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中的西部开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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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91.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44(2001)02-0149-05

西部开发凝聚着我党几代领导集体的心血，其中包括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迄今虽未发现他对西部开发的专门论著，但其经济思想中却显现出鲜明的弥足珍贵的西部开发观。着力去挖掘、研究其西部开发观，对我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建设基础设施是关键

基础设施落后是西部地区发展的瓶颈，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加快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无论从改变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需要，还是从推动全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看，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视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的“先决条件”、“基础工作”、“根本工作”。

第一，兴修水利，是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首要工作。新中国建立的初期，在谈到我们的建设该如何入手的问题时说：“我们所接收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打好基础才行。”百废待兴，但又“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1](PP.43-44)这里，把兴修水利视为新中国建设的基础工作，第一位工作。

之所以强调兴修水利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要性，在1951年1月12日关于水利工作的讲话中指出：一是因为水源不足，“中国水少了，并不是自然水少了，而是可用水少了，无力蓄水以致用，只能泄水少灾”[1](PP.86-87)。二是要兴利除弊，即“增加水利时，同时要减少水害，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用水目的”。也就是说，“从现在的防洪防汛，减少水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1](P.87)。1959年10月13日，他在讨论三门峡枢纽1960年拦洪发电后继续根治黄河的问题时进一步指出：大面积地实施全面治理与修建干支流水库要同时并举。水土流失问题，必须做到三年小部、五年大部、八年完成黄河流域七省区的水土保持工程和其它措施，逐步控制水土流失[2](P.261)。三是综合利用，即“水可以用以灌溉、航运，还可以发电”[1](P.87)。之前，他在谈到治淮原则时，即强调要统筹兼顾，标本兼施。除了“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并且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发电，下游配合航运”[1](P.79)。1961年7月4日，他在接见越南水利电力部代表团时说：在计算水利资源时，有关的专业部门不能只算自己需要的那部分，要进行综合计算[2](P.422)。1964年12月18日，他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水土如何综合起来用，这不仅是战术性的问题，而且是带有战略性的问题。”“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1](P.557)总之，治黄也同样存在灌溉、饮用、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的问题。这实际上提出了治水在发展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半个世纪过去了，西部的水利建设按照国家的总体规划，有了显著的进步，但仍然是当前西部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要着力做的几件工作之一。

第二，发展交通运输业是基础建设的重中之重。认为，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首先“交通运输业要便利起来”，这是因为发展交通运输业是国家建设、西部开发的“先行部门”、“开路先锋”。而恢复交通运输，“首要的是恢复铁路。中国两万多公里铁路，今年要恢复百分之八十，明年不仅要恢复余下百分之二十，而且要有新的发展”。为此，他进一步强调，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必须服从、服务于交通运输的恢复，“先要为铁路制造钢轨、火车头、车厢、车皮”[1](PP.14-15)。他在全国妇联第三次执委会扩大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总结东北之所以较快恢复调整发展的经验，就在于抓住了铁路的修复。因此，“要发展西北，要帮助西北民族文化的发展，首先的问题是修铁路，最大的目标就是跟新疆通起来，并和内蒙古贯穿起来”。西南亦如此，“不但成渝铁路要修起来，汉东的两条铁路也要连起来，铁路要通过去，通到贵州、云南，另外还要通到湖南、广西，这样把西北、西南贯穿起来，西北、西南才能发展”[1](PP.59-60)。

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不仅进一步强调交通运输作为经济基础建设中的先行部门、开路先锋的特殊地位，而且指明发展西部交通运输业的具体目标。1953年9月8日他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专题报告中指出：“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不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也无法有大的发展。当前特别是要把西南、西北和华北之间的铁路连结起来。”[1](P.142)接着，他在谈到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时再一次指出：“如果不把西南、西北、华北贯穿起来，那么，新的工业基地就不能建设，城乡物资交流就不能发展，全国经济还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这是不行的。”[1](P.162)一直关注西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1954年11月1日，他会见班禅时说：一俟康藏公路修通，即着手勘察修建拉萨到日喀则的公路。同年12月17日，他致信王首道说：修建拉萨到日喀则的公路的路线有两条[3](P.424)。1955年3月9日，他在国务院第7次全体会议上说，西藏是个宝库，以后可以大发展。要发展，就需要修路[3](P.456)。为了完成铁路的西北大通道，他有三个建议，一是把包兰线铁路修起来，包头到兰州线铁路修成了，这就有了第二条从北京到西北的铁路通道；二是要从武威修到乌鲁木齐，这样，这条线以后陆续修到乌鲁木齐；三是再修一条铁路，接一条国际的通道，修到阿拉山口，这样，西北的铁路大通道就完成了[4](P.626)。

