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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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文化的积淀是相当厚重的，而作为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人，传统文化给予中国人的烙印太深，中国人不可能脱离传统文化而存在，只有以实践思维方式将它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总结和概括，以有利于对实践的指导，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将它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才符合中国人民愿望和中国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实践思维方式;当代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据统计，自十八大以来，强调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下三十多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论述，对于构建我们党在新时期领先世界的话语体系，意义十分重大。

一、以实践思维方式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自鸦片战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直存在两种思维习惯：一种思维认为在西方的文明面前，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主张彻底摒弃，这一高潮是在辛亥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运动口号下，一批知识分子主张打倒“孔家店”，废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更有甚者像钱玄同则主张废除汉字，采用欧美国家的拉丁字母。不可否认，这些行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确有其时代先进性，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一味批判及对西学的全盘肯定具有片面性。另一种思维认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再辅以西方的文明成果，就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这种思维以“新儒学”为代表，虽然现在这种思维已日趋衰弱，但仍有部分人持有这种思维。窃以为，这两种思维方式仍属传统的思维方式，没有以马克思开创的实践思维方式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实践思维方式指的是以主体的实践为理论视角思考人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强调人的一切价值关系发生和发展的秘密均在与人的实践。马克思曾于1845年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这就表明，人类的全部活动在本质上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要与实际相结合，不能背离实际。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这更说明，哲学的最终任务是要改造世界，而不是单纯地从理论上解释世界。于当前中国而言，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最重要的基点是怎样用传统文化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脱离了这个实际，一切的哲学命题都将变成不合时宜的空谈。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愈发频繁，全球化已然形成，再想关起门来只管过自家的日子已无可能，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融合进全球化的体系中。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因此，一味固守中国传统文明截然不可，我们必须多深入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欧美国家的先进文化以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但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且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文明，我们骨子里已经种下中华文明的基因，绝不是想丢就能丢弃的，再者说，不管全球化如何，倘若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不能在文化软实力方面领先全球，那就只能沦为二流国家。况且，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西方文明已然表现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的弊病与无力。以上种种，无不表明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文明，以马克思开创实践思维方式审视传统文明。要重新审视传统文明，必须详细地了解传统文明，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而且不曾断带的文明体系，有更多值得我们深刻挖掘的东西。首先应该有这样一个共识：世界各地的文化是存在差异性的，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独特的思维习惯和文化传统。遵照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人类的文化就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能动地探索世界和改造世界所获得的认知结果，即人类意识的产生、知识的积累、精神的追求、真理的获取，都是人类在实践中对客观世界的认知［4］。于中国人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先辈在探索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积累的实践认知，中国先辈的实践造就了中国的文化。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受地理环境、物质水平、生产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说文化具有独特性和地域性。马克思对此曾表述：“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5］可以看出不同的物质生产会建立不同的生产关系，而不同的社会关系会创造不同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里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如果将之升华便可以理解为文化。也就是说世界各地区的人们在探索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差异性文化，文化是具有差异性的。具体到中国来讲，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英、法、德、美等国家甚至于与相近的韩国、日本的文化都是有差异的。在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这种中国文化已然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已成长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是很难改变的。只有了解这些，才能更理智地处理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不至于混淆或者笼统地对待各种文化关系。

