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话语体系研究

导语：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话语体系研究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生长点和理论支撑，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个根基。而广袤的农村作为我国文化战线的末端，相比城市一直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薄弱地带。需要一场深刻的“供给侧改革”，要花力气到农村去“开荒拓土”，进一步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文以载道，非文无以弘道”，任何思想理论体系都需要一定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因此，创新面向农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话语体系，有理由也有必要被摆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突出位置。

关键词：农民大众；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

美国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说过，“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研究农民，对农民缺乏了解是造成很多发展规划失败的原因。”［1］农民依然是我国最庞大的群体，对于国家战略的制约性影响自然不言而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是社会整合作用的结果，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农村的现代化建设覆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五位一体”各个领域，农村文化建设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位格。而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所以农村的文化建设必须由马克思主义去占领和统御。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农村的真正落地，首要的条件或前提就是要创新面向农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话语体系，真正让农民“愿意听、能听懂、喜欢听”。显然，这里首先需要我们搞清楚———什么是面向农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话语体系？简言之，面向农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话语体系就是表达风格符合农民口吻、表述语言贴近农民生活、传播内容契合农民心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在表达形式。

一、关切民生改善，符合农民大众的需要层次，让农民“愿意听”

话语体系要着眼于民生改善。“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2］，受众决定话语。从认识论上讲，任何思想理论只有满足主体需要才能实现其价值；从心理学上来说，任何理论只有符合人们的需要层次，才会为其自觉接受。农民最关心生存与发展问题，期待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改善，“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2］。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们党一以贯之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必须要融入每一个国民的意识当中，这样才能构筑坚实的意识形态防线。在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同时，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也要不断跟进。因此，迫切需要创新面向农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话语体系，聚集最大的农民能量打造农村“新常态”的同时，保证我国的文化建设在农村的土地上也始终“不变色”。而这个话语体系，必须紧紧围绕民生改善，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才能符合农民的心愿，真正释放农民“愿意听”的内驱力，这也正是理论的感召力、生命力所在。“马克思主义是好东西，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3］对于“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唯物史观，结合当前的奋斗目标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让农民掉队，接地气的暖心话语，确证了农民大众的国家主人翁地位。2013年11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平实的话语，传达了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切和重视，触动了千万农民的心窝最深处。切实关注农民大众的利益诉求，才能探索出一套他们“愿意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在理论层面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城乡不仅有差距，更有文化上的鸿沟。在实践方面的探索这里暂且不作讨论，主要着重于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在城乡二元结构上的破解。城市是知识分子阶层的聚集地和大本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接受在那里并不存在太大的难题。而对于我国的大多数乡村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一个“盲区”，如果置身农村会发现这一说法并不夸张。因此，我们现阶段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农村的“扫盲”，让农民真切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更加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基于农民阶级的群体特殊性考虑，探索一套与农民大众需要层次相符合的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扫盲”的突破口。也就是说，我们不妨从农民“愿意听”的领域下功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翻译”或“切换”。比如，曾说过，“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①直白通俗、清晰明了地阐述了“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生产实践是人类的第一个实践活动”。只有肚子饱了，才有闲功夫思考，才会衍生精神需要，亦即“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指出，“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钥匙。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脱离生产力实际，一味追求生产关系的进步，事实上却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倒退。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农民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本原理的另类表达，大都经历过我国发展变化的农民是能够领会的。

二、回归生活常态，契合农民大众的语言结构，让农民“能听懂”

话语体系要来源于生活常态。生活是最好的老师，贴近生活的思想理论也最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国农民扎根农村建设，大多数却“迟迟富不起来”，缺乏有效理论的指导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南。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因此我们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的进程，尤其是要探索一套符合农民大众语言结构的话语体系，让他们“能听懂”。从根本上来说，乡土文化是中国的母体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舶来文化”只有融入乡土世界才能根深叶茂。可以使用“泥土味”足一点儿的语言，“充分地把现实生活的事例应用到所写的东西里去”［4］，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农民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精神产品。话语体系要符合农民的语言结构和认知世界，这是遵循人类认知规律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思想理论合理性的必然要求。进一步说，这也正好符合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2］，以农民的口吻说话，农民才会“听得懂”、“能够听”。所以，在向农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我们“要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能够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5］。比如，邓小平曾指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②。“猫捉老鼠”在农村是显而易见的生活现象，藉此比喻经济手段的实用性及其选取的正当性，就很容易为广大农民群众所理解。对于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在著名的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在农村，农民大都有过趟水过河的经历，对于“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走路颤颤巍巍的样子更是有着复杂的感受，因而易于理解这种富有生活气息、生动鲜活的理论语言。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理论，在论述“全面从严治党”时多次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6］。承板自身坚实，才能经受住铁器的锻造，农村的“火钳”“镰刀”“柴刀”等大都出自附近打铁的作坊，这种完全源自于他们所熟悉的生活中的语言使他们顿生亲切感。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强调，要“敢于啃硬骨头”。这种形象的比喻，渐入小康的农村人怕是不难体会吧。关于党的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形象的生活术语，生动地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精神，也相当亲农民的情感、接农村的地气，农民群体自然不会对其产生惯性的疏远感。从语域维度增强农民的话语权。语言的存在，源于诉求，“语言是把思想与现实联系起来的纽带”［7］。在我国，农民群体占比大，赋予他们相应的表达权符合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践理性，也遵循了我国宪法的刚性规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核心内容，但在农民群体的语言结构中尚属空白。因此，我们要在语域维度创新面向农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话语体系，出发点就是要增强农民的话语权，推倒横亘在城乡对话机制中的“柏林墙”。生活是话语符号的“孕床”，住进农村，与农民融为一体，仔细推敲农民的生活习惯和交往方式，认真琢磨特有的乡土话语和乡间物什，最终提炼与培育出契合农民语言结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必然具有相当强劲的理论穿透力和话语魅力值。比如，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这里是在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习以为常的“穿鞋子”蕴含了治国理政的大智慧，同时也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光芒。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强调，作为党员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将习以为常的生活元素融入官方话语，照顾了农民的语言能力和知识结构。关于国家治理，引用了《道德经》中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这种举重若轻的话语转换拉近了家与国的“思维距离”。曾指出，“‘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8］。富含生活气息的比方，到位地表达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共同富裕”的本质。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9］，生态欠了账，就会“卡经济的脖子”，深入浅出地指出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观。