重温的这些论述，应该说他的西部开发的思路是清晰的、明确的，即必须着力发展以交通运输业为核心的基础建设。仅就铁路而言，因为政府对西部地区铁路建设的重视，50年来，相继建成了成渝、成昆、贵昆、川黔、兰新、宝中、南昆、南疆等20多条铁路，对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毕竟路网单薄，标准较低，与东部的通道较少，仍然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按照的观点，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西部大开发的当务之急。国家应加大投入，集中人力、财力，抓好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工程建设，以此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

二、发展科学教育是根本

早在1957年3月，即指出：“将来发展工业、扩大农业，都要大力开发少数民族地区，都需要把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结合起来。”[5](P.340)如今，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部地区大开发正在进行。这项世纪工程的完成，需要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具有现代劳动管理技能的专门人才。简而言之，西部大开发首先要开发的是人力资源与人才资源。比较而言，无论历史还是现实，西部地区的人才都是相对缺乏的。西部开发，首先应该是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如何开发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呢？认为根本途径有两个，一个是发展科学，一个是发展教育。他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设想不产生广大的建设人才，问题就在于我们抓好科学、教育这一环。所以，发展科学、教育，也是现在一个中心任务。”[1](P.407)就西部开发而言，发展科学、教育，无疑是最根本的任务。

第一，要发展科学。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科学文化力量目前是比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小得多，同时在质量上也要低得多，这是同我们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的。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1](P.233)认为，之所以要强调发展科学，“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1](P.234)。1962年12月24日，在冶金、水利、水产、华侨农场、手工业、共青团中央、华北山区工作等七个专业工作会议上讲话，再次阐述了发展科学技术力量的重要性。“技术力量在建设中对技术革新、技术革命都起很大作用。这不仅因为过去我们落后，而且因为时代不同，任务也不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七年中，原子、电子、超音速，其发展速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比过去一个世纪还快，可以说日新月异。要赶上去，就要做艰巨的工作。这就需要重视科学、重视实践和重视技术人才。”[1](P.500)几十年过去了，我国的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就总体水平而言，我们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就国内东西部而言，科学技术的差距亦很大。西部大开发要有较高的起点，就必须下大力气去发展科学。

第二，要发展教育。如前所述，要解决国家发展、西部开发人才匮乏的问题，既要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才的作用，更要大力培养新的科技人才。而大量具有创新精神与现代知识的科技人才，要靠教育来培养。为此，在不同场合讲到教育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对教育予以极大的关注。1952年10月24日，他在主持政务院第156次政务会议时指出：我们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它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不行。而培养干部、人才，是文教部门最主要的任务。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3](P.265)。具体途径是：一要向外国学习。为了适应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就培养人才问题一事，致函、刘少奇、、陈云，报告准备派遣学生和干部赴苏联学习。二要改革。他主持讨论了《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并根据决定精神，着手进行全国高等学校院系的调整。强调：“为了扩大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首先必须按计划增加高等学校学生的名额，还必须注意培养现有的一般知识分子，不断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1](P.240)同时，积极关心中等技术学校的调整。三要加大投入。他明确提出：“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发展，我们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1](P.116)四要支援西部。1955年3月9日，他主持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指出要将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改为西藏地方干部学校，并予以扩建，以加强培训藏族及其它民族的干部工作；扩建日喀则小学校舍，以满足扩招学生的需要。1957年6月4日，在国务院召集的有关各方讨论交通大学问题的会议上提出，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的方针不变。内蒙古大学筹建期间，批示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遣调一百多名教师并调拨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予以支援[2](P.82)。诚然，因为中央和政府的重视，西部的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东部相比较，仍有较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正在制约着西部的开发。为此，我们必须加深对发展科学教育的理解，进而认识发展科学教育在西部开发中的战略意义。无论是从世界科技教育发展的大势看，还是从西部开发的实际困难看，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提高人力、人才素质，都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条件，只有人才的优势，才有可能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只有人才的优势，才有西部开发较高的起点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保护生态环境是基础

保护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21世纪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亦是西部大开发的必然选择。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西方发达国家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亦开始暴露之时，即以战略家特有的洞察力敏锐地认识到，环境保护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事，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切不要做竭泽而渔、贻害子孙的蠢事。

第一，他指出保护环境的目的是为了造福人民。他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1](P.19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人民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为此，他特别强调环境保护的意义。

