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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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01)01-00014-05
定义是正确认识、科学揭示概念内涵的重要方法。解释概念内涵的定义称为实质定义。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模式是实质定义中的“属＋种差”，即把某一概念包含在它的属概念中，并解释它与同一属概念下的其他种概念之间的差别，也即种差。其公式是：被定义概念＝属＋种差。定义的规则有：相称性规则，即定义概念和被定义概念的外延相等；非循环规则，即不能循环定义；非否定性原则，即定义一般不能用否定判断；清楚确切规则等。由此可见，要对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个概念作出科学定义，首先要明确规定其“马克思主义”的“属”性，即明确指出它们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否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指导思想定义的科学性。其次，要正确揭示指导思想的定义种差的内容，特别是思想、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的内容，这是其特质所在。其三，在操作层面上，党的指导思想的定义必须符合定义规则。根据上述要求，分析、总结我党在界定思想、邓小平理论方面的正确经验，有利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一、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定义和特点
我党经过深刻的理论思维和艰辛的探索，对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定义作出了完整准确的揭示。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表述，但其科学内涵已经在党的会议和有关决议中给以明示。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着重号为作者加。下同。）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我们党把它称为思想。”这是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思想的新认识。因此，可以认为，我党给思想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对邓小平理论，根据十五大报告和党的一系列文件，可以认为党作出了如下定义：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建设、发展、巩固社会主义问题，作出了初步的比较系统的回答，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上述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定义，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突出强调、并在实践中一贯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属”性。我党对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定义，也隐含地采取了“属＋种差”的定义模式。我党把自己的指导思想明确归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而且在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坚持。早在1943年7月王稼祥就指出：“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对思想作了科学概括和全面阐述：“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979年9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3]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思想的科学含义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表述，十五大报告中对思想的阐述，则表明我党对思想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科学高度；对邓小平理论的阐述，在“邓小平理论”这一提法正式提出之前，不管是有的同志建议的“邓小平思想”的称呼，还是十四大“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称呼，都强调它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十五大特别强调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指出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在对党的指导思想的定义上，我党一直非常重视党的指导思想的归“属”问题，一直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从而使革命和建设保持正确的方向。
第二，对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定义的“种差”，作出了全面完整的概括。首先在适用范围方面，突出、优先强调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中国特色”，但又内含着其相对的国际意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五大都强调，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明确它的适用范围首先是中国，适用于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同时这个定义也蕴含着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时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必然具有一定国际意义。笔者认为，对此问题要把握好以下两点：一是并不是思想的所有内容都具有国际意义，仅仅是某一部分具有。二是思想的某些立场、观点和方法，既可指导时代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又可指导包括中国在内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从而显示出相对的国际性。同样从邓小平理论的定义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强调的也是其“中国特色”，即“当代中国”。同时邓小平理论又是在中国发展了的“当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其中必然蕴含着其对国际共运，尤其是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国际意义，已有学者作了探讨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其次在有关定义种差的关键问题上，准确、全面地概括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基本问题，保证了种差的完整性。从思想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是正确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革命与战争、和平与发展两个时代。根据列宁的时论，20世纪大致可分为两个时代，前半期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故称战争与革命时代。后半期的基本特征是和平与发展，故称和平与发展时代，这个转变大约完成于二战结束10多年后的50年代中期。[4]思想是在战争与革命年代形成和发展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们是马恩列没有提到或没有充分论证的，是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理应是思想定义的“种差”；而且，思想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发展的，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许多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应该作为思想定义的“种差”。至于在探索过程中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则不该包括在思想定义的“种差”之中；从邓小平理论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内含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邓小平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内在地含有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障、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而这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充分展开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建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的定义全面反映出了这一点。
