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高等教育正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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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高等教育处于内涵式发展攻坚阶段和体制机制改革深水区。高等教育正义正朝向基于基本权利的正义方向发展，人们对优质高等教育的向往与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要实现高等教育正义，明确高等教育正义内涵、目标及可能的实现路径是前提，马克思高阶正义思想正为我们回应这个时代问题提供了指导。

［关键词］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高阶正义;高等教育正义;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教育正义

公平正义历来是教育的永恒主题。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以“组织良好的社会”的“立宪民主社会”为前提，但罗尔斯又指出:“现存的各种社会形态当然很少是在这个意义上组织良好的。”［1］由此观之，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目标在于使“立宪民主社会”更加符合“组织良好社会”正义的要求，不会触及超越这种社会制度本身的更高层次的正义问题。与罗尔斯不同，马克思正义理论“是对作为一个目标的制度的正义与否的追问，而非对现实生活的制度正义性进行规范和辩护的正义理论”［2］。在我国，以市场经济制度为背景的当代社会，高等教育不再是遗世独立的“象牙塔”，而是与现实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情况下，以理论研究为主来回应现实社会要求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难以满足高等教育正义的现实需求，而以现实社会和历史原则为基点、立足“人类社会”的马克思主义高阶正义成为阐释高等教育正义的首选。

一、马克思主义高阶正义立场的展现

马克思是否反对用正义说明问题?这是在探讨正义问题时必须要厘清的问题。马克思正义观与自由主义“应得正义论”有着根本区别，在马克思看来，不存在永恒不变的“自然正义原则”，正义必然“内在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并与特定历史条件相关联。(一)以批判“应得正义原则”为基本前提。自柏拉图至罗尔斯，“应得”被看作是正义的基本内涵，正义即给应得者其所应得的“善品”。“在应得正义论中，应得者之所以应得，完全在于善品对于应得者而言所具有的特殊所属关系，无论善品是权利、荣誉、职位还是财富”［3］。应得正义论以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天然正义为前提，为私有制下私有财产的不公平分配进行辩护，而判断何为所得者其所应得的依据是作为被分配对象的“善品”与应得者之间的特殊所属关系，但这种所属关系如何确定?“权利和自由、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4］作为可分配的基本善品，在实际分配中如何实现按应得原则进行分配并切实保障?应得正义论的善品包含政治善品和物质善品，在人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的当代社会，已经实现了政治权利的自由，但在物质善品的分配上，特别是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成为应得正义论面临的最大难题。在马克思看来，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应得正义论之所以应该受到批判，并不是说个人权利不值得追寻，相反对个人权利的追寻是马克思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东西，而是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应得正义论主张的个人权利具有一定欺骗性。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以批判自由主义应得正义论为基本前提，在逻辑上是一个从低位阶向高位阶过渡、与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相对应的序列［5］。在马克思看来，正义原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换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历史环境。马克思讨论过的正义原则有:权利原则、贡献原则、需要原则，其中权利原则和贡献原则属于低位阶的权利正义原则，需要原则是更高位阶的正义原则，这三大原则在逻辑上是一个从低位阶向高位阶过渡的序列，与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相对应。马克思在处理不同位阶的正义原则时，总是用高阶正义原则解释和批判低阶正义原则。在马克思看来，不同正义原则有其相对应的特定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以权利原则为核心;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以按劳分配为表现形式的贡献原则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正义原则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制度表现形式的需要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6］，才达到需要原则适用的社会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正义原则的历史性和发展性特征与自由主义“应得正义论”争锋相对，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在批判“应得正义论”的过程中奠定了其基调。(二)以“人类社会”的正义为立足点。马克思政治哲学致力于追寻实质层面的“人的解放”，故而以“人类社会”的正义为立足点正是马克思正义观的题中之义。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从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述了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并尖锐地指出政治解放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解放，但宗教、财产等等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7］。鉴于此，马克思正义理论跳出自由主义正义的藩篱，站在“人类社会”的高位阶为其正义理论设立起一个全新的框架，并以实现“人的解放”为其正义观的浓重底色。在马克思正义框架里，权利不再是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是需要更高正义准则对其进行不断修正和规范［8］。“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9］。旧唯物主义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物性的相互联系，将“社会”看作是一个“人人互为手段”而联系在一起的有机体［10］。在物性的相互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物性被动的关系。在黑格尔看来这就是一种人人各安其职的社会组织形式，“需要和手段，作为实在的定在，就成为一种为他人的存在，而他人的需要和劳动就是大家彼此满足的条件。当需要和手段的性质成为一种抽象时，抽象也就成为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定”［11］。马克思则致力于通过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消灭私有财产，进而消灭宗教本身，最终实现人类解放。而“人类社会”的正义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公平生产、分配基础上的社会正义，致力于实现人们之间的“实质平等”而非形式平等的正义。在马克思看来，大多数人生活得幸福与否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正义的标准，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制度下的“形而下”正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法权正义，掩盖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不正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下，人们根本无法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其宣扬的自由是虚假、根本无法实现的［12］。因而立足于“人类社会”的正义才是实质层面的、以“人的解放”为底色的正义。(三)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关切。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学家特别强调正义的道德价值，正义作为一种道德价值层面的规范，与权利和义务紧密相关，正义只能在存在着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地方发挥作用，只是一种评价社会基本制度正当性的标尺。马克思高阶正义思想则认为，正义关乎制度而不关乎道德，并且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关怀。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片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人”是精神和身体、个体性和社会性都得到普遍、充分而自由发展的人。具体来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包含四个层面的基本内容［13］:一是个人需要的全面发展，包含“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的需要”［14］两个层面。人的需要是其从事一切活动的源泉，人的各方面需要不断满足的过程也是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二是个人能力(脑力和体力)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最重要的价值目标，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15］。马克思认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包括思维能力”［16］，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是“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要”［17］;三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个人必定是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人，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有自己的独特标识;四是个人社会关系的多方面发展。“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18］，而“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19］。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关系层面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决定着一个人最终发展的可能性和限度。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们美好生活之需要。“……只有通过大工业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20］。而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唯一路径。

