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法律本质的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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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法律本质理论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经济基础论，即认为法律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二是阶级工具论，即法律同其他的国家政治机制一样，共同执行阶级统治的任务，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三是意识形态反映论，即法律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这种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媒介决定法律的内容。这三种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本质的认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仅仅指出了法律本质的一个侧面，没有全面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本质。本文试图从三者的相关性来论证马克思主义法律本质的规定性是三者的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律；本质

一、法律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1．经济基础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隐喻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它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为研究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也是本文研究的起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其本质、内容和形式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极端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即为经济基础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其自身的关系来解释，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发展来解释，相反，它们根源于社会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被概括为‘市民社会’[1]，也就是说，社会的生产关系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它又决定了包括政治、法律等在内的社会制度。当然，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不止决定了社会的上层建筑，还决定了包括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限制，当二者的矛盾不断激化，进而发生社会变革。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将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其中就包括了调整生产关系的法律。因此，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阶级将会展开政治斗争，试图改革这些法律，使它们与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

2．经济基础论的局限性

经济基础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了法律的本质、内容和形式，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提到，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法的本质是经济关系，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也能经常看到类似的论述。但这种解释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没有明确法律与上层建筑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将上层建筑中的国家、法律、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统统概括为生产关系的反映，但国家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与宗教之间的渊源等显然是被忽略了。②没有明确法律的功能。有观点认为，法律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它作为调整社会行为规范的准则，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客观需要和客观规律的反映，[2]特别是当社会的经济、政治发生变化时，法律的性质和功能也将发生变化，[3]而且某些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显然已经超出了最广泛的生产关系范畴。③没有明确经济基础决定法律的本质、内容和形式的方式。“经济基础决定法律”的论述只是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经济基础是如何决定或产生法律的，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或解决机制。有人把罗马法以及其中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的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明确规定作为基础，[4]但毕竟没有深入探讨法律产生的程序。经济基础与法律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但仅仅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并不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1．阶级工具论：统治阶级的工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与原文核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讲道：“法律体系是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具有相同的功能”，“法律不是被描述为生产方式的反映，它们被解释为国家机器的创建者和统治阶级的终结者”[5]，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一个人属于哪个阶级，是由他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相互对立的阶级都是特定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的产物。列宁认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7]，不同的社会地位形成不同的阶级，对立的阶级必然产生对立的利益。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压迫和剥削，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根本利益，被统治阶级也不甘承受如此的压迫，于是，产生了社会冲突，形成了阶级斗争，其本质就是统治地位和根本利益的冲突与较量，同时也必然会扩展到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政治思想领域。在这种冲突与较量中，法律成为一种斗争手段，同其他国家机构一起执行阶级压迫的任务，即所谓的阶级工具论。将法律解释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表明法律不只是机械地反映经济基础，而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而特意创建的，当然，统治阶级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创制法律，否则会遭到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和法律确实为统治阶级追逐利益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强制组织。这种观点表明：“经济基础不是瞬间和机械地决定上层建筑，而是通过统治阶级的程序决定上层建筑，参与者在统治阶级的过程中通过法律体系实现自己的利益”。[8]

2．阶级工具论的局限

将法律表述为“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9]的论述，长时间在学界广为流传，甚至在当下的一些法理学教科书中，依然被许多学者奉为“圭臬”，但这种观点也存在许多不足，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质疑。①将法律奉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意味着所有的法律都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如此，阶级工具论遇到的问题就是：统治阶级如何使得其行为不偏离对最大利益的追求？信息的不充分或分析的不完整有可能导致占统治阶级地位的阶级丧失其优势地位或严重时危及到权力的根基。②如果我们承认统治阶级可以偏离追求最大利益的目标，那么阶级工具论就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法律如何使得大部分成员对该法律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标达成共识？一个人的阶级身份的确定，不依赖他是否意识到自己是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而是依赖他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那么，统治阶级就无法使得其成员拥有一致的群体意识并对法律持有共同的看法。总之，无论从哪个观点出发，阶级工具论都无法说明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如何知道自身作为一个共同的团体并共享一种共同的利益。③阶级工具论还受到另外一种观点的质疑。有学者认为，如果法律只是简单地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就意味着在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存在法律的，这既不符合社会历史形态发展的实际，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而且会给我们生活实践和思想认识上带来许多问题。[10]也有学者彻底否定法律的阶级性，认为社会性才是法律的本质属性。他们认为，法律是由国家或社会管理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并以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是社会矛盾的产物，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三、法律是意识形态的反映

