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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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了区分，并且认为财富创造不仅存在于对外贸易和农业领域，其他物质生产部门也同样创造财富，其对于劳动的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有启发意义的思想材料。但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只从物的角度来看待劳动而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之处在于它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学空场，阐述了劳动在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从而揭示了劳动对于个体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古典政治经济学始于17世纪，经过亚当•斯密等人的发展形成了独立的理论体系，其中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论述、对于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批判都包含着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的分析，但由于阶级立场所限，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正确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因而对劳动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也是片面的。（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劳动价值论等理论的重要来源，其中的一些观点对马克思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亚当•斯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其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突出贡献，李嘉图、马克思等人的劳动价值论的形成都与斯密的观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斯密首次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概念。“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1](P25)斯密从效用和购买力两个角度来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指出，当价值用来表示某个物品对于使用他的人的效用时，价值可称之为使用价值，换言之，使用价值表现为商品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从事某种活动的需要。而从购买力的角度来看，商品的价值则是当人们拥有某种商品时，可以利用手中拥有的该种商品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的能力，商品的价值在此时表现为交换价值。斯密同时还注意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有的东西本身具有很大的使用价值，但却没有人愿意拿别的东西与之交换，或者这种东西由于一些原因无法与别的东西相交换，这样的东西只具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交换价值。而对于另一些东西来说，看上去似乎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多少使用价值，甚至没有任何的使用价值，但这些东西却可以与很多别的东西相交换，有时还需要用大量的别的物品才能换取，这样的东西虽然没有使用价值或者很少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使用，却在购买力方面显示出其巨大的价值。斯密通过水和金刚钻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一观点。他指出，水可以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应用最广泛的物品，人的生存和工业生产都少不了水资源，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会用别的物品去和他人交换水；反观金刚钻，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得很少，甚至很多地方根本用不到，它却具有很大的交换价值，人们愿意付出大量的其他物品与之相交换。斯密在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的过程中，看到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认为交换价值并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这是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贡献，他克服了以往经济学家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为一谈的缺陷。但斯密本人对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理解仍然存在重大缺陷。斯密在探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时候，不是从商品的二重性出发，而是对以往经济学家提出的概念进行整合，对价值一词作出两种不同的解释。斯密认为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一定具有交换价值，这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关键在于，斯密在提出这一论断时潜在地将商品和一般的劳动产品以及自然物等同起来，忽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背后的因素。而斯密提出的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也可能具有交换价值的论断，则彻底暴露了他在理解商品性质方面的理论缺陷。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以其使用价值作为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不能成为商品，也不会有人愿意拿别的物品去交换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斯密在提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时，更多地只是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而没有理解它们之间是如何统一的。当然，斯密在这一包含缺陷的见解中还是提供了研究问题的新视角，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为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二）物化的劳动价值论。斯密在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发展了劳动价值论。配第曾经指出：“一百个农民所能做的工作，如果由二百农民来做的话，谷物就会涨价一倍。”[2](P95)斯密继承了配第的观点，并且明确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1](P26)斯密的这一论断肯定了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并且相对于配第的观点有了很大程度的飞跃。配第虽然也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但他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只存在于金银开采活动之中，其他领域的劳动未必能够直接创造价值。