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丰富的理论宝库 ——金春明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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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01）01—0009—04

卞：金教授，《思想基本问题》一书的编写工作，目前已经进展到何种程度？

金：从1998年5月编写工作正式启动，至今已二年多。经过编写组的集体努力和整体统稿，1999年9月份印出第一稿供校内学员使用。在教学实践和广泛征求学员意见的基础上，2000年春又作了较大修改，印出第二稿。现在第二稿，又经过一轮教学实践和征求意见，准备再集体统改一次。如不出现大的返工，按计划可望于年内完成书稿的正式出版。

卞：关于思想的主要问题，例如科学内涵、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不是已经作了系统的总结吗？那些结论大家都已公认，还有必要再编写一本思想基本问题这样的教材吗？

金：是的，《决议》是对思想作了总结，而且是权威性的总结。它既有组织上的权威，因为是党中央全会通过的；又有理论上的权威，因为是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全党认识的最高水平。至今，《决议》仍是我们研究思想的指导性文件，这是毫无疑问的。

卞：那么，为什么还要再编写一本教材呢？

金：我认为起码有以下三点主要理由：

第一，《决议》从当时的客观需要出发，重点在于从政治上拨乱反正，划清路线是非和理论是非，特别是要纠正晚年所犯的全局性严重“左”倾错误，科学地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因此，它是一份政治文件，而不是一本理论专著。第二，它的篇幅太小。整个《决议》只有3万多字。“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思想”，虽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只占有8000多字的篇幅，所用的写法是“论断式”的，不能展开，更无法进行理论阐述。第三，在《决议》通过之后，思想的理论研究又取得很大进展。从三中全会至今已出版有关思想的各类著作几百本，论文在6000篇以上。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研究的视角更加开阔，研究的方法也有进步。作为研究基础的档案资料也大大丰富了。这就要求我们用新的研究成果，对已有的结论加以丰富拓宽和修正。

卞：现在全党正在根据十五大的号召集中精力学习邓小平理论。这个时候又提出学习思想，是否会分散精力，冲淡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

金：恐怕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应当是分散和冲淡，而应该是丰富和加强。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从理论内涵来说，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本身就是统一的，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更是前承后继，联系紧密的。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都要有自己的思想渊源。而我们要真正理解和把握一种理论，也必须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才有利于掌握它的精神实质，才会有全面的历史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了解思想也就难以真正了解邓小平理论。

卞：是的，江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是强调地指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一脉相承。请问，应该如何理解这个一脉相承呢？

金：这是需要专门研究和阐述的一个问题，而且已经有多篇文章发表，角度和论点不完全相同。我认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五项内容即理论方面和历史的连续性方面；五项内容也即五个统一：宇宙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理论体系的统一，理论发展道路的统一，理论宗旨的统一，理论最终目标的统一。详情请参阅本期《社会科学家》发表的我的论文。

卞：您从宇宙观、理论体系、理论发展道路、宗旨和奋斗目标五个方面解释“一脉相承”是有相当道理的。不知能否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全球历史的角度，给思想一个科学的定位呢？

金：从全球历史的角度给一个理论体系作一个科学定位，当然是应该的，也是需要的。郑必坚同志曾对这个问题有一段颇为生动的讲述：马克思、恩格斯奋斗的舞台在西欧，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传到第二国际考茨基，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了个修正主义，跟着资产阶级“保卫祖国”去了，结果是导致第二国际的破产。之后历经曲折，到今天几乎可以说在西欧归于泯灭。这是西边一大支。马克思主义向东走到俄国，列宁没有见过马克思，但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实事求是，结果是首先取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然后干了几十年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后来出现僵化，再到后来又由僵化走到另一个极端，索性瓦解了。东欧完全跟着俄国指挥棒走，落得同样下场。这是中间一大支。马克思主义再向东走，就是中国革命。没有见过列宁，但是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实事求是，结果是领导中国革命闯出了自己的成功道路。晚年出现曲折，但是我们党没有认输，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近二十年的伟大成功。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同志一以贯之地多次强调，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的“主心骨”，不管风云如何变幻，“我自岿然不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的中央常委会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高度一致，中央全会高度一致，十五大高度一致，全党高度一致，这样才有我们今天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东边的这一大支，大有希望。