第三，符合相称性的定义规则，外延概括全面。从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定义可以看出，它们符合相称性的定义规则。思想是在战争与革命时代形成和发展的，所以思想定义的外延之一是适合“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同时，思想又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了继续发展的，因此思想定义的外延还包括适合“中国建设”的许多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因此，思想的外延为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与关于中国建设的许多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之和。从邓小平理论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一方面，邓小平理论的外延之一，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中已经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另外，在这个开放性、发展性的定义中，也内含着随着邓小平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一系列新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会不断充实到邓小平理论中去，有不断增加的外延，这样也就动态地符合相称性的定义规则。
第四，符合辩证逻辑对定义的完整性、全面性要求，保证了定义的科学性。辩证逻辑要求对定义要从某一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变化中全面地研究对象的一切联系。列宁说过，“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5]从而具体揭示该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我党对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定义，符合列宁的上述要求。首先，它包含了这两位主要理论创始人的全部实践。思想是一生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所形成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邓小平理论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探讨所形成的正确的理论成果的结晶。邓小平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其革命时期和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则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它们也包含了党的其他领导人对指导思想的贡献。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定义都强调，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诚然，思想蕴含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贡献；邓小平理论也蕴含着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贡献，也包括全国人民尤其是理论工作者的贡献，而且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邓小平理论。再次，正确处理个人失误与党的指导思想科学体系的关系，这一点在思想的定义中尤为突出。针对“”后人们对思想和个人晚年错误上的混乱认识，邓小平指出，必须准确完整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把晚年的错误和思想的科学体系区分开来，并在实践中发展思想。“思想是一生中正确的部分。”[6]因此，思想才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四，着眼于指导思想的发展性，在定义中给指导思想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将思想定义为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本身就蕴含着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的继续发展性，“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7]。应该说，思想继续发展的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同样，邓小平理论也只是对什么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比较系统”的“初步回答”，“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性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都内含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在进行着这一宏伟工程，并且已取得丰硕成果。
二、科学定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统一思想，高举旗帜。高举党的指导思想的旗帜不动摇，首先要对“什么是”思想、邓小平理论有一个清楚统一的思想认识。因此科学定义党的指导思想，有利于统一思想，高举旗帜。
科学定义思想，有利于完整认识思想和本人，从而继续高举思想的旗帜。“”结束后，在如何对待思想和本人问题上，人们的思想比较混乱。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思想的科学体系，把思想和晚年的一些错误思想区分开来，同时要求正确评价本人。“对同志的评价，对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8]正是由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本人和思想有了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才统一了思想，稳定了人心，促进了改革开放。而且，科学定义思想，也有利于人们理解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9]由此可见，邓小平理论的确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定义邓小平理论，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它解决了“邓小平有没有理论”的问题，澄清了一些人的模糊认识。有人认为，邓小平不是一个理论家，因为他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因而不存在给他的理论命名的问题。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理论的形态多种多样，概括说有两种，一种是学理型的理论，一种是实践型的理论。而且，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理论，关键不在文本形式，而在于一个人是不是有一个表现在不同文本形式中的一以贯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不是围绕一个实践或思想的主题，解决了一系列的基本问题。”[10]邓小平理论是实践型的理论。因此为科学揭示其内涵，必须给它下一个科学的定义，这是对理论的确认。其次，它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性质问题。有人疑问，邓小平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上述邓小平理论的定义，使人一目了然，邓小平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因为邓小平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再次，它解决了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系问题，澄清了一些人把马列主义、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第四，它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从邓小平理论的定义和内容的展开中，可以看出，“中国特色”最主要的内容是初级阶段理论、公有制主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共同富裕论、等等，而不是某些人所理解的“大杂烩”，也不是无奈的说辞。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二，有利于准确完整把握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从思想的定义中，可以比较完整地把握思想的科学体系。首先，它揭示了思想的方法论和出发点，即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其次，它揭示了思想的基本问题，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道路问题；再次，它揭示了思想的基本内容，即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样，一方面把晚年的错误思想和思想作了科学区分，另一方面，也抛弃了某些人对思想的歪曲和强加在思想里面的某些内容，从而有利于对思想的准确把握。
