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思想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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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虽然散见于许多讲话、谈话和文稿当中，却仍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国度里实现现代化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作了理论说明，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内容。尽管他并没有完全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理论中甚至存有相悖之处，但在探索中仍然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思路和见解，成为今日中国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要思想渊源。对此，本文拟择要分析。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决条件

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先决条件，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真正启动最突出的贡献，也是他关于中国现代化构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看来，革命本身就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和中心的现代化运动的发端，由此，他一方面把民主革命理论与现代化建设构想历史地逻辑地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的先决条件。在他的论著中，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都曾在同样的意义上被称之为这样的“先决条件”。他认定，要用革命的方法，“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

不仅从政治制度变革的角度，还从经济制度变革的角度谈论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现代化虽然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但其核心内容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依据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的规律，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而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因而以社会生产力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以一定的所有制关系为条件。正因为如此，在“上半个世纪搞革命”的年代，已经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官僚资本所有制的意义与发展中国工业相联系，认为这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270页。）基于同一道理，在1953年又正式提出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意在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余地，为国家现代化创造更充足的条件。尽管后来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局面，也与不无关系，但这并非的理想境界；而且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为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创造前提条件，在理论上的价值是应该肯定的。当然，在50年代后期试图以脱离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则是错误的。

可以说，一生最辉煌的成就和最具有挑战性的难题，莫过于通过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奠基工程，把中国现代化置于一个厚实而稳固的基础之上。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

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标准会随着时展而变化，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设定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在1944年，他就从保障民族独立、免受别国欺辱的角度，宣告“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其后，在一系列涉及未来国家建设的论著中，他念念不忘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并要求农业的“社会化”、“近代化”、“集体化”与工业的发展相适应。50年代中期起，开始经常使用“现代化”的提法描述国家建设的前景。他在一届人大开幕词中宣布：要“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注：《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这表明，意识到，没有其他方面与工业的同步发展和互动，就不可能改变经济文化整体落后的现实。基于同样的思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不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至此，现代化的内容有了最初的表述和具体的涵义，但还没有明确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直接地、正面地提出来，其具体内容尚未经过仔细推敲，因而也还不是固定搭配的说法。1957年2、3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两次重要讲话中，都提到要建设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文化与经济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直接体现了建设现代科学文化的要求。继而在五六十年代交替之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又对上述说法作了补充和修正：“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根据的多次论述，中国政府在60年代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70年代也仍然延续了这样的经典表述来指代中国式的现代化。

就先后提出的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来分析，他首先抓住了“工业化”这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核心内容和首要问题。因为所谓的近代化或现代化，都是相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而言，都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历程，其在经济方面的主要表现就是大工业生产。以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更要以工业化为始点，运用工业化所提供的物质基础去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开始就抓住了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其次，从单一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尤其是率先提出科学文化的现代化，是在理论上的贡献之一。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及整个社会全面变革的系统工程，四个现代化当然不能涵盖其全部内容，实际上只涉及到经济和科技的现代化。但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作为国家富裕和强盛的基础和先导，无疑是现代化建设最基本、最现实的方面。曾经把近代中国挨打、失败的原因归于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技术落后，当前者不再成为问题，迅速改变经济、技术的落后状况就成为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强调经济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起先导作用的科技发展，就是四个现代化的出发点。“四化”较之单一的“工业化”，既是更高层次的目标，也拓宽了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使中国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智慧和力量有了相对更合理、更具体的寄托和载体。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限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是一项长期而任务艰巨的浩大工程，完成这样的工程需要从战略上加以指导。就此从宏观上做了论述。

两步走战略，这是时代就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划分及其目标所提出的发展战略。中国现代化建设既是长期工程，就只能分阶段实施，并确定服从和服务于总目标的阶段性目标。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的提议，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次年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公告了这个两步走战略，并明确了两步走的时间，即用大约15年时间（1980年以前）实现第一步目标，力争到本世纪末实现第二步目标。依今天的立场来看，这个两步走战略、尤其是第二步战略，显然有要求过高的偏失，但它当时对凝聚国人致力于现代化事业所产生的政治效应和动员力量是巨大的，而后对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步走战略也不无借鉴意义。而且事实上，中国确实如期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对于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变化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亦有长远意义。