首先，是以人为本，立足于保护人民的健康。1969年6月26日，他对卫生部军管人员讲，讲“预防为主”，要包括空气和水。如果污水、污气解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了，就什么财富都可以创造，这是最大的财富[6](PP.305-306)。1970年10月9日，他在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参观北京东方红化工总厂时，指示陪同的北京市和该厂负责人，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危害工人健康的黄烟污染[6](P.488)。1974年3月21日，他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七二八”秦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汇报时强调：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6](P.659)。

其次，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本，立足于维护人民的长远利益。1971年4月5日，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在经济建设中的废水、废气、废渣不解决，就会成公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害很严重，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这个问题，采取措施解决。”[5](P.528)同年9月8日，他在邀集国家计委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谈到治理“三废”问题时指出：“我们一定能够解决工业污染，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就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做贻害子孙的事。”[6](P.549)1975年8月29日，躺在病床上的他仍然对西藏的环境保护问题牵肠挂肚，特意嘱托准备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团长同志，到了西藏，要告诉那里的同志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资源，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6](P.718)。这一嘱托既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意义的深刻阐述，也是对西部大开发最珍贵的遗嘱。

从20世纪70年代算起，30年来，西部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长期以来，西部地区主要沿用以大量消耗资源为特征的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不仅投入产出关系不理想，而且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使生态破坏和工业环境污染的问题愈益突出，对可持续发展构成巨大的威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必须引起足够重视与反思。诚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长江、黄河等重要江河中上游地区的环境保护、水土根治、退耕还牧、退耕还林，这与西部地区现时的发展是有矛盾的，但认真学习的有关论述，不难发现解决这一矛盾的思路与原则又是十分清晰的，即以人为本，以可持续发展为本，在坚持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发展的战略规划。

第二，他指出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是植树造林。如何保护生态环境？认为一是治水，二是造林，这是他最关注的两件事。他语重心长地说：“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和水利上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我最担心，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也要说你。”[1](P.588)除了发展水利，保持水土，重要的就是植树造林，平衡生态。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特别关注我国林业的发展。对森林防火、水土保持、群众育林、护林等作了一系列的指示。1950年4月14日，主持第28次政务会议，在讨论董其武《关于绥远情况的报告》时即阐明林业与农业相互依赖的关系，强调保持水土的重要措施就是植树[3](P.34)。同年5月16日，他又和林业部部长梁希联名签署了《关于林业工作的指示》。鉴于我国当时存有的森林面积已经很小，而全国“大部分地区对森林的破坏和滥伐行为，迄未停止”这一情况，《指示》明确了林业工作的具体方针和任务[3](P.41)。1961年4月中旬，他在陪同缅甸总理吴努到西双版纳自治州访问期间，强调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生态平衡问题的重要性。他对在西双版纳自治州工作的植物学家蔡希陶说：这是富饶美丽之乡，如果破坏了森林，将来也会变成沙漠。我们共产党人就成了历史罪人，后代就会骂你。并嘱咐：一定要研究这个问题，要解决好合理开垦，保护好自然资源，改造好大自然。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他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解决兴国的淤沙，一要挖沙筑坝，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严禁滥砍滥伐上游的森林，大力植树造林，搞好水土保持，固位泥沙不下流。造林是百年大计，黄河可以造林固沙挡风，江西山区多，我们不能光采伐不造林育林，光吃祖宗饭，造子孙孽[2](P.697)。1966年2月，他指出：“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百分之十多一点。十六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二十世纪还剩下三十几年，再亏下去不得了。”“西北黄土高原搞了多少年造林啦？劳大功小，要很好总结经验。陕北防沙林带有人烟，地下水浅，就可以造林。靖边、定边高原上水位低，不容易成林。要有选择、有阵地地前进。”“西北局要搞一个领导小组，管农垦、水土保持。农村互相支援有好处。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总得坚持到二十一世纪。”[1](PP.588-590)

痛定思痛，重温有关植树造林、平衡生态与保护环境的论述，倍感亲切、深刻。我们在讨论西部大开发这个热门话题时，应切实关注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承受力，退耕还林，退农还牧，防风固沙，节水节能，实施“绿色工程”，治理水土流失，恢复林草植被，坚持走低能源、低消耗的发展道路，将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到实处。

总之，视发展科学教育为根本、生态环境建设为基础、基础设施建设为关键的开发观是十分鲜明的、深刻的，这对找到西部开发的突破口，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其意义正如朱róng＠①基总理所指出：“下大力气把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科技教育这三方面抓好了，西部大开发就会有较高的起点，就会有扎实的基础，就会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7](P.42)

收稿日期：2001-02-28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年谱(1949-1976):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年谱(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4]周尔均，周秉德．百人访谈[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5]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年谱(1949-1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7]朱róng＠①基总理在新疆考察工作[J].新华月报，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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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为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