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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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同时兼有显性话语、隐性话语的理论体系。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出现了多元发展的趋向，而且这种多元发展以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显性话语为特征，使得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流话语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话语的相脱节，从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这也就使得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层转型变的十分必要。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层转型，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层转型的实现离不开特定原则的指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深层转型；原则指引；邓小平理论

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思想理论领域多元复杂态势下，出现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深层转型的价值取向，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批判性与建构性双重价值的统一。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邓小平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大贡献在于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从批判性与革命性的历史阶段，向建立在社会主义自身基础上的以建设性与建构性为根本特征的历史转型。

1新常态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深层转型的根源性思考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层转型，根源在于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流话语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话语出现离心的倾向性。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根源，在于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向全世界传播进程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与恩格斯逝世后，由于世界历史条件的变化，并且在与多种理论思潮的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多中心的、多门派的对抗与共存的格局，从而产生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从而使得在今天如何应对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格局，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理论学术界的主导性地位，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前的深层转型也正是这一社会问题的必然产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反思哲学”的历史阶段，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多样化理解的合法性必要的基础，多样化的理解产生积极性的后果，实现了以多种理论资源作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打破了传统的那种“僵化了的、唯我独尊”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实现了重大的转型，但这只是有待深入的转型。步入二十一世纪，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这样诡异的现象：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研究步入学术繁荣期，但马克思主义却处于日益边缘化的境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引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种理论资源的进程中出现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不相协调的历史现象，其突出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进程中严重割裂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传统，仅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发展趋向，这就使得，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层转型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话语是指导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主流意识形态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以及系列讲话，它们与马列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是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统一的合法继承者。真理问题大讨论后，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的合法性地位，为实现中国的政治思想领域的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它很好地论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辩证统一体。“苏东剧变”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解马克思理论的一个可能理论资源，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发展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为重要理论来源。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批判列宁主义的双重属性，这也就势必造成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存在隔离的现象，从而造成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理论资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流话语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疏离的现象。在理论范式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话语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为中心，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础，落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论证。但同时也存在着理论的抽象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不够以及理论的僵化等问题。而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学术话语从其基本理论资源看，在大量地引进和介绍西学、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注重于与理论的接轨与研究，个性化研究、价值中立原则和以青年马克思为基本理论资源成为这种研究的基本导向。这种研究状况一方面丰富和活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学术空气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学院化和政治疏远化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出现学术化、职业化的趋势，在大量介绍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出现了批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方向是建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主流话语中，批判市场经济正成为一种强大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其原初形态来说，在马克思理论的文本特点上看，它的显性话语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有两个重要的理论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理论维度，它是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理论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批判的维度，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因此其批判的基本内容就是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前者构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在以往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曾经发挥了巨大的积极的能动作用。但是伴随苏东剧变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显性话语，不仅受到了理论界的质疑，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话语的确立，不再构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的这一维度，在西方为一批以大学生为主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弘扬，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界的介绍和研究，并在中国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主流话语。正如上述所说，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举起了批判商品经济或者叫做市场经济的旗帜，也由于这一点，对于马克思的研究不可能在这种社会中成为一种显学，也由于这一点，对马克思的研究不可能为这个社会中的强势群体所青睐，所以，在此可以预言，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大多数的日子将是不甚风光的，甚至会遭遇漠视的。“从个人感受来看，作为一名研究者，我常常感受到马克思确实在与我们同行，因为我们的社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正在不断复制马克思所批判的东西。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常常感受到他在言说的对象正是我们的社会。”[1]所以有学者认为：“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到底，解放总只是一定历史情境之下的解放，然而后来的大多数社会主义革命，其发生不是因为物化的压迫。因为物化根本就没有开始。革命以它的另一种面目向世人昭示了它的欢欣和困境。在这里，解放的哲学就像纸上谈兵，也或许，我们并不是站在革命的门槛上。总体性的东西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的危机以及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某种鸿沟，但正如安琪拉•戴维斯，一位黑人共产主义哲学家所说：“我并不完全相信这种黑人解放，我不相信它的实现方式能够真正就是我的解放。我不敢肯定，当我‘放下我的枪’的时候，人们不会再把扫帚塞回我的手里，就像我的古巴姐妹一样。”所以，“在中国，不仅物化刚刚开始，哲学也刚刚开始，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两者都尚未开始。”“在这里，我们绕过20世纪，又回到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2]因此他们主张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革命是“最后一次革命”即革市场的命。[3]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也存在严重的疏离，这种现象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正处在又一个历史的转型过程中，1980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多种理论资源的引入奠定了基础，并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多元理解与疏离现象的产生。那么，当前如何以社会主义实践为理论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层转型，构建统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深层转型的必要性。

