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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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其研究基础与研究方法都致力于意识形态问题这一上层建筑，通过揭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性，无论是探索与找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道路，亦或是仅仅寻求与企盼一种理论与学术的慰藉，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衍生出来的问题思路以及运演过程中对问题的实际论述包括物化意识形态、文化工业批判意识形态、科技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等是我们研究与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旨趣；演绎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对20世纪初以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状的认识与研究，包括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各个思潮和流派，构成了完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的重新理解与阐释，他们试图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解构并对资本主义世界中现实社会人的价值观进行重建。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样的，社会政治结构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而此时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停滞不前，政治变革根本无法实现，“根据以往的所有经验来看，这是一个由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结构决定的选择”，［1］而摆在眼前的现实却是经济状况已经与意识形态发生了断裂。因此，需要深入挖掘这种断裂的问题根源，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在时间形式上或者是思维方式上都使之适应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从而寻求人的生存、自由与解放的现实道路。

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物化意识形态关怀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着具体的时代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纷纷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发展成为工业化国家与现代化国家，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致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和社会危机致使欧洲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但彼得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并未按马克思最初所设想的在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却首先在经济落后的俄国获得成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潮流中纷纷展开，德国、匈牙利、奥地利等地的无产阶级效法十月革命进行起义却屡遭失败。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武装起义与暴力革命已经不能作为在欧洲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在这样的实践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虽然已经成熟但是实际上却事与愿违，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应该寻求怎样的出路、走什么样的道路成为了一个现实难题摆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与理论家的面前，这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直接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的无产阶级联盟第二国际中流行的思潮是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伯恩斯坦为代表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宣扬用新康德主义的修正主义道路使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实证化、庸俗化，并且崇尚用科学方法，即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分析社会问题，阐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这就是他们物化思想根源，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总结革命失败原因与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欧洲各国与俄国国情是具有本质差别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归根结底是由于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地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而忽略具体的历史现实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可以归结为实践与理论两方面的因素。实践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产阶级革命屡遭失败，理论原因是第二国际走上错误的庸俗马克思主义道路。这两大原因直接促使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反思和总结社会实践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并进一步促使他们重新去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要求。卢卡奇认为想要获得革命的胜利就要建立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摆脱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物化命运；而葛兰西认为想要获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是要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也即文化领导权。当时的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进入了资产阶级物化的困境中，并为资产阶级社会进行辩护。韦伯的合理化思想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为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理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1．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商品形式普遍存在的世界，卢卡奇从商品结构的本质出发去分析物化现象，商品形式规定着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是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并且成为现实中决定性的形式主导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而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必然带来物化，物化的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失去了人的本质所具有的社会含义。