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四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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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作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陈独秀也在这之后完成了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转变。他实现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对民主共和的逐渐失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基督教以及西方文明的新认识等复杂的认知过程。

关键词：陈独秀；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转变过程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曾作为的主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连任过五届党的总书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不仅具有丰富曲折的革命实践经验，还具有桀骜不驯、坦诚率真的鲜明个性，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独立求真、进取务实的学术精神，因而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因此，研究他在前后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对我们了解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何在后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此，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宏观分析居多。本文主要立足陈独秀本人的文章，结合辛亥革命与前后的时代背景，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试图深入到历史的细节，还原陈独秀这一转变的具体的心路历程。

一、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逐渐失望

陈独秀从1901年11月到1915年6月先后五次东渡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潮，但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很模糊、误解较深，因而在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的驱使下他顺应潮流信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是之后他又经历了对社会主义关注的不断加深和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不断失望的过程。陈独秀最初提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在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文中，他把社会主义和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并列为近代文明的三大特征，认为社会主义是反对近世文明的私有财产制所造成的政治社会的不平等和压迫、继而进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欧洲最近的文明。他还简单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三个代表人物的财产公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等的基本观点，提到了拉萨尔和马克思的资本与劳动力斗争越激烈、进行社会革命的呼声越高的学说对社会主义的新贡献。然而在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后，陈独秀却评论道：“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欧洲社会若谋求资本与劳动力的调和，“贫民生计，或以昭苏”［1］165。1917年1月，他又在《答褚葆衡》的信中明确回答了《新青年》宣传社会主义不多的原因：“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杂。唯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2］283显然，这时的陈独秀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他并不重视这种学说，认为欧洲的私有财产制不会马上崩溃，仍幻想通过资本与劳动力调和、进行社会改良修复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既然他认为欧洲不会马上实现社会主义，那么对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中国来说更是遥远。所以，即使这时的陈独秀已经通过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辛亥革命认识到了辛亥革命后民国离真正的民主共和还相距甚远，但他仍然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期望通过唤醒民众的政治的、伦理的觉悟来改造社会。十月革命爆发近两年后的1919年3月，陈独秀虽然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可能是不久将来的世界趋势，但他认为：“由无产阶级选出众议员，倒是缓和社会革命的一种法子。但是这种制度，欧美各国尚未能实行，中国人听了更要害怕，所以现在也不必提起。”［1］34所以，陈独秀此时重点关注的仍然是民主共和。然而，面对着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政党政治的乱象，宪法已成一纸空文的局面，以及他几年来虽致力于思想启蒙却仍无法使国人信仰民主共和的人数增加的现实，陈独秀对民国能否早日实现真正的立宪民主政体非常失望，认识到了国家组织的设计应当基于事实而不应偏于理想，中国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扫除武人政治，维护国家统一，否则民主共和的建设根本无从谈起。他沉痛地写道：“不得不抛弃平昔之理想，以求夫最低限度之希望”，否则“一切理财、治军、兴学、殖产，均无从谈起，一切国会、宪法、新政、法理、皆属戏言”［1］354。虽然陈独秀对民主共和能否在中国很快实行产生了怀疑，但此时国内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反民主共和的势力非常强大，陈独秀为了捍卫民主共和和康有为展开了论战。他在1918年《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中指出了辛亥革命混乱局面的原因，不是民主共和本身的问题，而是反动军阀和学者阻碍了其施行的缘故，丧权辱国兵征民困的不良政治是帝制改为共和所必经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指出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不足之处，他说：“近世政制之患，首在立法行政之隔阂尔。”［1］38－403如果说巴黎和会前陈独秀只是深刻认识到中国民主共和前途的艰难，并没有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本身失去信仰，那么一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彻底打碎了他的幻想。陈独秀曾对一战的前途抱有很大的期待，认为这次战争将决定世界大势。大战结束后还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期待国民顺应世界大势选择“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1］447，甚至称赞提出“十四条原则”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1］453，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巴黎和会能够从根本上消除欧美各国对中国的不平等待遇。前几个月，他还在《〈新青年〉罪案答辩书》中认定民主与科学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然而，残酷的现实打碎了陈独秀的幻想。面对着五大列强包办巴黎和会以及牺牲弱小民族利益的行为，陈独秀看到了列强在战前所宣扬的“公理”的虚伪性，他失望且愤慨地发出了“公理何在”“不知理想高远的法兰西国民，都到那里去了”的感叹［2］37。于是，陈独秀一改过去完全否定过激派的态度而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同情，他说：“过激派的行为，纵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杀，又试问公理何在？”［2］49这时的陈独秀尽管还对朝鲜和平的独立运动大加赞扬：“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了明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2］64；尽管他在苦闷之中对和平改造世界还心存一些期望，但随着一战后社会主义学说在欧洲的流行，陈独秀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从1919年4月20日《每周评论》上刊登的他高度赞扬俄罗斯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一样“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2］80开始，陈独秀的文章中对社会主义的关注明显增多了。

