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莱茵报》哲学世界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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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哲学世界观仍是带有思辨底色的。马克思对现实政治活动的参与对其后来的思想研究和革命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以“两个转变”为切口，纵观当前学界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哲学世界观及其演变逻辑的基本看法，就能够显示出此时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及其演变的真实图景。在看待和评价包括哲学世界观等问题在内的马克思思想时，应该坚持具体历史环境下的文本分析。为了呈现一个既不理想化，也不庸俗化的马克思，对具体历史环境下的文本考察和对考察得出的结论进行评价和定位，必须与马克思后来发展了的思想和政治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理解。

［关键词］马克思；《莱茵报》；哲学世界观；唯心主义；唯物主义

1842年1月在德国科伦创刊的《莱茵报》（全称《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是一份对普鲁士专制政府有着强烈抵触情绪的报刊。截至1843年3月《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马克思陆续发表了他早期的许多重要文章。这些文章都是针对具体的政治社会事件，具有极强的政治反抗性和战斗性，充分反映了其革命思想的变化历程。在《莱茵报》前期，马克思主要写作了四篇文章：为了维护出版自由而写的两篇评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简称《评书报检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简称《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以及《〈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简称《179号社论》）和《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莱茵报》后期，马克思写作了另外四篇重要的文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简称《林木盗窃》），它是马克思早期重要的文献之一，也是体现早期马克思思想代表性论文之一。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第一次直接面对物质利益问题并对私人利益与理性的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思考。《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简称《总汇报》），是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之后写作的第一篇文章，文章首次公开表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简称《论等级委员会》）是马克思针对奥格斯堡报纸《总汇报》第335和第336号刊登的《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写作的批判性文章，文章批判了作为普鲁士政治制度基础的等级制度。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简称《摩塞尔记者》）是马克思为了反驳莱茵省总督沙培尔对报纸的攻击和指责而写作的一篇论战性文章。这些文章特征鲜明、观点清晰、逻辑分明，对于我们研究《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和变化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哲学世界观的研究形成了很多成果，但是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仍然存在许多有争议的地方。因此，立足变与不变的辩证原则，梳理此时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及其演变的逻辑，对于我们在具体的历史中以发展的眼光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思辨底色

在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思想展开具体研究之前，学界对马克思此时的思想背景及其成因两方面进行了考察。一方面，学界认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受到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影响。马克思以黑格尔理性主义视角去理解国家，把国家理解为绝对理性的化身，而不是一个以物质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现实存在。这表明马克思此时还是个黑格尔哲学的信奉者①。从柏林大学的学习开始，马克思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在当时占据人们思想主流的是黑格尔思辨哲学。马克思阅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并接受了其思辨主义哲学，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极为推崇，其间还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马克思离开大学校园后，便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活动的《莱茵报》并担任编辑，这是马克思首次直接参与现实政治活动。在遭遇物质利益难事之前，马克思都严格秉持着黑格尔的理性思辨方法去分析和看待德国的社会问题，而不曾有丝毫怀疑。黑格尔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大统，运用辩证法为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性和自由思想提供了极为严密的逻辑确证，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确证的这种启蒙理性和自由思想。黑格尔对国家问题最根本的看法是，从理性出发，把国家看成是道德和法的最高实现。而《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不管是对自由问题、还是对国家和法的问题的见解，明显表现出从理性、道德、法律的角度去理解的思想痕迹。另一方面，学界认为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哲学世界观主要受到德国专制的社会现实和家庭环境的双重影响。学者们认为，由于落后的德国政府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推行维护专制统治的严厉政策，这逐渐激起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进步知识分子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对政治社会自由的追求②。1842年初，普鲁士政府在政治领域甚至意识形态领域不顾一切地推行极其严厉的镇压政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被逐出大学讲坛和编辑部，马克思放弃了原来的职业规划。在日益壮大的反封建运动和普鲁士国家之间的斗争下，马克思将注意力转到发表政治见解的新闻出版事业——这个当时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斗争的主战场。争取新闻自由和反对书报检查制度成为青年马克思最重要和最主要的战斗任务之一。而黑格尔哲学对自由理性的追求，则直接成为马克思为出版自由进行论证的理论武器。也有学者认为具有自由氛围的家庭环境和充满自由风格的社会关系对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不得不承认的是，马克思在后来理论和革命实践中最终确立为“人类自由”或“人类解放”奋斗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具有宗教和思想自由主义传统的家庭氛围，从小就给马克思心灵上播下了一颗种子。自由思想是马克思所有的思想起点。《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思想整体上仍然是属于黑格尔的。和众多德国思想家一样，马克思从接触哲学那一刻开始，便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极大热情，直到后来人们对把黑格尔当作“死狗”的时候，马克思仍然坦言他是黑格尔的学生。从《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框架下去理解和追求自由来看，此时的马克思仍然处于黑格尔哲学阶段。但是，此时马克思思想中对黑格尔思辨哲学日渐反思的趋势却不容忽视。