2．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品由客体转变为主体，而作为主体的人反而成为客体的物而存在导致人与人关系的物化，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与现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最为本质性的差别。“商品结构的本质已被多次强调指出过。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2］商品形式的普遍性是主导现在社会整体的商品的结构形式，而多种多样的商品或者说产品再或者说劳动产品在本质上根本的不同被磨灭而被归结为具有形式相同性的商品必然会带来物化现象，卢卡奇鲜明的指出商品形式的普遍性使得人作为物的命运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事实看起来是自律的、合理的，并且自觉地成为一种与人相对立的客观存在控制着人的命运。卢卡奇论物化现象的另一个层次就是他非常具体深入地探讨抽象劳动范畴，抽象劳动何以成为关于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定性范畴，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劳动分工越来越明确，劳动过程在机器主导下机械化，劳动对象的专门化，导致劳动过程本身越发机械化和定额化。根据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卢卡奇提出劳动根据这样的原则来起作用：“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2］劳动在此时已经变为根据可计算、可量化的过程，安排在生产过程中所展开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劳动对象的层次上不能够被计算的要被剔除掉，在劳动过程中将每一部分精确地分解并计算，最后达到无差别的各个局部组成的整体。劳动丧失有机性和自主性，并不是人作为劳动主体去支配和控制劳动对象、劳动过程，而是劳动对象的相同性与劳动过程的相同性使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失去主体地位沦为只有抽象的、形式的规定性的物，服从客观的自律的规律成为劳动过程中一般的存在因素，落实在工人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意味着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听从物的内在的安排。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这样描述劳动异化理论，随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合理化与社会必要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工人在社会劳动中越来越失去主体性，转化为一种被机械与理性操控的人，失去了自我的意志。那么从抽象劳动范畴进入到现代社会生活与政治领域，物化不仅仅是工人的命运，更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普遍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实际生存处境就是完全的自我规定着的理性的商品过程、自动的合规律的过程导致了意识的物化。卢卡奇认为想要拯救现代政治危机就要摆脱普遍的物化命运。卢卡奇在他的物化理论中生发出他对于物化现象中物化意识这个关键性要素与环节。虽然物化意识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形式的规定性，具有物的性质的人与人的关系被看作是自律的合理的，但是这样具有直接规定性特征的物化意识参与并塑造着整个物化现象，只有作为对物化意识自觉的主体的无产阶级认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与蒙蔽，才能真正的脱离被物化的现状。如何恢复真正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从而从物化意识的牢笼束缚中摆脱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物化命运，就要牢牢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辩证法。卢卡奇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是一种停留在直观水平的物化意识，仅仅是对生活表象的一种解释，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古典哲学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辩证法既是承接于黑格尔的又是不同于黑格尔的，黑格尔要解决的是单纯哲学领域之内的问题，而马克思将哲学转移到生活中，辩证法是要认识现实并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解决客观现实的问题，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当中，卢卡奇强调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总体性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这个实践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只有揭露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虚伪性，揭露资本主义沿着合理化道路走下去的总体必然会导致非理性的灾难，无产阶级才能在斗争中超越资产阶级意识控制的物化樊篱取得革命的胜利。卢卡奇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自觉地主体，必须形成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才能真正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而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就是经由中介从直接现实性上升为客观现实性的过程。“总体的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2］放在工人劳动与生产的命运上就是蕴含在工人的劳动时间及劳动过程的量的规定性的质变的实现，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是被物化的量，组织起来的工人变成有着对量的规定性的限制和制约，就是劳动对象商品结构本身的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原有的直接现实的哲学方法论不可能解决当下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就是要实现从个体意识向阶级意识的转变和跨越，阶级意识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自我认识，工人的革命意识被物化，只有重新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方法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了总体性转变成一种自我意识，通过总体来认识自我才能突破物化意识的影响，改变对象与我们、客体与主体相分离的社会现实，只有在历史的总体中把握人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真正统一才能改变人的物化的命运、才能恢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得到彻底的解放。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期待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愿景已经在欧洲彻底消失了，对欧洲未来走向与命运的探讨转向学术领域，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导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下定决心要挖掘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破除卢卡奇所构造的资本主义物化牢笼。