二、经受了的洗礼

1919年，陈独秀积极参与并领导了，并且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洗礼。前后，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国民要有“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以及“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2］106，号召全体国民起来团结一致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这些文章一改过去反对激进革命的态度，具有把爱国运动导向社会革命的政治动员性。他在《贫民的哭声》一文中警告那些压榨人民的官僚政客，连欧美日都在研究如何预防社会革命。在6月8日的《每周评论》的随感录中写道：“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2］111这表明陈独秀开始转向下层劳苦民众的民生问题，因为陈独秀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一直以来所期望的国民运动的希望，并且受的俄国革命是“面包革命”的影响，认为需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下层民众的生活问题。不过，后陈独秀虽然把目光投向了劳苦大众，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仍然在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摇摆。1919年12月1日发表的《〈新青年〉宣言》就是篇融合了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思潮的文章。虽然在中陈独秀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认识到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援而只有学生运动难以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但他还是不能肯定布尔什维克的过激主义“是不是扰乱世界”，而且不认为中国具备了发生大规模劳动运动的经济条件，不妄想也不希望中国发生革命暴动造成重大的牺牲，所以仍然倾向于渐进改良，只希望劳动者有改造自己境况的觉悟，号召青年从自己做起，使社会公正廉洁渐渐增长，他认为：“照这样的办法，虽说过于迟缓，就怕比用特别大气力、求急速改造社会的效果还大，还要实在。”［2］1831920年4月，陈独秀在总结反思的精神时，才彻底抛弃了以前渐进改良的幻想。他认为：“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病不改，中国永远没有希望。”［2］222促使他认同革命暴力手段的原因在于，后陈独秀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在观察中国的现实和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状况时，认清了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虚伪性。他感叹道：“保守主义的英、法政府，仍旧在那里梦想侵略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虚荣，而倾向社会主义的劳动家、学者，却都宣扬侵略主义不和人道。”［2］157对陈独秀最终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向的作用，也体现在科学与民主作为衡量一切价值唯一标准的五四精神的影响下，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方法的信服上。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认为：“以科学说明真理，事实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弱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1］163他还认为，科学不仅指自然科学，而且还包括社会科学，应当拿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而不能拿自然科学直接说明社会科学。1920年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一文中，陈独秀直接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例子来说明办报不仅要有深厚的感情，还要注重精密研究的观点，他说：“持论既不谬，又加上精密的学历研究才好。像克罗马底资本论，克波客拉底互助论，真是我们持论底榜样。”［2］1731922年《广东群报》发表《马克思两大精神》一文，陈独秀更是明确说明了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他说：“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现代人说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便是在此。”［2］453

