对的评价，如邓小平所说，“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1］我们只能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研究与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理论界、学术界有关研究、思想的文章和著作不计其数。近十年来，研究者们研究的重点明显移向建国以后的理论与实践。因为这是研究中最为切近现实、最有意义的，当然也是最难的。本文主要是针对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阐述建国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客观地、全面地评价建国后的功过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决议对一生所作的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是我们研究应遵循的原则之一。

今天，人们对在民主革命时期创建的丰功伟绩的认识比较一致，持异议的人不多，而对他在建国以后功过是非的认识则很不一致，争议甚大。有的人认为，“三大改造”搞早了，1957年反右搞错了，、搞糟了，“”是“内乱”，一句话，建国以后，可肯定的东西不多。与此相反，有的人则持全盘肯定的态度，甚至肯定“”，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多数同志不赞成以上两种极端看法，但他们对建国后功绩的具体看法也不尽一致。如：有的同志突出了建国后在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历史功绩，而没有涉及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的同志则强调在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方面作为开创者的历史功绩，而未能论及他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贡献。

我认为，建国后的主要功绩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有“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但总起来看是成功的，促进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邓小平认为：“这是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1］也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2］有人以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由来否定社会主义改造，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我认为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要具体地历史地看。我的看法是，“没有当初，哪有今日”。在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奇迹。这不仅对中国历史，而且对世界历史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第二，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果。旧中国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各方面十分落后。在领导下，中国人民冲破了外国势力的封锁、孤立和破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导弹、人造卫星，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邓小平指出：“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1］。

第三，为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的探索从总体上来讲是不成功的，没有完成自己提出的任务。但也必须看到，他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取得了重要的经验教训。1956年以后，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的理论成果举其大者有以下几点：（一）关于将党和国家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的思想；（二）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的思想；（三）关于改革调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六）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七）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八）关于国防现代化的思想；（九）关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十）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自身的思想，等等。的这些思想，有的比较一贯，有的则不够一贯，只是一时的天才闪光；有的实行得比较好，有的实行得不好，甚至发生严重的背离；有的比较全面，有的则不够全面，与错误交织在一起；有的只是提出问题，而未能解决问题。正像有的科学家所说，在科学研究中，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正确地提出问题等于解决问题的一半。虽然未能解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但他提出了这一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这一方面的历史功绩将越发显示出来。

我们应如实地承认，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1958年发动的、化运动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59年庐山会议批评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左”的错误日趋严重，最后导致“”的内乱。不承认上述错误有违历史事实，为上述错误辩解则更是错误的。在如实承认上述错误的同时，我们更应承认在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这三方面的历史功绩。一生是功远大于过。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的后半生（建国以后）也是功大于过。不仅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彪炳千秋，而且也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开拓者和奠基者永载史册。

还应强调一点，是一位历史人物，我们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衡量。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对人类历史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到了17世纪中叶，明清之际，中国开始落后。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瓜分的一块肥肉。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在之前，都没有成功。中国人民是在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结束了100多年来备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建国以后，如前所言，尽管犯过很多错误，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毕竟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成就。在领导下，中国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许多西方学者都不得不承认的。1982年出版的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所主持（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报告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多少建树”，1950年以来，中国人进行现代化的速度是很高的，超过了大多数非现代化国家，“经济发展引人注目地长期保持了超过10％的年增长率”，“中国所获得的经验，既是当代的，又是有特色的”，是“一种现代化模式”［3］。美国学者莫理斯·迈斯纳在《的中国及后的中国》（1986年）一书中针对当时一些人在讲错误时忽视或掩盖功绩的倾向，从大量的数据详细记述了我国在领导下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说：尽管有着许多的失误和挫折，“人们还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了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时代的巨大失误及其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的同时，“肯定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何评价）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时期之一，作为一个取得了社会成就和人类成就的时期”［4］。

总之，从中华民族历史高度看，领导创建立了新中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结束了近四百年来我国社会停滞不前、日益衰颓的趋势，使中国历史再次进入一个生气勃勃、向前奋进的新纪元。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

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对世界历史进程，尤其是对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有着巨大的影响。受到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广泛的崇敬和爱戴。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也是属于世界的。因此，我们不仅要从中华民族的历史高度来衡量他，而且还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衡量他。他的理论与实践为世界上许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历史学家所关注与研究。他的思想文化是整个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正确看待晚年错误所付出的代价