二法兰克福学派指向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理论

20世纪30年代时期，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致使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人物的法兰克福学派开始思考无产阶级革命该何去何从，无产阶级阶级实力的消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丧失、无产阶级处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意识形态控制下无法脱身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辅助工具就是以文化工业为外衣的科学技术、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人的社会心理的控制和欺骗，认为资本主义统治形式从外在的政治统治转向内在的文化心理统治的转变是由意识形态的控制实施手段而实现的，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成为一种维护不合理和非理性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在意识形态的、文化的、技术的资本主义共同作用下，人们在进行文化产品的大众化过程中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斗争性与反抗性。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复杂多样的理论来源，当时西方政治哲学的繁荣为其带来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它的社会批判理论是直接传承和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的早期哲学维度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性。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革命的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基于社会现实的理论因此应该称为一种政治哲学，他们试图对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维度进行重建，以文化工业批判为中心建立其多维度的意识形态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在启蒙精神与工具理性的基础上直接揭示了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的实质，工具理性是他们社会批判理论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论断，更是他们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维度的关键步骤。他们认为一切意识形态的普遍特质是虚伪性与欺骗性，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虚构的，试图揭示出发达工业社会的统治实质，认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从传统的政治经济统治转变为文化心理统治，意识形态成为发达工业社会普遍异化的文化因素，通过各种文化形式的潜移默化成为维护统治的主要力量。在《启蒙辩证法》当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启蒙看作是人类自我毁灭的过程，“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这就是其唯一的目的。启蒙根本就不顾及自身，他抹除了其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这种唯一能够打破神话的思想最后把自己也给摧毁了。”［3］在启蒙运动中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不断地追求进步、追求超越，开始利用自然和统治自然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启蒙的目的就是使人们摆脱恐惧与未知并开始认知和改造世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又要从中自我控制、压制本性，将客观世界完全的理性化、同一化。但是这种理性的同一最终变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自然与社会的同一，世间万物全部变成了抽象的同一性，世界的外在表现似乎是具有规范性与合理性但却深深陷入了到一种失去自我，失去主体性的身不由己的可怕的物化之中。“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物化困境，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矛盾的，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在物化问题上的决不妥协的态度；拯救人类的乌托邦情怀又使他们努力寻求物化的出路。”［4］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一方面他们否定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已经不适应社会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他们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运用到人类思想领域和文化工业领域，又重新结合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上都存在着物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这种物化转换成为人类社会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性从而形成工具理性机制，根据工具理性理论，人类为了压迫和统治自然和他人必须先要学会压迫自己，在历史现实的阶级社会中，人的自我的同一性是建立在对他人的统治的基础上的，物化的根源在于人根深蒂固的对人和对物的控制，工具理性使得“对内部和外部的控制成为声明的终极目标。”［5］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而工具理性利用科技与文化控制人类，这样的工具理性迫使自然为人类服务，科技的作用愈发的明显最终演变成为科技控制人、控制生产、控制时间、控制国家组织机构，科技变成意识形态统治人们的社会实践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例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大多数都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建立在文化工业的基础上，从哈贝马斯开始，法兰克福学派从以文化工业视角入手转为了以科学技术视角入手的意识形态社会批判理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分散的、并不系统的科技意识形态的观点上哈贝马斯系统地去阐发了科技意识形态。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已经上升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科技的另一个属性就是它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异化力量：“因为现在，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6］哈贝马斯认为他所在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时代条件下产生了新变化的这个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深入的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引发了社会结构、社会功能以及大众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变化，科技的进步使科技已经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一种隐形意识形态而并非是政治意识形态存在并作用着，科技也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20世纪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这种时代背景下原有的政治统治基础已经被破坏，科技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合法性基础或者说非强制性的政治统治形式即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原则，这种总体性原则使人们按照原则所规定的规则即所谓的合理性行为规范调节着自我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科技意识形态的欺骗性、隐蔽性和渗透性隐藏在现在资本主义合理性背后。