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高阶正义理论的建构与高等教育正义

当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面临全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明晰马克思主义高阶正义理论的当代建构任务与高等教育正义的当代内涵。“任何一个社会的正义理论都不可能脱离其主流意识形态而对社会发挥作用，正义理论之实践理性性质决定了它本身就应当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21］。当代中国，“民主”“和谐”“平等”“公正”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正义之当代内涵的建构迫在眉睫。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之应然状态与实然状况之间的矛盾调和需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一)马克思高阶正义理论当代建构之必要性与可能性。马克思高阶正义理论当代建构之必要性。不存在抽象的正义理论，马克思正义理论具有历史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着与时俱进的品质，当代中国亟需建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自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建设的重要理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在高等教育领域更是如此。“正义之所以必要，是由于资源匮乏导致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竞争，因而需要正义的制度进行调节”［22］。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人们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与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高等教育正义已经演变为基于基本权利的公平正义，马克思主义高阶正义的当代建构迫在眉睫。马克思高阶正义理论当代建构之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主导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马克思主义高阶正义理论的建构完全可能;在政治哲学领域，“真正优良的共同体根本就不需要正义”［23］，这是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体制的必然要求。立足于当代高等教育建设之现实，并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出发，建构一种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相适应的现实性正义理论，是马克思高阶正义当代建构的题中之义。马克思正义理论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是扎根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符合我国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人为本”的内涵要求。任何社会的正义理论都必然与其意识形态相关联，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脱胎于资本主义私有社会，根植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所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高阶正义理论以其历史性和与时俱进的品质，在不断地批判与超越中，阐释正义的当代内涵。(二)当代马克思高阶正义语境下高等教育正义之理论内涵。新时代，马克思正义语境下的高等教育正义有着全新内涵。随着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日益密切，高校已不再是纯粹的知识生产和创造的场所，在时代变化发展过程中，大学已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发展［24］。在高等教育范围内，社会正义即体现为高等教育正义。关于高等教育正义，学者们进行了诸多探讨:金生鈜基于哲学视角指出，“高等教育正义是关于高等教育构建的一个道德观念，其主题是关于高等教育的各种制度与实践是否符合正义，高等教育价值与人员的品格、行为是否表达了正义的要求”［25］。同时，他总结出了教育正义的四个原则:需要原则、自由原则、平等原则、应得原则，基于这四个原则下的高等教育即为正义［26］;杨德广教授坚持高等教育正义与社会正义必不可分，高等教育正义即表现为权利正义和机会正义两个层面;陈玉坤教授则将教育正义与教育资源的享用程度联系在一起来看教育的正义问题，进而指出教育正义在资源分配层面体现为权利正义、能力正义以及金钱正义三个阶段;也有研究者将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分为起点正义、过程正义和结果正义三个递进式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学者比较认同的是罗尔斯对正义探讨的三个层次:(1)每个人有获得最广泛的、与他人相同的自由;(2)人获得的不均等待遇，其所获得的地位、职位、利益应该对所有人开放;(3)如果起始状况(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同，处于不利地位者的利益应用“补偿利益”的办法来保证［27］。在本文中，笔者倾向于将当代高等教育正义粗略划分为:起点正义(包括入学机会平等的正义)、过程正义(资源分配正义)和结果正义三个层次。起点正义，即受教育者在高等教育面前拥有平等的入学机会，拥有平等享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权利，这些权利不因种族、社会地位等而受到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效率至上的原则以及选优任能的精英主义倾向是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的，由于忽视了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的正义性，社会效率的实现也最终受到影响［28］，使得高等教育正义受到威胁。