2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显性话语向隐形话语的深层转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面临三大问题的拷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4]我们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方针指引下，以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实践为依据给予了正确的回答和解决。忽略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就不能够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从而将邓小平理论仅仅解读为中国历史变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根本的理论价值取向不是仅仅为了批判，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最终是为了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也就决定了不仅批判性、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建构性也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根本的理论特征。如果我们仅仅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认作纯粹的、并不导向未来的革命，否定其有着未来的社会革命实践；或者把以往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认作马克思的误用，那么我们也就能够得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性质的认识。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邓小平理论之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能实现由显性话语向隐性话语的理论转型。从国际共产产主义发展史看，从前苏联到新中国的建立都经历了一个暴力革命的社会阶段。为了推翻剥削阶级和镇压被推翻阶级的反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及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都是进行暴力革命和巩固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同时也就决定了作为这一发展阶段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一理论基础为共产党领导的这一社会发展过程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论证和思想指导。它从根本上颠覆了旧社会剥削有理、造反有罪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为革命的进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及其组织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十月革命的胜利既是苏联共产党人在列宁的领导下善于掌握历史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列宁善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将其与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结合的特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特别是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要务之时，也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显性话语失去了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基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极低、经济落后的国家，这也就严重制约了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在这样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势必要经历类似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这也加大了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型的难度。从而使得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显性话语转向隐性话语，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成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前提。这主要源于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中，自由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崇尚自由主义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身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面否定。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从显性话语向隐性话语的转换，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的基础，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发展才有自身的理论前提。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看，这种转换在邓小平理论以前是从来没有能够顺利实现过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发展成为第一要务之时，仍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显性话语为理论依据，不断发动群众运动与阶级斗争扩大化，以至于犯了“”的历史性错误。在社会主义苏联，以赫鲁晓夫所做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的报告为标志，开始了从那种以不断地阶级斗争和制造社会性的恐怖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的不正常的社会发展形式走了出来，引起一系列的社会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了苏联走向灭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的民族的特点的科学体系，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的关系。这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中国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个过程是复杂的，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理论资源和中国的实际为结合对象，则是两个基本内容。而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两个基本内容的与时俱进：一方面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从革命和阶级斗争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转变；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变化，从侧重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显性话语到侧重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隐性话语的转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显性话语直接针对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它的特征是批判和革命，其核心话语是阶级斗争和专政。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这个社会还是初级阶段的，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但毕竟已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显性话语的原有语境。马克思主义作为他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价值前提和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发现的那些未来的自由个性社会的一般结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些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时期只是作为价值信仰，作为革命的目标和方向，而不是作为革命立即要去实现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的隐性话语实际地凸显出来。这个被凸显了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就是以建设、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个性社会的理论。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意义在于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从批判性和革命性为根本特征的历史阶段，到建立在社会主义自身基础上的以建设性和建构性为根本特征的历史转型。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结束了十年动乱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建设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了以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批判与革命为话语特征的理论转型。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话语转型基础上的党的基本路线与基本纲领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三十多年的稳定发展。邓小平理论实现从革命和专政的话语体系到建设和建构的话语体系的转型，就它的理论深层转型的主导方面来看，是与马克思理论的隐性话语相关联的。这主要源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指南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对于旧世界的武器批判中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基础，需要指出是这一新的社会主义基础源于旧世界提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性，主要体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严重制约了社会发展，从而决定了需要有一个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相应的也会有一个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阶段。但是，作为共产主义者100多年的历史结果，绝不是机械的回到市场经济本身，而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已发展的前提。其次，马克思主义的隐性话语作为一种建设性的理论，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显性话语的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如果说显性话语主要体现为社会中发展中的一种断裂、一种飞跃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隐性话语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连续性，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活动的继续与发展。追求自由是近代人类生活与意识主导的话语，也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追求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其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与互动中，使得人类的自由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没有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倡导实现劳动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人的实践活动，多数人类跟他的自由发展空间也就不可能达到当前的高度。因此，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实践、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连续性系列的环节。也正是在对邓小平理论和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这种基本判断上，提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深层转型的必要性。