通过邓小平理论的定义，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层次结构是以下三方面的有机统一。第一个层次，是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和出发点。方法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发点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第二个层次，是这个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或这个理论的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前者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后者回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或模式。第三个层次，是内含在这个定义中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各个领域的展开和具体化。总之，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从其哲学基础、到其主题、到这一主题的进一步展开，是一个科学的逻辑体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邓小平理论定义的科学性。
第三，有助于正确开展对思想、邓小平理论及其创始人的理论研究。对思想、邓小平理论及其创始人的理论研究，不能违背党的有关决议精神。可是，就在党的会议、决议对思想、邓小平理论有明确“说法”的今天，贬低、否定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不正确思想观念仍存在，甚至公开出版发表。正如1999年10月26日《中国合作新报》载文《〈辞海〉修订三版关于的评价》中所言：“1999年版的《辞海》表达了人们对思想的新认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评估也拿掉，其‘’导语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思想的主要创立者。’这一变化，也许与学术界近年来发现无论藏书与读书，最多的并非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等中国书有关——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此外，1979年版和1989年版《辞海》都有是‘中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之句，但1999年版则全文没有此句了。”由此可见，1999年版《辞海》和近年来学术界某些人士有一种贬低、甚至否定、思想的错误倾向，这是根本违背党的决议的，发展下去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这不仅是对和思想的贬低和否定，而且是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否定，更是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间接否定。另外，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理论界某些人也有诸如“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理论”等错误认识。由此可见，理论界开展对党的指导思想及其主要创始人的理论研究，必须在坚持党对指导思想的正确定性和定义的前提下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正确的研究方向。
不仅如此，科学定义党的指导思想，也有利于开展对邓小平理论和思想的深入研究。从定义中可以看出，对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可以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对他们进行分别研究，因为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独立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内涵丰富，内容精深，需要开展深入研究。二是开展比较研究。邓小平理论和思想是相承性和发展性的关系，因此，比较研究的方向有两个，即它们之间的相承性研究和邓小平理论对思想的发展性研究。目前，这两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果实，但相承性比较研究不够。大家都认识到邓小平理论和马列主义、思想有相承关系，然而研究者要么就邓小平理论谈起，要么沿用经典版本来比照邓小平理论，说一下邓小平理论在观点上的重大突破，对他们在体系上的比较研究很少提及。[11]
三、我党科学定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经验
第一，着眼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原则性，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个党的指导思想的“属”。对党的指导思想的定义，一定要强调和坚持其马克思主义“属”性。同时防止另一种现象，即把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式或阶段，或者把某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的理解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消除这种现象的方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鉴别它们。总之，正如总书记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
第二，着眼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完整性，准确、完整地概括定义种差的内容。定义要体现党的指导思想所处的时代特征和本国特色，正确界定其适用范围；定义中要内在地含有指导思想的主要创始人和其他贡献者的生平理论建树，并进行正确完整地归纳；同时要把握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体系，不能把个别人僵化、教条式的理解强加到指导思想的内容当中，也不能把指导思想创始人在探索过程的某些不正确的思想、观点当作指导思想的内容，更不能因指导思想创始人的个人失误而否定指导思想的科学性。
第三，着眼于党的指导思想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定义中要正确表述和体现指导思想间的关系，并且要给党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留有空间。如前所述，思想的定义中内含着其进一步的发展性。思想丰富和发展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定义，正确表述了两者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而且都给其进一步发展留下了空间，从而也促进了其进一步发展。
第四，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以开放性的思维来定义党的指导思想，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经历了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适应时代的需要而诞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时代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要求我们以开放性的思维来定义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应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己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属”的前提下，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及时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在条件成熟时，以新的命名和科学定义，创立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2][3]郑德荣等主编：《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1-3页。
[4]何方：《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与邓小平理论的国际意义》，发展论坛（山东），1999年第7期。
[5]《列宁全集》第40卷第291-292页。
[6][7][8][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7、297、299、300页。
[10]张国胜：《当前学习邓小平理论不可忽视的两个问题》，广西师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
[11]王永贵、赵晓东：《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研究回顾及评析》，社会科学动态（武汉），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