如果用简单一点的语言来概括，现在“全球化”一词很流行，我也想借用一下。我认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的重要一环，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东方的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开拓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代表。因而有世界性的重大意义。

卞：这样评价思想，是否有一点“”时期宣传的“三个里程碑”的味道呢？

金：不能这样相提并论。这两种提法，无论从内涵、视角到定位，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所谓“三个里程碑”的标准提法是说，马恩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现实，天才地创造性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保证了红色政权不改变颜色，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里作为“第三个里程碑”的理论标志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是立论的依据。而这个理论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实际，当然是不能成立的。说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的重要一环，是指这个理论在东方的重大发展已被20世纪的中国革命实践所充分证实。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西欧，且它的内涵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阶级，是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因此，无论从这个理论的本性还是从各国无产阶级的实际需要，都是全球性的。它必然要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传遍地球的每个角落。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取得伟大胜利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而结成的丰硕果实。而思想就是这丰硕果实的理论结晶，是在结合中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创造性丰富和发展。因此，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卞：看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重大发展的提法，同所谓“三个里程碑”论确实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可否换一个角度：您认为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方面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金：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在中国理论界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就是认为思想只有一个理论来源，就是马克思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研究者开始抛弃“一源说”，越来越倾向于“两源说”，认为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中国化，又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撞击融合而形成的。我们在编写“思想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形成这样一种认识：思想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新阶段。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曾指出：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邓小平。这是全面的历史评价。如果单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三个伟人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使无产阶级的科学宇宙观成为中国意识形态主流的思想文化新阶段的开创者和建立者。

卞：历史不容判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理论体系，确实不能缺少思想这个组成部分；思想也确实有着划阶段的重要意义。不过思想毕竟是中国革命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结晶，而今日中国正在进行第二次革命。请问当前我们学习思想有什么现实意义？

金：我认为，今天学习思想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如果要作一个最简明的概括，那么，起码有4个必需：

第一，认识把握中国国情之必需。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近现代中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了解中国国情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日之中国。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壮大、执政，都是与思想之指导密不可分的，在革命程度和革命历史阶段可以说是溶为一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学习思想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能正确认识共产党。所以邓小平说：“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历史。”

第二，学习理解邓小平理论之必需。邓小平理论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众所公认的结论。那么，什么是继承和发展呢？邓小平本人作了十分通俗明白的解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我感到邓小平这段话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是关于基本点，邓小平认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行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点，还是思想的那些。二是邓小平强调一定要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学习思想就不能真正把握住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

第三，贯彻执行现行政策之必需。我们现在执行的方针政策同三中全会以前相比，当然有很多新东西，这些新东西中有很多基本的东西都是时代建立并继承下来的。如：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经济建设方针；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方针；为人民服务的建党宗旨等等。在这些方面虽然也有变化和发展，但确如前引邓小平的话，“基本点还是那些”。不学习研究思想，这些基本的方针政策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

第四，启发探索前进途程之必需。我们正在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上迈向一个新世纪。这条新路正像许多学者公认的那样，“始于，成于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始”，是指对新道路的探索从何开始？这就不能不追溯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之后，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体探索，联系到《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党的八大文献和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等。这里所说的“成”，是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上完整的确立是邓小平的功勋。这并不应理解为已经全部完成。我们前边的路还很长，距新路要达到的最终目标还很遥远。

卞：由于时间关系，对您的采访应该结束了。您是否可以向《社会科学家》的读者再说点什么？

金：好的。为了胜利地迈入新世纪，除了要不断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之外，还有一个方面的工作是必需做的，就是以史为鉴、温故知新。需要时时不忘向革命导师和先辈请教，接受他们高瞻远瞩，睿智明见的启迪，以便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