二、《莱茵报》后期马克思对思辨哲学从信仰到反思的转变

《莱茵报》后期，马克思接触到物质利益的难题，开始对所持的思辨哲学信仰进行反思。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思想的闪电划过马克思思辨哲学的秘密园地，一场思想的变革即将开始。列宁对马克思这个时期的思想有一段总结：“1842年发表的有马克思在《莱茵报》（科伦）上写的文章，其中包括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上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的批评、关于林木盗窃法、维护政教分离等文章。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p29）列宁的这个论断对后来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围绕着“两个转变”问题，学界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和探讨。观点一：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开始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莱茵报》时期的多篇文本综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马克思思想的转变蕴含在整个《莱茵报》时期当中。陈先达以马克思对现实世界的关照为视角，对马克思文本中蕴含的思想轨迹进行了梳理，得出了马克思正向唯物主义转变的结论。在《林木盗窃》中，马克思发现了私人利益对国家和法的巨大影响，这说明了马克思开始接触到了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在接下来的《摩塞尔记者》中，马克思认识到国家的管理原则不是由个人意志而是由客观关系决定的，表明马克思继续转向唯物主义。而在《总汇报》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促进了其思想的飞跃，标志着马克思向共产主义转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庄福龄以马克思对物质利益、国家问题以及共产主义的分析为依据，也主张马克思正向唯物主义转变。他认为在《莱茵报》后期，马克思开始关注和思考物质利益问题，特别是在《林木盗窃》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捍卫贫苦群众的物质利益，猛烈抨击普鲁士国家和法律制度”。在《摩塞尔记者》这篇辩论文中，马克思揭示了“在人的意志和行动背后客观的社会关系的作用，看到了客观关系对国家制度和管理原则的制约性，更进一步提出了探求国家生活客观基础的问题，这无疑是向历史唯物主义迈进了一步”。不但如此，马克思在《总汇报》中，还提出了要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这意味着马克思提出了建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任务，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2]（p30）。苏联学者斯捷潘诺娃认为：“在《莱茵报》工作、与德国现实生活的接触、对劳动者状况的了解、法国和英国无产阶级最初的几次发动、对社会主义文学的研究，所有这一切都给马克思以巨大的影响。按列宁的话说：‘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3]（p13-14）也有学者通过单篇文献的研究，提出了马克思开始“两个转变”的观点。从列宁对马克思“两个转变”的论述出发，孙梦雨认为“《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一文，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开端”[4]。还有学者虽然承认马克思开始了“两个转变”，但是对转变的标志提出了不同看法①。观点二：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仍然处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阶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此时马克思思想成分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虽然增长，但还不能说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开始或实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科尔纽认为，马克思在《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中已经表现出了唯物主义的立场倾向，但是“马克思在进行批评时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从黑格尔的观点把国家看成是理性的表现”[5]（p328）。而《总汇报》这篇文章，则揭示了马克思理性信仰与社会现实相冲突的艰难处境。科尔纽继续指出，在《林木盗窃》中，马克思首次探讨了社会问题，但只是从政治法律方面去探讨，最后得出法律是“下流唯物主义”表现的结论；在《论等级委员会》中，马克思也仍然是从民主的观点出发，去批评委员会维护私人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虽然在《摩塞尔记者》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国家的结构和组织基础应当到现存的社会关系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去寻找，透露了初步的唯物主义立场。但是总体来看，马克思没有离开唯心主义视野②。彼•费多谢耶夫在《卡尔•马克思》中指出：“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马克思对自然界和国家作用的观点，对物质生活和精神活动相互关系的理解，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的。”[6]（p29）海因里希•格姆科夫指出：“马克思在这一期间（《莱茵报》期间——笔者注）依然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仍然囿于黑格尔的思想，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家的变革，国家的任务就是合理地组织社会。”[7]（p34）国内学界对此也有较多分析。黄楠森认为，马克思虽然已经意识到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缺陷，但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论著表明，其基本倾向仍然属于辩证唯心主义”[8]（p19）。赵常林从马克思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出发，指出：“马克思从理性出发去说明事物，认为事物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合乎理性，而丧失理性、非理性的东西只是形式上的存在，并没有现实性，因而也就没有存在的根据。”[9]这种从思想到存在的理性推理逻辑，以理性为标尺去衡量现实事物的思维方法，很难说马克思已经抛弃唯心主义立场。虽然从中也看到了马克思在分析阶级状况和经济利益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唯物主义倾向，但赵常林认为，这种倾向还不是唯物主义本身，不能改变本质上唯心主义的这个事实。孙伯鍨也认为，虽然在《林木盗窃》中，马克思接触了物质利益问题，一定程度动摇了对国家和法的理性主义幻想，使其逐渐意识到真正立法过程是由现实的物质利益所决定的，而非理性的规律所支配。但是，马克思站在理性和法的立场上来批评和谴责私人利益对国家和法的侵害来维护国家和法的原则与尊严，表明此时马克思仍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10]（p102）。如果抛弃学界对此问题的具体分歧，单从学界对此时马克思思想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争辩来看，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不管学界认为此时马克思思想已经转变为唯物主义了，还是认为此时马克思思想中唯物主义成分虽然增长，但其思想主要方面仍然是唯心的，这两种不同的结论是建立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的，即此时马克思思想确实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积极的，它的趋势是唯物主义的而不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已经开始对此前所信仰的黑格尔思辨哲学进行反思了。而学界的分歧主要在于这种日益增长的唯物主义成分在此时马克思思想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了，还是仍处于次要地位。