三、立足传统文化，吻合农民大众的精神基因，让农民“喜欢听”

话语体系要根植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一个民族的命脉所在。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体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相比，传统文化具有时间上的先在性，土生土长的农民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浸染。一种新的理论，要更好地为农民所接受，必然要与其所处的民族或地区的传统文化实现有机结合，吻合农民这一特殊阶级的精神结构。也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喜欢听”，而不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土壤上生成的理论，而从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的农民，并不了解“资本主义是何物？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是何物？”。所以，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农民大众中“入脑、入心”，必须具备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同时拥有符合这一群体的精神基因的特殊话语体系。使我们的理论真正属于我们的民族，也才能真正完成“精神层面”的构建，才能避免沦为舶来话语的奴隶，实现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中国发展到今天，是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0］。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面向农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话语体系才有深厚的根基。比如，儒家主张的“仁爱”“和为贵”等思想，在我国的大地上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一直以来，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偏远乡村都无不崇尚“家和万事兴”。因此，在哥斯达黎加会见记者时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就恰到好处地将农民大众心中推崇的“和为贵”的人际关系推延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自然不难为农民所理解、所接纳。2015年9月28日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强调要“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1］。这一提法和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而是实现了话语转换。“我们今天也不必讲要全世界共产主义，就用我们自己国家的名词”［12］。《礼记•礼运篇》中提到，由“据乱世”到“小康”，再到“大同”。我们现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了中国人感到最亲切的名词———“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还要走向大同，将来全世界也要走向大同。“小康”“大同”这些传统文化的词语也是我国数千年来农民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在农民阵地提升文化软实力。在我国，农民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文化建设的布局不能忽略他们，任何理论的形成、发展和丰富不能忽视他们。在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纵深推入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倾尽浑身解数”在农民阵地稳住脚跟，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根据农民的思维，实现与他们的有效互动。因此，着力探索面向农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话语体系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务之急，也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要求。理论工作者和理论宣传部门要深度挖掘与农民息息相关的传统文化资源，提炼出符合农民大众精神结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达符号和语言风格，从而创新面向农民大众的真正“接地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话语体系。比如，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2］。这一比喻，是农民头脑中“英雄”形象的摹状和直白，自然就拉近了农民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知距离。邓小平在1982年3月会见巴西外长格雷罗时指出：“精简机构，就是‘拆庙搬菩萨’”。“寺庙”和“菩萨”是佛教的术语，而在农民大众的文化基因中，宗教是不可忽略的元素。这一生动活泼的比方，吻合了我国农民信仰宗教的精神元素，能够被农民听懂、理解。退休以后，邓小平告诫年轻干部，“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老祖宗不能丢啊！”［13］老祖宗不能丢，是嵌入农民骨子里的文化传统，也是他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薪火相传，不能忘本，是一个家族乃至民族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根本。把马克思等称为“老祖宗”，农民不难理解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要做群众的先生，先做群众的学生”。中国老一代农民或多或少接受过传统教育，对“先生”一词有着特殊的情感和切身的认知。因此，把抽象的表达“走群众路线”转换为生动的话语“做群众的学生”，生动形象地表达出要向群众学习、听群众说话。“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只要冷战思维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教育就不能削弱。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也是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堡垒［14］。然而，一定的思想理论体系是内容，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话语体系就是思想理论的外在表达形式，也是为思想理论体系服务的［15］。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农民这支建设大军，“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他们的共同的行动，就要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论”③，也就是说应该强调和重视部署农民的意识形态防线。“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6］。所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前提下，打造农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全面正确引领农民队伍是时候了，也不能等了。“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17］，创新面向农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话语体系，生动、贴切地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要的理论准备，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经之路。在这一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让马克思主义成为农民大众的信仰，进一步坚实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群众基

参考文献：

［1］罗吉斯.王晓毅等译.乡村社会的变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320.

［2］.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6，862，837，790.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687.

［4］艾思奇.大众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280.

［5］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77.

［6］王芝华.从严治党必须筑牢党的细胞工程———学习关于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J］.湖湘论坛，2015（3）：43-48.

作者:刘玉珂 单位: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