三阿尔都塞关于哲学与科学的辩论

20世纪50－60年代，战后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科学主义的解读。阿尔都塞在反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基础上运用了结构主义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一种科学的解释。事实上，阿尔都塞本人希望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与结构主义意识形态区别开来，“虽然如此，我们使用的术语同‘结构主义’的术语在许多方面仍然十分相近，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含混不清的情况”［7］。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明确的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色彩，因此人们普遍地将其看作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阿尔都塞在1967年《为科学家家的哲学课》中提出了下面的论断。1．我们要来澄清一下哲学与科学的基本概念，哲学陈述的是一些说教的和独断的命题，说教的命题证明教学性的阐述、独断的命题则是以论点形式出现的，因此哲学命题本身是个论点。科学是指能够接受科学意义上的证明或验证、具有能够在实验科学中被证明或验证的对象的命题。所以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命题特有的、独特的形态使之与科学命题区别开来。2．哲学并没有一个实在研究对象，哲学仅仅陈述论点，但哲学为科学提供解决难题的正确立场与哲学方法；而科学是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的。3．“哲学的首要功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和科学方面的科学的东西这两者之间划清界限。”［8］在这里，哲学的双重关系体现在与科学的关系以及与实践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划清界限必须分清三个方面的关系，精确科学之间的关系、精确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文科之间的关系。精确科学之间存在着应用与构成关系，这样的关系并没有受到来自外来哲学的干预，完全内在的顺从科学的思考；而精确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于应用与构成，但哲学成为人文科学外在的干预了它们的关系结构，而哲学的外在干预造成了科学意识形态与哲学意识形态的区别；而文科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文科提供了文化，而“文化是既定社会中的精英大众意识形态，不是真正的群众意识形态，而是统治阶级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教育或其它手段试图向他们所统治的群众反复灌输的意识形态，并且这种灌输是以歧视为基础的。”［8］因此，文化作为意识形态通过对行为方式的规范所实施的“文化”意义在各种实践中占有统治地位。“不存在什么纯知识的讲授，除非这种知识同时也是一种本领———即对于懂得如何在这种知识及其理论与社会功能的关系中去行动的定义”。［8］本领是由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分子形成关于实践的自发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是来源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体系，反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体系操控着文化意识形态、实践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意识形态。4．哲学分辨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划清界限行为归根到底是要生产出新的哲学问题，目的是陈述一种正确的论点，作为结果的论点又一次开始划清界限，再这样的循环反复中，哲学在不断的前进。在理论上，这条界线明确揭示了什么是哲学问题，在时间上，最终把科学的东西与意识形态的东西划分开来。阿尔都塞通过哲学与科学的辩论，明确地断言科学不是意识形态，从概念、对象、功能以及结果上看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这种实践的要求会压倒人们对自己的实践进行合理的理性分析的科学要求，从而使自身在本质上不同于科学”［6］。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就是指意识形态始终对人的实践与人的生存具有支配作用，与人类的价值指向与利益诉求密切相关，也因此反驳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将科学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科技意识形态观点。

四消费时代转向消费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飞速发展、经济稳步增长、物质资料极大丰富使人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随之发生改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社会从传统的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传统意义上的消费是在经济结构中与生产、分配、交换并列的环节，而消费的意义在此时已发生了改变，商品的丰富多彩使得消费开始主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想行为，“第一，消费成为人们廉洁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连接点，也成为资本与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领域。第二，消费直接影响社会分层结构，人们通过不断省级的商品消费，重新调整社会关系和进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第三，新的消费模式引起社会精神气质的转变。对商品的无止境的追求，导致了消费主义伦理的盛行，它强调花销和占有，不断破坏着强调节约俭朴、自我约束的传统价值体系。”［9］鲍德里亚称之为“消费时代”的到来，这便是消费意识形态的现实根源。鲍德里亚早期的消费意识形态思想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又吸收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从新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阐述了他的消费理论与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鲍德里亚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与异化思想以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等，形成了自己对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消费社会中具有怎样的表现和变成怎样的结果的全面系统的关于消费意识形态的一套消费社会理论体系。