赶超战略，这是就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及特征提出的发展战略。一般而言，早发式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特征是按部就班、平稳渐进，而起步晚的后发式国家因为外部环境的压力和挑战，渴望在短期内走完早发国家二、三百年间走过的路程，因而其现代化大多属于追赶型或赶超型的；另方面，后发国家在从事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已经有了早发国家现代化的范式，有了可资参照的经验教训和可供利用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式，因而也就有了少走弯路、实施赶超的客观条件。中国属于后发国家，其发展进程也必然带有一般后发国家赶和超的特点，则更强化了这种赶超意识。1955年3月他就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注：《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时隔一年，他又语出惊人，把经济发展速度和保留“球籍”联系到一起，认为五六十年赶过美国，“这是一种责任”。对民族的忧患意识和对历史的责任感，铸就了的心态，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边缓步而行，期望急起直追，“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实施赶超战略，不仅表现了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世界眼光，而且体现了他承认落后、不甘落后、改变落后的思路，这是无可非议的。不论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特征来说，还是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问题的关键均不在于是否要赶超，而在于如何赶超。1957年第二次访苏期间，不只一次提及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为了改变这种“大”与“小”不相称的状况，他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宣布，中国可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如果说，这个设想尽管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但还有以英国几十年钢产量增长速度和中国“一五”期间钢产量增长速度进行推算的依据，还有某种现实可能性的话，那么其后的年代，在全党普遍头脑发热的大气候下，超英赶美的时间表不断提前，宣称“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甚至认为在钢产量方面赶超英国“只需要两年到三年”，（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6～699页。）则实在是过于理想化了，且攻其一点（钢）不及其余。之所以一再批评“反冒进”，坚持“”，盖源于这种过分追求超高速发展且忽略综合平衡的赶超战略。这种战略，固然是建立在深刻领悟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时刻警惕被开除球籍危险的基础之上，也确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如愿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由于超越国力和实际经济、社会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也给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如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等等。事实上，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低，起步晚，时间短，与早发国家有一、二百年的差距，却要在数年之内超英赶美，理想与现实构成的反差太大。赶乎现实可能、急于求成的赶超战略使“”成为弦上之箭，而“”的失败也意味着这种赶超战略的失败。1961年初，经过对偏离实际而酿成灾难的反思，承认：“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并且提议“搞几年慢腾腾的”，“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237页。）可以说，欲速则不达，这是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受挫之后的正确认识。

百年战略，这是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历史时限的战略构想。曾为中国现代化设想过50年、75年、100年等多种时间表。1954年他就推断，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翌年3月，他重复了同样的意思，称工业化的实现需要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10月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他又把时间设定在大约50年至75年这个区间，即十至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1956年接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南共联盟代表团时，他更把时间放宽至100年，表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到100年的时光。其后一段时间，提出背离中国实际的超高速赶超战略，对实现原定目标的时间估计大大缩短，一度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注：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5页。）直至总结了的经验教训之后，才又回到原来的观点，更明确地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时间表的变更，是在艰辛探求现代化建设规律中的正常现象，而且总的趋势是放宽尺度，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渐趋于贴近实际以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的逐渐认同，因而对现代化时限的估计更加谨慎和客观。这个百年战略也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考虑初级阶段时限与下世纪中叶发展目标的重要依据和参照之一。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合理布局

在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总体设计中，如前所述，存在着若干相互联系、依存的方面不能协调发展的缺失，然而不能否认，还是注意到了与经济现代化有关的局部的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尤其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逐步实现国家建设的产业布局合理化。以现代工业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的数量关系，具体描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起点低、基础差和产业布局不合理的实际状况，也指明了国家建设的重点方向。要把一个农业大国建设成现代工业强国，就必须发展工业，首先是发展重工业，因为重工业是装备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物质前提。由此，肯定了“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投资的重点”。（注：《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那么如何发展重工业呢？对苏联牺牲轻工业和农业来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办法，明确表示不赞同，视之为原则性的错误，而这种办法带来的产业发展不平衡、农产品和生活用品长期短缺的后果，更使他提高了调整好产业布局的警觉性，提出了工农业并举的思想，其基本观点是：1.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2.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同时并举。3.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主导思想是吸取苏联的教训，在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之间确定一个合适的比例，以足够的资金、粮食、原料确保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能够被放置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

二是逐步实现经济建设的地区布局合理化。工业区域布局，是制约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中国的工业过去偏集在沿海地区。看到了这种工业的70%分布在沿海、30%分布在内地的不平衡状况，正确地提出了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建立相对平衡合理的工业区域布局结构的要求。首先，要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地。“一五”期间，由于国际形势紧张和朝鲜战争的影响，国家出于安全考虑对沿海工业的扩建改建有所限制。随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提出要在指导思想上重视沿海工业的发展，既要好好地利用沿海工业的老底子，又要新建一批企业，包括大型企业，使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得以充分利用。其次，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新的工业大部分应该摆在内地，资金流向亦该如此，而沿海工业的充分利用也同时创造了在人才、资金、技术、设备等各个方面支持和带动内地工业比翼齐飞的条件。再次，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特别提出了“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问题，这实际上蕴涵着正确处理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关系、实现不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观点。他提醒我们，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经济落后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许多老少边穷地区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在国家建设中也是不应该忽略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采取积极措施逐步缩小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对于建设一个全面进步、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国家是绝对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