斯密则不同，他将劳动对价值的创造作用扩展到一切生产领域，认为一切生产领域的劳动都是价值的源泉，否定了配第的只有开采金银劳动创造价值以及以往重农学派的农业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斯密认为，社会分工导致每个人通常只生产一种或某几种产品，所生产的产品无法完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如果一个人要想得到其他的生活用品，就必须同从事其他劳动的人相交换。每个人为自己生存而劳动的同时其实也是为他人劳动，人与人之间商品交换的背后实际上是劳动量的交换，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取决于使用价值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人们在生产商品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才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虽然斯密后来在解释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陷入了混乱，但马克思还是对斯密在劳动价值论方面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在斯密看来，创造价值的不是某些生产部门特殊的劳动，而是“一般社会劳动”[3](P64)。李嘉图后来在对斯密的批判过程中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购买的劳动，而是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劳动，属于“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4](P1)。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大卫•李嘉图等人，他们在论述劳动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时，都是主要从物的角度来看待人的劳动，将劳动仅仅看成是一个对象化的过程，劳动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里只是作为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一种手段，“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5](P91)。劳动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恰恰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忽视的问题，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劳动过程不是一个人实现自身和谐的过程，反而是一个如亚当•斯密所说的通过牺牲自身的自由、幸福来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的过程。按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人在劳动过程中是工具，把他人当作实现商品交换的手段和工具，也把自己贬低为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工具，用来实现他人的目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目的，没有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现存的生产方式进行深入考察，只是从社会表象中抽象出一般的概念，而没有很好地关注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劳动对人的发展的重大意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上缺乏对人性的关怀，将人的个性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去，并把被抽去的应当属于人的东西“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6](P342)。

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虽然马克思晚年较少使用“异化”一词，但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异化现象尤其是异化劳动的批判始终贯穿于他的著作之中。马克思借鉴费尔巴哈关于宗教异化的理论观点，比如主客体之间强烈的对抗性质、否定性评价等等，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中的异化现象，发展出异化劳动理论。

（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马克思在阐述异化劳动现象的过程中对社会背景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封建土地主逐渐被资本家消灭，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最终是两大阶级的对立，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指出，地产原本都是归封建土地主所有，是属于一种相对不动的、稳定的财产，封建土地主通过农奴在土地上劳动或者将土地出租给有实力来耕作的人以赚取收益。然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原先的这种运作模式正在逐渐消失，地产也变得可以流通和交易，私有财产的运动方式让土地也进入竞争的市场，成为可以交易的商品。在土地成为商品之前，封建土地主对待自己土地的态度绝不像对待资本和商品那样简单，而是包含着特殊的感情成分。“土地仿佛是它的领主的无机的身体。”[6](P261)这些土地给封建土地主们带来的统治力量完全超出了经济方面，它是对被统治者全面有效的统治，这样一种形势使得当时的封建土地主对属于自己的土地的热爱完全不止于对资本的狂热，封建土地主甚至可以像热爱祖国一样对自己的土地抱有强烈而深厚的感情。然而，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商品经济和私有财产运动的不断发展，使土地这种最原始的私有财产也卷入竞争而成为商品。土地之前所能给予它的所有者的一切荣誉、称号和光辉的家族史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所有者不再是依靠以往的统治方式来获利，比如让农奴在人身方面依附于自己、或者让领土范围内的人向自己进贡。政治色彩正在逐渐地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单纯的资本统治和金钱的利益。原先的封建土地主并不要求利用自己的土地来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们只要有归其统治的农奴或者农场主替其劳动，从这片土地上创造出物质财富供其消费即可。现在地产的所有者和他所拥有的地产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了浪漫主义的情怀，地产所有者所想的，只是自己的地产如何能够为他赚取最大数量的金钱，连结地产所有者和地产的中介，是人的钱袋而不是以往的政治因素。所有者对劳动者的统治褪去以往的政治色彩，变成单一的、资本的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也体现为经济方面的联系。所有者对自己所拥有的地产也不再像自然经济时代那样抱有深厚的感情，地产已经无法像自然经济时代能够赋予它的所有者权势、荣誉和爵位，进入商品经济时代的地产不会再被所有者当成自己的小王国，地产的功能已经被降低到物质财富的层面，成为所有者为自己牟取各种经济利益的工具。“稳定的垄断必然变成动荡的、不稳定的垄断”[6](P262)，所有者对劳动者成果的直接剥夺也演变成利用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进行交易。土地成为商品不仅表现为地产以资本的形式对劳动者进行统治和剥削，也使得所有者因为地产这一资本的买卖和交易引起财富方面的变化，没有生命的资本实现了对活生生的人完全的统治。土地一旦成为商品之后便进入市场竞争的领域，时刻经受着商品经济和资本竞争规律的支配。地产所有者要求自己所拥有的地产能够给他们带来尽可能多的利润，地产的交易成为了社会上一种常见的现象。地产不再像自然经济时代那样通过一些法律和制度长期、稳定地为少数人所有，地产的分割和买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人们手中的地产有时增加、有时减少，地产不断从一些人的名下转入另一些人的名下，地产的垄断格局不断遭到破坏。“直接的结果就是地产分散到许多人手中，并且无论如何要服从于工业资本的权力。”[6](P264)没有工业资本，土地就得不到开发和利用，就成为没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总结道：“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6](P287)土地或者说地产这种不动的、缺乏活力和创造性的不完全的资本，必然会成为现代工业资本的附庸，在现代工业资本的带动下，土地才能够逐步成为纯粹意义上的资本，为它的所有者带来更加丰厚的利润。随着土地从一种狭隘的私有财产、不完全的资本形态向完全意义上的资本的转变，土地所有者也逐渐蜕变成现代商业资本家，资本家将取代土地所有者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统治阶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就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二）劳动的现实化变成非现实化