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也给他本人带来不幸。但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试验”，“”是“演习”。《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编在该书的序中称：领导下的实践是“世界上未曾见过的社会工程方面的规模最大的试验”［5］。试验总体上讲不成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有切肤之痛，应永志不忘。然而也应看到，搞试验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犯了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这是他悲剧之所在。我们对他错误的批评既是严肃的、认真的，又是善意的、同志式的，决不能用冷嘲热讽的态度对待他，更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

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晚年部分地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包括他本人的正确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1957年以后，一再提倡看书学习，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他的许多见解，发前人之未发，富有新意，其中有些预见为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变所证实，有些虽为实践证明为错误，但其中也包含有片面真理。我们不能因为晚年犯有错误，而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晚年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夹杂了某些小生产者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因素，在有的时候（如1958年）还比较突出，这也是事实，但从总体上讲，的社会主义理论属科学社会主义范畴。他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共产主义的实现离不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始终关注中国的现代化。他并不认为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相反，他一贯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极端重要。想尽早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犯有急性病，但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把社会主义理论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等观点都是错误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倘若1956年以后，不提出独立探索的任务，中国继续按照苏联的一套搞下去，那当然不会发生、化运动，也不会同苏共决裂，搞反修防修，也就不会发生“”。可是，当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之时，中国能否避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结局，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倘若出现，其付出的代价将难以估量。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中国之所以处惊不变，岿然不动，最根本的是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指导。此外，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是由领导的经过长期考验的党，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由奠基的。

要善于从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使坏事变成好事，错误转化为正确。常讲，“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在“”时期，“左”的错误发展到了极端，这也为彻底纠正他的错误准备了条件。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从不知到知，知得少到知得多，中间犯错误、干蠢事是难免的。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付出了血的代价。没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犯错误在先，就没有成功在后。邓小平讲：“没有‘’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6］。“”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开放不行。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要归“功”于十年“”［6］。正确的理论与实践是党的宝贵财富，他的错误与教训，同样也是党的宝贵财富。可以说，没有失误在先，就没有邓小平成功在后。邓小平的成功，一方面继承和坚持了理论与实践中正确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坚决纠正晚年的错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变错误为正确。

三、晚年失误原因

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阶级，犯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后正确对待错误。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7］。下面拟从理论根源、认识论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三方面说明晚年失误的原因。

（一）理论根源

列宁说过：“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末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在内。”［7］

在晚年自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但他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1958年发生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出了乱子。意识到搞社会主义，理论准备不足。为此，他提倡读书，但关于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书可读的并不多。他提出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读这些书对纠正“左”的错误有一定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弄明白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以至把一些社会主义的或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东西”加以反对，把一些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是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东西，被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由于没有完全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他把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当作“走资派”加以打倒，把自己领导建立的党组织和国家机构推倒重建。1969年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不搞是不行的”时说：“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这一段话，最突出地表明，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是不完全清醒的。邓小平在总结搞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时多次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6］

是哲学家，他自认为他的理论和实践有哲学根据。其实，1957年以后，他在哲学原理的理解和运用上有重大偏差。这主要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一，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过分夸大了精神的反作用，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规律性，忽视了物质条件，忽视了物质利益。

第二，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过分夸大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试图想主要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去解放和促进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和动力。在变革生产关系上，又忽视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忽视了劳动资料（尤其是劳动工具）在规定生产力性质上起的决定作用。

第三，在阶级斗争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上，忽视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忽视发展生产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陷入了想主要通过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片面性。

第四，在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斗争性，过分强调分，忽视了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在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存在着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

（二）认识论根源

认识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螺旋状的曲线运动，将曲线的任何一个部分、片段加以夸大，就会引向主观主义。认识从经验开始，但夸大了经验就导致经验主义。认识过程离不开现有概念、范畴对感性材料的加工、制作，但夸大了概念、范畴的作用就导致唯理论、教条主义。从认识论根源上讲，晚年导致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主要因素是经验主义，其次是教条主义。

第一，经验主义。

晚年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陷入严重的主观主义，但这决不是说，他在理论上提倡唯心论。事实上，他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唯物论辩证法的言论。在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酝酿，批评反冒进，提倡多快好省。同时，他也指出，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反对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说：尊重唯物论就是先跟人民，比较正确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思想感情，人民的要求，然后制定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和路线。离开了客观实践就不可能制订成理论体系。这次大会制定的总路线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从实践中来的，决不是某个人突然想出来的。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他只有建议之权，无发明之权。总之，他自认为，总路线、、这一套是来自实践，来自群众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他是坚持唯物论辩证法的。