过程正义即在高等教育实施过程中，特别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中，努力实现高等教育资源调配的平等正义。“在实质上，高等教育机会正义可以认为是使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的正义，而且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能由于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就减少”［29］。结果正义即在保证起点正义和过程正义的基础之上，还应当关注学生受教育结果的正义。因为在很多时候，教育起点的正义和过程的正义不一定能带来受教育结果的正义，但教育结果的不可预知性和特殊性，又使得高等教育结果之正义观颇受争议。(三)当代马克思主义高阶正义语境下高等教育正义之现实困境。“正义之所以必要，是由于资源匮乏导致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竞争，因而需要正义的制度进行调节”［30］。那么，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存在哪些正义问题?有研究者指出，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现阶段中国公正问题:“(1)公正的权利维度:这是公正的核心要义。(2)公正的平等维度。相对于权利平等，公正的平等维度是从结果平等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公正的实现程度。(3)公正的道德维度。这是一个分配层面的正义问题，强调的是物权层面的正义，是对法权局限性的深刻反思。”［31］在道德层面来讲，“教育正义体现了人在教育中所应当获得的尊严与完整性的发展，因此教育正义是教育实践的根本价值”［32］。高等教育实践必将包含社会正义的诉求，即在教育过程中实现人的尊严及其个体价值的完整性发展。在资源争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弱势群体享有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正义所必须面对的问题。1．高等教育权利公平与实践层面的不平等。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8年工作要点》指出，目前我国已有近1.8亿人接受过高等教育，预计到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60%以上，高等教育由精英化逐步向普及化过渡。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正义正演变为一种基于基本权利的正义。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国家采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和经济困难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高等学校必须招收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残疾学生入学，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招收。”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进行规定，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法可依。《高等教育法》给予公民受教育权利层面的平等，却无法实现高等教育实质层面的公平正义。公民在法律层面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在实践层面，当代人们对于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与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使得人们的实际受教育权利与其自身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紧密相关，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仍然被优势阶层子弟所占有。有研究表明，1982—2010年，城乡间子女总体的入学机会差距在逐渐缩小，但这一期间基本上是院校层次越高，城乡子女间的入学机会差距就越大［33］。高等教育正义的实现任重而道远。2．高等教育内涵发展与区域发展失衡。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018年党的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战略。“我国加强内涵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大战略性转折，高等教育从规模时代正式步入了质量时代”［34］。新时代，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由于经济、政策、地理、传统文化等环境的不同，我国高等教育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区域差异化日益明显，非正义现象日益显现［35］。据统计，在高等教育区域均衡层面，东西部许多省份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差距达2倍以上;城市与农村教育发展存在不平衡问题，占全国人口70%的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短缺;重点学校几乎集中了区域的优质教育资源［36］。在优质资源地区分布上，有研究表明，在全国39所“985工程”大学和112所“211工程”大学中，东部地区分别有26所和71所，占比高达66.7%和63.4%;中部地区“985”“211”院校分别有6所和17所，占比为15.4%和15.2%;西部地区“985”“211”院校分别有7所和24所，占比为17.9%和21.4%［37］。区域发展不均问题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正义的推进，高等教育分配不正义问题亟待解决。