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深层转型的原则指引

3.1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显性、隐性双重话语体系性。这里的显性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时，由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主导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显性语境的核心思想在于批判市场经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构成这样两部分。这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表现的最为突出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经济学手稿》、《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与社会批判相关联；《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内战》等则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相彰显。但是，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言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非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在于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与暂时性中发现更为进步的、更适于人类生存的社会存在形式以及实现这种社会形式的现实途径，这也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隐性话语。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隐性话语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斗争、革命”“批判”这种显性语境的价值前提、价值目标这种形式出现的，它隐藏在“批判”、“阶级斗争”、“革命”这种显性语境的后面，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这种显性语境后面真正的价值取向在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也就决定了作为“批判”这种显性语境后面的隐性语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建设性、建构性的一面。这里的隐性话语是作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显性话语的价值前提与对历史的规律性的揭示，必然会包含有关于未来社会的一般性话语体系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者与批判者，同时还是善于在批判中发现更适于人类生存的新的社会形式的建构者。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从来没有构想过关于未来社会的细节，并且马克思也多次批判过这种理论构想，但他们在批判中建构的关于未来人类生存状态的话语体系，不仅指导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价值取向，同时还提供了人类对于社会发展形式的另一种选择。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不仅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根本特征，倒不如说正是因为没有将此作为价值目标。这种隐性话语体系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3.2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批判性向建设性建构性研究转型的价值观。当前，我们不能够仅仅将市场经济（它的消极方面需要克服与批判）作为批判的对象，而是应该确立一种建设性的价值立场。我们不难发现当前我国出现的社会批判理论取向，无一不是遵循“批判异化，实现人类解放”的逻辑思路，抽象的批判市场经济，强调民主与社会公正，而不能在批判中找到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尤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缺乏一种建设性的态度与立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思路是“通过异化，扬弃异化，实现人类解放”，既看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时实现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同时还注意到革命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我国当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虽还不够完备但已经确立，这也就决定了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途径。我们必须明白革命已经成为历史，全盘否定的批判是错误的理论立场。这也就使得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建设性立场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转型的关键所在。3.3注重与自由主义理论在对立中的互动发展。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对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不同的社会基础和制度上的，自由主义要在中国实现彻底的私有化、西化，这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传播自由主义的目的，也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必然导向，因此反对自由主义必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又是互动的，不仅马克思主义是在扬弃自由主义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到对青年黑格尔派———当时德国哲学形态的自由主义的批判，到确立自己的理论，以及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都证明了马克思在批判自由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不仅批判了这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合理地吸纳了自由主义中那些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西方文明的精华。而在作为制度形态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冲击和促动，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进和改良，则是现代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5]以凯恩斯主义思潮为核心的现代自由主义可以视为这种冲击和促动的意识形态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吸纳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合理内核，从而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扬弃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以外，它还具有意识的功能与实施的功能[6]。从而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也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时，必然会吸纳其中蕴含的人类知识的精华。3.4确立明确的批判的价值标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分析，源于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似资本主义阶段本身“隐藏着‘重新思考中国问题’的必要性”。但是有认同基础上的批判与反思，就是在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必须坚持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导向，在社会实践中探索出一条通向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道路，同时也是坚持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唯一可行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存在非认同基础上的批判与反思，这也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重大挫折和中国社会主义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现实出现幻灭、失去信心的情况下，转而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资源，以回到马克思为口号，对现实社会主义持一种民间的、反对的立场。这由此构成对现实社会主义的两种基本立场和态度，也是研究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作者:石儒标 王贵明 单位:1.山东省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