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论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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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邓小平//思想/理论指导/历史贡献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520(2001)04-0022-04

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对同志的评价，对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如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和思想，就成为我们历史研究和理论学习中永远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邓小平有关与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行动指南，树立了科学典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一

众所周知，在的一生中，他既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在晚年犯过严重的错误。“”结束后，我们党内在如何看待一生的是非功过问题上，曾出现过“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不愿正视晚年的错误，并企图在实践中继续坚持这种错误；另一种则借口晚年犯了错误，而企图否定的伟大历史地位。显然，这两种错误倾向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态度，都不可能对的历史地位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针对这两种错误倾向，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对的评价，既要实事求是，又要恰如其分。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对同样也不能例外。“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这一论断从整体上充分肯定了的一生是功大于过，从而坚决维护了在我党、我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

在整体肯定一生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前提下，该如何具体看待一生的是非功过呢？对此，邓小平指出，“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这样，邓小平基本上以1957年划线，对一生的功绩和错误分别做出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具体评判。

关于的功绩，邓小平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首先，邓小平高度评价了为中国革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指出：“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后，如果没有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其次，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为我们党和军队建设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他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在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等等。这些都是同志一贯提倡的，是我们的党规党法。”在军队建设方面，“从井冈山起，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比如“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军队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等等。这些都是我军在领导下所形成的好传统。此外，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在晚年曾为我国国际环境的改善做出过重大贡献。他指出，“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同志的功绩。”总之，邓小平认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关于晚年的错误，邓小平也给予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批评。首先，邓小平准确地把握了晚年所犯错误的“度”。他指出，尽管晚年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因此，“对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其次，邓小平严格区分了的错误与、“”的罪行。他强调：“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错误和、‘’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的错误同、‘’的罪行。”第三，邓小平深刻分析了所犯错误的历史背景。他指出，对晚年的错误，“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如果“单单讲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一精辟论述深刻指出了晚年所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政治制度方面所存在的某些严重弊端，这为我们进一步从深层次分析和认识晚年的错误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榜样。第四，邓小平批评纠正了某些人对个人品质的诋毁。他指出，“对于错误，包括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事实上，“同志在‘’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因此，“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从而坚决维护了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此外，邓小平还明确指出了的一个重大缺点。他认为“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具有启发意义，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坚决纠正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缺点，牢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教导，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综上所述，邓小平对一生是非功过所做出的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既破除了“”期间、‘’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了领袖是人不是神，使从神坛上回到了人民中间；又维护了“”结束后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在中国革命史上所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

“”结束后，我们党内在如何对待思想的问题上也曾出现过“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态度。一种因为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另一种则对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两种错误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思想，同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针对这种情况，为帮助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邓小平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义不容辞地承担并圆满完成了这项艰巨的理论任务。他指出：“思想是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我们“应当把思想和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我们坚持的和要当做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因此，“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思想的科学原理……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

邓小平把思想同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后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这里，邓小平所讲“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对此，邓小平身体力行，理论联系实际，为我们多层次多方面完整地准确地阐释了思想。首先，邓小平用言简意赅的语言对思想做了明确的科学概括。他指出：“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论断为我们从宏观上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提供了理论指导。其次，邓小平理论联系实际对思想的精髓做了深刻阐述。他指出：“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思想的精髓就是四个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新时期，“我们总结了我们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第三，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贯彻思想，用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他指出：“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过去，“否定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思想。还把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思想的严重歪曲。”实际上，“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对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思想，损害思想。”为此，邓小平希望“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思想的体系。要用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最后，邓小平还明确提出我们要永远高举思想的旗帜，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他指出：“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中国的革命，不是由别的思想引导到胜利的，而是由思想引导到胜利的。革命胜利以后，也正是在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因此，“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新时期，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老祖宗不能丢啊！”不但如此，他还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使之成为了与思想一脉相承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邓小平对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既从多层次多方面对思想进行了深刻阐释，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提供了理论指导；又理论联系实际对有关思想的种种错误认识进行了批评和纠正，恢复和维护了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本来面目和历史地位。

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对其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的认识与评价，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其自身的意义与范畴。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正是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作了专门论述。《决议》充分体现和反映了邓小平上述有关与思想的一系列论述精神，把晚年的错误同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区别了开来，既反对了那种因为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定的历史地位和思想指导作用的右的错误倾向，又反对了那种不愿实事求是承认晚年犯了错误并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坚持这种错误的“左”的错误倾向，从而实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坚持和发展思想基础上的大团结，为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是邓小平为我们党和国家所做出的一大历史性贡献。

收稿日期：2000-11-30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