三、新时代高等教育正义的可能路向

高等教育正义是一个不断践行的过程，在进入马克思“超正义社会”之前，正义都将是高等教育发展之内在要求。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38］。现阶段“我国加强内涵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大战略性转折，高等教育从规模时代正式步入了质量时代”［39］，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教育正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在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中，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将是教育改革发展长期面对的主题”［40］。基于此，我们更要以马克思高阶正义理论为指导，不断探索高等教育更深层次和更高位阶的正义。(一)“与时俱进”，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使得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开始转变。高等教育之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从最初的基础支撑向支撑引领并重方向发展，并有望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牵引力;与之相应，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不再为少数精英阶层“独享”，转而成为全国有志青年的集体“盛宴”，开始扮演个体职业生涯的“基础教育”角色;新时代高等教育正以世界为舞台、以全球为格局、以国际为坐标，在不断变革之中谋划发展与革新，积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竞争与治理［41］。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势必将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推进高等教育公平发展进程，持续助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公平正义画好“施工图”;与此同时，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筹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大学”建设，搭好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样板房”;此外还要致力于提升高等教育办学质量，推进高等教育公平，打好新时代高等教育公平正义发展攻坚战。(二)“松绑减负”，纵深推进高教领域“放管服”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破除高等教育发展体制机制束缚，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迫在眉睫。2017年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学科专业、职称评审、薪资分配等深层次问题进行规定，进一步给高校松绑。同时《意见》对完善高校内部治理和强化监管优化服务做出明确规定，要求“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民主管理和学术治理，强化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要求构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加强协调与指导，营造良好改革环境”［42］。《意见》满足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求。我国高等教育处在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破除高等教育发展体制机制障碍，推进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高等教育正义的必然要求。(三)“补短板”，推动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向实质平等转变。《教育部关于做好2018年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对贫困家庭学生的政策倾斜，达到有关高校投档要求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考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优先录取贫困学生是继以来，取消特长加分等项目后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关注弱势阶层受教育问题，推进高等教育公平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题中之义。实现高等教育实质平等要摒弃以往“扶弱、支援、倾斜”的“输血”模式，开创“布局、辐射、提质”的“造血”模式，采取措施切实提高高校，特别是中西部高校办学能力，对少数民族和偏远地区学生进行鼓励和引导，真正贯彻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原则，使高等教育助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4］［美］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58．

［2］［3］［8］［10］［21］［22］［30］王新生．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287，235，260，242，283，287，287．

［5］陈飞．马克思正义观的四个层次［J］．求索，2015(1):29－34．

作者:罗家枝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