而弗洛姆也关注到现代社会越来越严重的消费异化现象，他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的性格结构论，从心理机制和性格研究的角度入手深入分析了发达工业社会中处于心理异化和消费异化结构中人的行为、心理和存在方式，他认为异化主要存在于人的精神和心理领域，已经深入和内化到人的个体意识和社会性格中，不仅如此，在这种消费阶段人与人的关系也由于消费中同质性的商品交换变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独有的利益交换失去了人本身的价值，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跟商品一样人也变为同质性的，人与人的交往是空洞的、无意义的。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进入消费意识形态的研究。消费意识形态深化与拓展了消费理论，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异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也进一步推动与繁荣了符号学理论。鲍德里亚关注到了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发生的新变化，对当代消费社会中的消费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开创了消费意识形态研究的新视角。他关注到当今时代的西方社会结构与基本运转机制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所属的时代，这个阶段已经从生产社会转变为消费社会，从生产决定消费转变为消费决定生产的阶段，消费关系代替生产关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首先，消费失去了传统意义，消费沦为符号象征的文化现象即意识形态现象，在消费文化中，商品被消费、文化产品被消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消费；其次，消费整体包括消费主体、消费需求、消费对象形成符号系统，符号王国对消费的支配和控制使人的需要和欲望只是一种伪造的他人的欲望并被塑造成是自身的本真欲望。鲍德里亚认为，消费已经在现代社会中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以符号编码的形式深入到人们的思维与观念中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最有效的有段，符号实现了对消费社会的控制、实现了对消费社会中主体或无意识主体的控制。消费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潜意识或无意识当中，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更隐蔽的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渗入到人们的内在使人们沉浸在自以为是的满足与享受中而不自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操控。鲍德里亚运用符号逻辑学对消费意识形态与消费社会进行了解码，表现出在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研究的新视角，但是他无法跳脱符号危机，他的消费理论与符号理论由于忽视与历史实践相结合的现实原因，理论本身也变成一种符号的形式控制着它自身，因此最终没能走出符号的困境。弗洛姆认为根据弗洛伊德的性格学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个人性格和社会性格，“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多具有的基本性格结构，它不同于一个社会中不同成员所具有的个体性格。”［10］弗洛姆认为一个人的个人性格和社会性格具有着较大差异，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造成了一个人的社会性格，在消费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以消费商品和占有商品来展示自我，处于这样的社会人的需求被社会性格所影响，在消费过程中人的审美、感觉、情感、判断等都要参与到消费这个行为和活动中来，但是这种需求不是人们真正的物质需求，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控制下的虚假需求，不断去消费和占有的意识被标准化，实质上是物占有人代替人占有物的消费变成了唯一的生活方式，没有了个人的意愿和欲望。弗洛姆从性格异化入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现象与行为进行了理解与分析，他认为正常的消费应该是理性的、有意义的，是为了真正的幸福去消费，而现在的消费已经完全异化，所谓的幸福只是被意识形态控制下虚假的幸福，弗洛姆提出要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要在性格和心理层面去找寻异化的根源。因此，弗洛姆最终也困在消费异化的囹圄之中，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忽略了社会现实中的政治与经济因素，最终他的健全的社会只能是幻想中的乌托邦。

五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展示出的人文关怀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演绎与与发展的过程经历了从物化意识形态到工业文化意识形态到20世纪70年代后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信息现代化与消费主义的盲目崇拜中消费意识形态和符号意识形态研究的发展。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未实现，法兰克福学派在继承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物化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自然的转向发展成为一种对工业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形态的社会批判理论，并以对文化与科技的批判作为自己的中心议题。法兰克福学派后期，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转向对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化问题的研究，科技成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在社会生活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技术理性开始全面地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除非形成普遍的主体间的交往理性才能逐步解决技术理性带来的现代性社会文化困境。至此，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认识与研究的论述已经完结，20世纪70年代之后鲍德里亚深化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意识形态与科技意识形态和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引申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现象以及符号语言控制的揭示与阐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理论演进过程中，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开始，通过卢卡奇、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洛姆、列斐伏尔的理论发展，最后到鲍德里亚，已经形成了一个对现代社会中物、商品、消费的全面系统的消费社会理论与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然进入了消费社会阶段，已经脱离了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社会变为消费关系在经济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消费主体沦为消费这一行为的一个符号象征。从某种程度上讲，消费社会是一个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系统，是建立在新的符号与象征交换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新的物化和异化。

作者:常晨晨 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