三、《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处于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立场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学界围绕着马克思是否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是否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产生的争论，基本可以分为两种立场：一种认为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的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另一种认为马克思此时仍处于唯心主义和民主主义阶段。不管学者们对此持何种观点，学界在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哲学立场与其革命立场的考察上，其研究思路是相同的，也就是认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转变是与革命立场的转变是一致的。结合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思想的分析，总体来看，马克思此时仍旧处于黑格尔思辨哲学阶段，仍然是革命的民主主义立场。虽然马克思在分析阶级状况和经济利益问题上表现出唯物主义倾向，但这种倾向还不是唯物主义本身，不能改变本质上唯心主义的这个事实。把握该立场，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从马克思思想发生和发展的整体趋势来分析，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对问题的分析和理解主要是从法律和国家的层面开展的，虽然马克思已经开始思考“物质利益难题”，但是唯心主义色彩仍然占据马克思思想的主流，革命民主主义立场鲜明。就像黄楠森教授指出的，虽然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但是还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8]（p19-21）。从马克思此时关于社会问题的分析和态度来看，此时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也很明显地表明了他此时仍然处于唯心主义阶段，这是没有疑问的。在《莱茵报》后期，马克思虽然开始思考“物质利益难题”，并开始出现唯物主义倾向，对共产主义发表意见，但是并不表明马克思此时已经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和一个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在国家问题和对什么是自由等问题的看法上仍然受到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在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强大影响和笼罩下，“物质利益难题的”初次闪现和对思辨理性的反思，并不能使马克思立刻就开始抛弃了信仰已久的思辨哲学。此时的马克思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在革命立场上也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第二，从黑格尔思辨哲学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来看，此时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成分及其影响依旧存在。受到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影响，马克思唯心主义世界观表现明显。通过对《莱茵报》前期马克思写作的文本及其反映出来的思想特征来看，从《评书报检查令》以及到《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中，马克思对出版自由的论述、对理性和精神自由的崇拜等，都表明了马克思受黑格尔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11]（p49-52）。在《莱茵报》后期，马克思对现实社会的表述中依旧露出毫无争辩的黑格尔理性主义特征，比如马克思对“法的本质”的理解，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可以看出，此时的马克思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观察和分析都是从政治法律的角度或者从理性国家的角度进行的，这些无疑都表明了马克思思想的基本倾向仍然属于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学界对“两个转变”存在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存在方法论上的偏差。从局部变化的视角还是总体不变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变化，决定对马克思思想有不同的定位。认为马克思开始“两个转变”的学者，主要强调马克思此时思想的唯物主义变化；认为马克思此时仍处于唯心主义和民主主义，主要强调马克思思想主要成分和基本立场仍然是唯心主义和民主正义的。客观来说，理解马克思此时的思想，既要看到此时马克思思想中唯物主义成分的增长，又要客观承认马克思此时思想的主要方面依旧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对《莱茵报》时期文章的分析表明，此时马克思对国家和法的理解是黑格尔主义唯心主义的。虽然，马克思就林木盗窃问题站在贫苦大众的立场上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措辞，也开始意识到现实的社会与黑格尔哲学所描绘的理性国家有着巨大的冲突。但是，马克思仍然是从国家、法律、政治、伦理的视角来看待和分析社会问题，他把国家看成是理性和道德的体现，把法律当作实现自由的形式。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更谈不上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彻底扬弃，因此，提出的解决方案没有超出国家与法的理性主义框架，这反映马克思在这个时期仍然是个坚定的唯心主义者。而我们能看到的是，《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开始意识到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缺陷，并且开始对自己思辨哲学的信仰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是日后马克思扬弃黑格尔思辨哲学并走向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此时的思想还有不成熟性，甚至处在急剧的变化中。面对着现实的物质利益难题，马克思处在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艰难斗争之中。这表现在马克思这个时期对物质利益与国家和法的关系问题的理解上所凸显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色彩，可以说马克思还没有从唯心主义的世界里彻底走出来。而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彻底清算要到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才真正完成。