二、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探析

中华民族的文化变迁是怎样的呢？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何可取之处？这些传统文化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社会主义中国，其与马克思主义能否兼容呢？下面我便结合认知水平谈谈这三个问题。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层的文明体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的文明轨迹是可以一直上溯，找出源头，有着清晰的传承脉络的。现在公认的中华民族的先祖是炎黄二帝，中国人也称自己为炎黄子孙，但这些大都为神话传说，由于年代久远，因此仅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符号。真正对中华文明产生影响的要属从西周开始的礼制文化，这套礼制以宗法等级为核心，宗亲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深刻影响往后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伦理形态。紧接着，东周时期，我国文化开始第一次大爆发。当时，由于周天子地位的衰弱，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分裂状态，但正是这种大分裂才导致我国文明的进步，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各方有识之士都提出自己的主张，产生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纵横家、兵家等诸子百家，先后产生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等群冠一时的思想大家和以老子、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各诸侯国出于富国强兵和争霸的目的，大力重视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这无疑推动了文化的繁荣。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各种思想激烈交锋，更在交锋中快速成长，产生很多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哲学思想，其中有以老庄为代表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哲学文化体系，有以孔孟为代表的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的哲学文化体系，还有以墨子为代表的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尚贤”、“尚同”、“非攻”的哲学文化体系，还有许多其他学派的思想观点，这里不再一一详述。正是这一时期繁荣的文化成果奠定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文化根基，后世的文化发展大都以这一时期的文化成果为基点。虽然这一时期的很多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但几百年的文化争鸣思想传统和文化积淀及由此形成的思想哲学方法却已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紧接着秦国奋六世之余烈完成统一，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地理上的大一统。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一步完成了思想上的大一统。后世又经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再到宋明时期，儒、释、道三家融合，形成了道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张载气学）［6］。中国哲学和文化便日趋成熟，完全成长为一套中华民族的独特的文化传统。这里有一点要强调，某些人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即为儒家文化，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中国传统文化绝不等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至多说是核心部分，早已深入人心但非儒家提倡的如“物极必反”、“顺应自然”等哲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是祖先几千年来在探索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得到和总结的全部实践成果。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内容非常丰富，这其中便有精华与糟粕之分，因此在学习和运用时一定要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然后才能笃行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过于庞大，这里便只选一个切点“人”论述。毋庸多言，人是一切实践活动的主体，人的一切活动也都是以人为基点，马克思曾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7］下面便以“人”这一实践主体简要谈谈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的优秀认知。不可否认，传统的封建礼制有无视“人”的表现，但不可忽视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对于人的重视和关怀。“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注疏》卷五，“圣治章第九”）表达的是对人的主体性认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传》）表达的是人要勇于实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表达的是待人处世的准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表达的是推及爱人的无私人文情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表达的是民为本的政治理想，以上种种无不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这一实践主体的重视和关怀。这些中华文化就算是放在当今社会，依然不能否定它的积极意义，而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获得的哲学认知。窥一斑而见全身，见一粟而观沧海。这还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人”的认知很小的一部分，那中国文化对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认知可以想象是极其丰富的。但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切不可犯传统思维方式的错误，要用辩证的实践思维方式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只看到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时应注意到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糟粕，如“三从四德”对人性的压迫，“士农工商”对人的等级划分等。现在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从西方传入的文明成果。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两种文化，可以交融。首先，要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这一地位是不容动摇的，它是中国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已被证明适合中国的正确指导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兼容呢？笔者认为，二者不仅能够兼容，而且可以交融。在此，仅以两例论述这一问题。第一，马克思指出人类的最终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人类社会的一种预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实现“大同社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里的“小康社会”就有如儒家对“大同社会”政治理想初始阶段的一种设想。“大同”是天下为公、路不拾遗、井然有序的理想社会，“小康”是天下为家、温馨和睦、讲究礼仪的亲情社会。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向往的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向往的“大同社会”是相通的，并不矛盾。这是对于社会理想的描述，而具体到“人”这一实践主体的发展要求，二者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在马克思的很多著作中都有论及，“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8］，“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9］。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发展要求是追求“完人”或者“圣人”，经常会听到对某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古人的评价是“完人”、“圣人”，这表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就是成为“完人”、“圣人”。这里讲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完人”“圣人”的含义虽有不同，但他们表述的都是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思想内涵是具有相通之处的。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不是不相容的，是可以相互贯通、相互融合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中国化，这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这里的中国实际，不仅包含我们通常说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还包含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靠人完成，而人是具有历史文化属性的，正如马克思所讲：“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这里的社会关系当然包括人所属的历史文化环境，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指导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应理解为：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总结和概括，以有利于对实践的指导，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切不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简单地理解为引用中国历史文化的思想资料注释和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

作者:程祥 单位:湖北大学

参考文献：

［1］［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56，67.

［3］［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6，60.

［4］贺祥林.关于做事文化的哲学思考［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9（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4.

［6］许全兴.中国哲学的第三次大综合［J］.兰州大学学报，2005（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3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