两大阶级的形成和对立，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得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劳动出现异化。马克思借鉴费尔巴哈有关宗教异化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是劳动的主体，产品由工人的劳动来生产创造，但是，工人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并不归他们自己所有，而是被资本家占有。资本家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取得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工人替资本家劳动、创造产品之后，资本家只支付给工人微薄的工资来维持工人的生命活动，以便工人继续接受资本家的剥削，为其创造更多的利润。正如洛克所说的那样，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把一个人的劳动的报酬转移到另一个人的口袋中去”[7](P33)。因此，工人劳动对象化的结果，也就是劳动产品，并不是工人所能够控制的，是存在于工人之外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是异于工人自身的。工人劳动创造的财富越多，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越大、种类越丰富，他自己反而越是成为贫穷的人。正如莫尔在《乌托邦》中提到的那样，被统治阶级的劳动往往“徒然为奢侈荒淫的生活提供享受”[8](P58)。工人不占有劳动产品，却不断地在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工人所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创造价值的劳动力始终是非常低廉的商品，资本家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就可以让工人为自己创造巨额的财富。因此，社会的财富在不断增值的同时，工人并没有过上富裕的生活，工人作为人的价值反而不断在贬值。马克思认为，“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6](P268)，劳动的对象化是指将劳动外化、物化在某一个对象当中，形成产品。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劳动产品被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对象丧失，劳动的现实化实际上对于工人来说是非现实化，因为工人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他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是给别人创造利润、供别人享受的，自己得不到相应的报酬，工人被他所创造的、摆在自己面前的巨大财富压制和奴役。“青年马克思认为，人的真正的类本质是自由自主的劳动，但这种自由自主的劳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却成为了异化劳动。”[9](P37)为此，马克思感慨道，劳动的现实化变成非现实化到如此地步，本应对劳动对象的占有却变成劳动对象的丧失，使得工人贫困到食不果腹的程度。工人不仅在生活资料上缺乏应有的回报，而且在劳动资料上也必须依赖资本家，以至于劳动对于工人来说都成为需要通过极大的努力和付出才能得到的机会。“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6](P268)工人对劳动产品的占有表现为这样一种异化的关系，导致工人生产越多的产品，他自己占有的比率反而越来越少。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越多、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所消耗的体力精力越大，所创造出来的反对和奴役自身的力量也就越加坚不可摧，工人的生活也就越来越为资本和资本家所操控，工人的内心世界也就越加不自由。马克思认为，异化不仅体现在生产结果方面，也就是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和物质财富成为对抗自己的力量，还表现在工人的生产过程中，工人的生产行为使自身同人的本质相异化。正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生产行为并不是他本身所期待的，所以工人通过生产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和财富才会同自身相对立，成为异己的东西和力量存在并且压迫自身。工人的劳动成果即劳动产品不过是生产劳动过程的最终成果，是作为结果存在的，是相对静止的存在物，而工人的生产过程、生产行为则是动态的，生产行为体现的是一种能动的异化过程，是工人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失去了它本应具备的积极因素和特征。“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6](P270)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概念

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并不只将劳动看作是提升社会物质财富的手段，他将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来研究，认为人应该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发展自身各方面的能力，使自身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同时得到丰富，“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10](P644)。（一）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从人与社会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从人自身的角度出发，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和特性。一个种、一个类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反映了这个种和类的特性，人的劳动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过程，人在劳动过程中将自身与其他的类区别开来，通过劳动发展自己，达到自身和谐统一的状态。马克思指出，人依赖自然界生活，但人的活动范围远远比动物来得广泛。自然界作为一种物质存在，为人们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同时，人通过劳动与自然界不断地进行物质变换，不仅把自然物质转化为人的肉体，而且逐步认识自然，将自然界变成“人的精神的无机界”[6](P272)。自然界起初只是作为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对象，但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人们通过不断的对象化劳动过程，已经不再仅仅把自然界作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对象，而是在劳动中不断认识自然，发展出自然科学和各种艺术，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象化自身的意识，通过劳动使自身的意识在客观世界中现实化，提升自身的能力，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马克思通过对比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来说明人类劳动是人丰富自身的过程。