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的经验主义。

认识论的优点是重视实践的作用，从宏观上揭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规律。但也有不足，他对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如何回到实践中去未能展开说明。他强调认识的原材料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而对原材料如何进行加工、制作、改造，讲得比较简单。在认识活动中，认识的原材料固然十分重要，但仅有原材料，大脑的加工、制作出了问题，仍然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影响加工制作的因素很复杂：有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有认识能力和知识构成的问题；有个人的性格、兴趣、情绪、心理问题；以至个人的生理、身体状况，等等。这些问题，正是哲学需要深入研究的。晚年的失误，很大程度上是对来自实践、来自下级干部的材料的加工制作上出了问题，把某些现象、假象误认为事物的本质，把个别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

有丰富的经验，这是他的优点。经验也有两重性。若把一定条件下的经验到处套用，优点也可能转化为缺点。他忽视经济建设的特点，企图用解决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的速度来解决经济问题，企图用搞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现代化经济建设，结果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他企图用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结果刮起了“共产风”、平均主义。他习惯于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社会问题和党内矛盾，结果把大量非阶级斗争现象视为阶级斗争，把党内正常的不同认识视为路线斗争。

的经验主义还表现在搞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不足上。他强调走自己的路是对的，但他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忽视了对现代化一般规律的研究。

他对知识的某种程度的轻视和对知识分子的不放心也是经验主义的一种表现。

第二，教条主义。

一生都在反对教条主义，进行独创性探索，走自己的路。但也要看到，他毕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盛行时代过来的人，毕竟受到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的限制。因此，他的思想很难完全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他虽然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可在1956年以后，他由欣赏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到提倡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把自己的理论、经验教条化，神圣化。他不迷信马列，不迷信本本，但也有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把马列个别论断绝对化的情况。最明显的是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现译为“权利”）的误解和对列宁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论断的误用。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对两者都进行了批判，但重点则是批教条主义。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但实际上，对经验主义的批评从未提到议事日程上。由于没有批经验主义，党内经验主义日益滋长。时至今日，纠正和克服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主义仍然是党的思想工作中的一个紧迫的重要任务。

（三）社会历史原因

晚年的失误，他个人当然要负责任。他晚年犯错误时间之长，损失之严重，这与他个人骄傲自满、欣赏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破坏民主集中制等不健康的思想和作风有直接关系。是时代的产物。正如他的科学思想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结晶一样，他晚年的失误也带有时代的、民族的特征。他晚年的悲剧，也是党和民族的悲剧。把晚年的失误简单归结于他个人的看法是肤浅的，无助于从中汲取教训。晚年失误的社会原因至少可从三方面分析：

第一，从人类历史长河看，社会主义不成熟。理论是现实的反映。理论的成熟程度首先决定于理论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发展的成熟程度。不成熟的理论是不成熟现实社会关系的产物。到本世纪50年代，苏联虽然搞了40年社会主义，但仍很不成熟，中国搞社会主义刚刚起步，更无经验。1964年8月20日，同人谈话时说，我们不会搞社会主义，大家都没有搞过嘛！我没有搞过，你们会吗？搞了十几年，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现在才有些经验。所说的有些经验，主要是指搞阶级斗争的经验。今天看来，这种经验仍不够正确。我们现在的认识比起时代大有进步，是一种飞跃。当然也不应忘记，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此客观条件制约。

第二，中国原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90％。我国虽然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旧中国留下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封建主义残余广泛存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等级制、特权、领导职务终身制、家长制、个人专断等形形色色现象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我国农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但生产力仍不发达，小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大量存在。中国社会的这种特点，难免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渗进某些封建主义和小生产者的思想、心理。、运动是小生产者急于改变自己贫困状态的急性病和平均主义的产物。个人崇拜、家长制、缺乏民主传统、轻视理性、轻视知识等都与中国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密切相关。从晚年的失误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存在的某些积弊与弱点。

第三，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这是造成重大决策失误体制方面的原因。邓小平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反面。”“制度是个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

提出社会和体制原因的分析，丝毫不是为开脱个人责任，而是为了正确记取教训。若把苏联和中国、斯大林和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和在不少方面重犯了苏联和斯大林的错误。这种重复出现的社会现象，自然不能从个人身上去找原因，而只能从两国社会本身的共同基础中去找，从党和国家的体制中去找。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只要犯错误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认识论原因继续存在，那么重犯错误的可能性就不会消失。倘若我们缺乏这方面的自觉，那就难免再一次重蹈前人的覆辙。

［收稿日期］2000—04—14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9，302，232，297，308-309，333.

［2］.在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3-12-27（1）.

［3］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陶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99，597-598.

［4］［美］莫里斯·迈斯纳.及后的中国［M］.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540，543.

［5］［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4卷（序）［M］.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

［6］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7，265，137.

［7］列宁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7，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