四、如何正确评价《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思辨哲学的立场

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思想的评价是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正确评价《莱茵报》时期思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既要看到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复杂性，也要看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积极趋势。当前学界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哲学世界观的评价存在两方面倾向：第一种倾向认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思想虽然存在不足，没有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甚至说依旧是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占据头脑。但是，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难题”的追寻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思辨哲学的反思却指引着马克思日后思想的根本转变。在《莱茵报》时期，特别是在前期，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主义色彩十分明显。然而，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积极反思，最后也开始促成了其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就像苏联学者捷•伊•奥伊则尔曼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在“《莱茵报》的工作，是未来的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思想发展中一个新的重要阶段……马克思从唯心主义立场所写的、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已经显现出他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这特别表现在马克思分析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地方，这些问题的考察虽然不是出于文章作者的自觉的哲学立场，但使他非常接近于唯物主义的结论”[12]（p145）。虽然，当时马克思还不能算得上是成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理论家和革命家，还受到思辨哲学的影响，但是值得赞扬的是马克思此时已经开始同情人民大众，并自觉地站在了人民大众立场去思考问题，从他开始反思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那一刻开始，马克思就已经区别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家了。第二种倾向认为，在肯定马克思此时对社会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和由此引起思想积极变化的同时，也必须明确指出马克思此时思想的缺陷和不足。有学者认为，如果从更广阔视野出发，来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进行评价。那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在撰写这些文章的时候，马克思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此时的马克思仍然是一个受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学说主导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因此，我们不能把《莱茵报》以后的马克思系统论述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运用到此时马克思对问题的解释之中。就此时马克思思想处境来看，还没有形成和建立系统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因而，他不可能自觉地运用后来已经系统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学概念和观点来分析和解释当时的社会问题。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这个时期的思想解读或多或少存在过度拔高的嫌疑。对于一个24岁的青年人来说，在其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要在当时占据人们思想主流黑格尔思辨哲学中彻底抛开以理性和法律为原则的主流话语体系，对普鲁士政府提出激进革命的颠覆性主张，这是不符合当时社会实际发展情况的，也是不符合此时马克思本意的。相反，马克思这个时期仍然对普鲁士政府抱有幻想，“直到他后来与当局激烈冲突并被迫流亡国外，才选择了对抗性的革命路线”[13]。马克思从来就不是天生的革命者，可以说，马克思对“革命理解和接纳是在特殊历史条件和个人经历的相互作用中逐步实现的”[13]。简言之，第一种倾向是从马克思1848年以后思想为价值判断基础，在文本研究过程中力求寻找和确证青年马克思和青年以后的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这种倾向追求的是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和一贯性，认为这种一致性是必然的，这是马克思伟大的一贯表现。但是，这种倾向可能忽视了马克思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差异性，甚至对马克思存在过度解读的嫌疑。另一种倾向的路径恰好相反，他们不是立足1848年以后的思想来反观和关照马克思早期的思想，而是严格立足马克思早期文本，研究这个时期马克思的思想状况。这种倾向追求的是具体语境的真实还原，没有夹杂着更多的价值预判，得出的结论相对比较贴近文本本身所反映的思想。但是可能出现一种情况，也就是可能出现马克思前后思想被割裂，不能反映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最后出现类似于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对立的“两个马克思”情况。这两种解读方式都有其合理性，强调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但是可能会忽略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而过分强调马克思思想在不同阶段的差异性，虽然可以还原马克思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本来面目，但也很可能伤害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关联性和共同性，妨碍我们整体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思想。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复杂性决定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随着历史的远去，它在人们和真实的马克思思想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因此，要准确全面地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首先需要厘清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拨开历史的迷雾。其次，要坚持对文本的历史分析，对文本的分析是与具体的历史相结合的。最后，为了呈现一个既不理想化，也不庸俗化的马克思，对具体历史环境下的文本考察和对考察得出的结论进行评价和定位，必须与马克思后来思想发展和政治实践结合起来。

作者:周泉 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