对于动物来说，它们的生命活动和它们自身是直接同一的，动物并不懂得区分自身的生命活动和其他活动，动物所进行的生命活动目的仅仅在于维系自身肉体和生命的存在。而人则不同，人除了进行直接的生命活动之外，他还能够在劳动过程中有意识地去认识自身的生命活动，这样一来，人进行生命活动的过程中实际上不只是维持自身的生存，这一过程更是人将从外部世界获取并经过意识加工过的想法再一次通过劳动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这些过程的实现既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又是人不断丰富自身内部世界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有人类活动的地方随处可见由人类劳动改造过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人将自然进行人化的同时，也不断改造人自身，使自身在肉体和精神方面得到发展。动物也进行生产，但动物的生产活动与人的劳动不同，动物的生产只生产和自己生存直接相关的东西，是一种本能的不带有改造外部世界意识的活动，动物的生产活动无法给自身带来质的提升。总之，“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6](P273)。因此，马克思认为人将在有意识的对象化劳动中得到发展，他对于劳动的理解不同于亚当•斯密，马克思并不认为劳动是对人的自由和幸福的牺牲，相反，人正是通过劳动确证自身的存在和力量，以此实现自身的发展。人的劳动不像动物的生产那样完全依靠肉体的支配，人在个体自身暂时没有肉体需要的情况下也会进行生产，这样的生产活动既是对自身能力的锻炼，又是为社会其他成员的发展贡献力量。从生产的结果来看，动物的生产只是再生产出自身的肉体，维持生命的存在，而人的劳动除了再生产自身的生命之外，还提升了精神境界，甚至再生产出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客观外部世界。动物的生产过程是被迫进行的生产活动，而人的生产则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可以自由地对待自己的劳动产品，人在劳动过程中可以按照不同的尺度生产出自身或其他社会成员需要的产品，不同尺度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成功运用使得人自身的意识和行为更加统一协调，人在劳动中不断地丰富自身，“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6](P274)。（二）从外在的强制劳动到属于人的本质的劳动。在如何看待劳动的问题上，马克思既不像亚当•斯密那样只看到劳动的否定方面，也不像黑格尔那样只看到劳动的肯定方面。黑格尔在谈到劳动时认为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并不像人们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奴隶在劳动的过程中表面上是受到了主人的压迫和剥削，但实际上他们在劳动中使自己的意识对象化，他们对自己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推翻奴隶主剥削统治的欲望。“就这一点，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在于奴隶对主人的优势明确包含在奴隶通过劳动与自然建立的直接联系中。”[11](P83)因此，在劳动过程中，奴隶实际上得到了自我提升，而奴隶主却是只得到了奴隶生产的产品，自身并没有任何的进步可言，他们在奴隶面前其实是失败的。“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只将劳动作为自我意识的外化与确证过程，最终是将绝对观念投射下的人推向历史的前台，马克思是在经过哲学变革之后，才发现黑格尔的问题所在。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将人与劳动作为同构性关系提出来，在这里，劳动不再是为了一个黑格尔式的预设目的，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发展过程，只要人们的劳动方式发生变化，人的本质性特征也就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才是走向人的真实生活的基础。”[12](P107)若要克服人自身分裂的状态，无产阶级就必须消灭“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13](P121)，推翻那些使人受到奴役和压迫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以往的共同体中，人的个性实际上是被蔑视的，因为在以往的共同体之中，个人是作为阶级成员而不是作为能充分发挥自由个性的人存在于共同体之中。异化劳动反映了虚幻共同体中不同阶级成员利益相互对立的状态，对于结成不同关系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双方的利益是存在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面对资产阶级国家这样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结束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人所遭受的奴役状态，“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13](P121)。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人自身在劳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不同的。在没有剥削的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人们主要是直接地面对自然，将自然界作为使主体生存得以实现的对象，这时的劳动相对阶级对立社会中的劳动较为自由，但人们同时也是以公社成员的身份面对自然，即便一个人在当时可以从事多项工作，他的活动范围也十分有限，整个社会的精神创造还不发达，人处于一种原始的丰富性之中。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不论是奴隶劳动还是雇佣劳动，劳动始终都是一件让被剥削阶级感到不自由的事情，劳动在阶级对立社会中是异化的，对于被剥削阶级来说属于“外在的强制劳动”[14](P615)，被剥削阶级只有在不劳动的时候才能感到自身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点而不是终点。马克思认为，旧式分工所形成的联合对于人来说是异己的，只有在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后建立的新的共同体才能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带有经济性质的运动，但这一经济性质的运动与以往其他带有经济性质的运动不同，共产主义是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第一次自觉地消灭以往自发形成的社会状态，将社会生产力自觉地置于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控制之下。个人不再以阶级成员的身份为中介而是真正以个体本身参与到真实的共同体之中，自由人的联合体将为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那样，取代剥削阶级社会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将不再把生产劳动强制地推到部分人的身上，生产劳动届时将成为每个人全面发展自身体力和脑力的机会，劳动“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0](P644)，人将在属于人的本质的劳动中确证自身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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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宇 单位: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