三、受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

实用主义是20世纪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哲学流派，它强调以人的价值为中心，以实用、效果为真理标准，以实践、行为为本位走向，倡导教育与社会联系等，反映了美国社会求实进取，崇尚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成为美国文化的核心。实用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受杜威来华讲学的影响在五四时期达到高潮。这样一位西方的思想大师，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亲自来到中国讲学，其停留时间之长，所到地域之广，宣扬自身学说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广泛，是其他任何一位外国思想家、学者都无法与其相比的［3］。处于思想转型期的陈独秀，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潮对他的思想转变也有很大的影响。陈独秀在《国民》杂志成立周年大会上致辞时，就引用了杜威的“从前的社会组织有病，非把他改良不可”［2］117观点来论证他的促使人民由外交到内政再到社会组织的社会改造思想。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陈独秀尽管透露出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既“不情愿阶级争斗的发生”，也不同意杜威的只靠宪法和代议制表现民意的思想，而倾向于“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的积极的实行自动的人民自治，但还是参考了英美的民治主义实践，亦探讨了在中国如何通过改良主义方式实现政治的民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的问题。从此文的论述方式来看，陈独秀在文中多次提到“直接的实际精神”“多干事实，少出风头”“注重团体自身生活的实际需要”［2］118－126，这显然是受了实用主义的影响。此外，陈独秀在1919年12月1日发表的《〈新青年〉宣言》也明显包含实用主义思想，他声称“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圣贤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这种政治，却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要实验我们的主张”［2］130－131。这些被陈独秀有意无意吸收的实用主义思想，不仅促使陈独秀在后从致力于思想启蒙转到了参与实际的政治运动中去，而且在对各种思潮选择的标准上，则以“需要”为标准，他说：“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务必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2］274可见，陈独秀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正如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所认为的，是“当时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在书斋中透彻分析研究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学术所得的结果”［4］28。

四、对基督教以及西方文明的新认识

时期，极力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宗教与迷信的陈独秀，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也是促使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因素。1917年5月1日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道德之概念及其学说之派别》一文中，陈独秀就将社会主义归类于基督教文明，他说：“社会主义，乃耶稣教文明。”［1］337在1919年朝鲜爆发的三一运动中，陈独秀看到了广大基督徒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感触颇深，并高度赞扬道：“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我们对之有赞美、哀伤、兴奋、希望、惭愧，种种感想”，我们“从此不敢轻视基督教”［2］64－65。爆发后，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进一步反思基督教与西方文明，并在出狱后发表了《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认为支配西洋人心底的最高文化是希腊以来美的情感与基督教信与爱的情感，而中国文化正因为缺少这些，社会变得麻木不仁。1921年在回友人的一封信中，陈独秀甚至写道：“不但革命事业非以生命来换不可，在这种邪恶的社会里，要想处处事事拿出良心来说实话办实事，也都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吴稚晖先生也说过，罗素谓此时俄人列宁等行事有些宗教性，此话诚然不差；但无论什么事若不带点宗教性，恐怕都不能成功。”［2］391可见，前后的陈独秀，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意识到了在欧洲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所展示出来的崇高、平等、博爱、牺牲精神的重大作用，并将之与基督教精神联系在一起，并希望运用基督教精神来改造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这体现了陈独秀此时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这种认识对他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变显然起到了重要作用。这里应该指明的是，陈独秀虽然基于五四时期文化重建与社会改造的需要对基督教表现出一定的欣赏态度，但他对宗教总体上的批判态度是一贯的，特别是在大革命期间，他对宗教又经历了全面否定的过程。综上所述，陈独秀在后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理性思考过程，他是在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现实以及对民主共和本身的反思中，在经受民主科学精神的洗礼和劳苦大众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在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以及在对基督教以及西方文明中牺牲精神的重新认识等四重因素的作用下，最终在后彻底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便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和战友们一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参考文献：

［1］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元青．杜威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J］．近代史研究，2001（2）：130－169．

［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作者:令狐乔丽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