1．意识形态反映论：法律产生的机制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最主要的就是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说过：“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1]。比如，一位农民在农田干活，他的意识就是对农田作业活动的反映，经过他的努力，农田变成了道路甚至建筑物，随之，农民也会产生关于道路或建筑物使用权的意识，物质世界的改变引发了意识形态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涉及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认识论，人们对于特定事物的认识，首先是通过实践作用于该事物，并运用人类的知识、经验对该事物进行抽象的或具体的分析和概括，再通过一系列的思维程序形成一定的概念或范畴。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人类认识世界所形成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都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认识与实践的持续互动会产生新的意识形态，当新旧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变得异常激烈时，革命便会爆发，例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从“自在的阶级”逐步走向了“自为的阶级”，并迅速走向大联合，其阶级意识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形成的，与其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意识也在对无产阶级的不断镇压中逐步形成的，“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的出现是一切革命的必要前提”[12]。在对立的意识形态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显然是无法契合被统治阶级的，甚至对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造成了误导，却将自己的权力通过自身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合法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形态产生于社会实践。在阶级对立的社会，统治阶级因其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的地位并且有着相似的实践经验，于是就产生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且将这种意识形态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对其利益的认知中，而法律就是依据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创制的。

2．意识形态反映论的局限

将法律本质设定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季金华教授认为，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多法律并不带有明显的阶级意志，如果按照以上这种观点，那些没有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规则就不能称之为法律，而实际上这些规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显然属于法律范畴。[13]因此，法律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况且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诸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等社会福利法，甚至普选权这样的政治权利，无疑是对被统治阶级是有利的。针对以上反对意见，一些国外学者提出了辩护。他们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和法律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资产阶级的控制，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资本家并不直接控制政治家，而是通过其所拥有的资本操纵国家权力的运行，任何想要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提议都会遭到资本家的阻挠，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造成国家经济的不稳定来给政府施压，所以福利立法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系内的微调。如果按照国外学者的论断，就意味着放弃了对法律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也意味着对上层建筑其他部分的唯物主义解释造成了威胁。如果国家具有自主性，说明法律也是自主发展的，就无法与经济基础产生联系与影响，成为独立于社会实践的事物，这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针对意识形态论，还有学者甚至认为“意志”是虚构的，是从人类的行为中推演出来的，无法离开人类的行为而独立存在，所以，将法律定义为意志的反映是毫无意义的。[14]

四、质疑与超越：三者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本质问题，各个学说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和价值取向，大致分为经济基础论、阶级工具论和意识形态反映论三大主张，其争论不休，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每种学说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本质，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本质的界定出现差异也就不足为其了。在理论界，阶级工具论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但无论是阶级工具论，还是经济基础论或意识形态反映论，都只是反映了法律本质的一个侧面，没有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本质。阶级工具论认为，阶级性是阶级社会特有的产物，在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存在法律的，不存在无阶级性的法律，法律是在统治阶级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中产生的，从而形成了法律的本质属性；经济基础论认为，法律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由经济基础所决定，是上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即使经济基础论是适合所有社会形态的论述，是永恒不变的，但也只是从最广义的角度去探讨法律，并没有与时俱进地对发展了的法律做出界定。意识形态反映论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虽然被统治阶级有可能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获得利益，但这种利益毕竟是微不足道的。童之伟认为，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历史条件下，法律首先和主要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阶级压迫的工具。[15]当然，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也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成为法律，也才能体现国家意志。一个阶级如果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它就会在政治上、文化上取得统治地位，掌握国家政权，并将其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法律表现出来，而这时被统治阶级只能消极地接受这一秩序。也就是说，法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世界上不存在超阶级的、平等体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法律，而且统治阶级的意志也是由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的。[16]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本质的争鸣和探索，不能简单地用谁对谁错进行评价与判断，每一种学说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它们共同组成了法理学大厦的基石，尽管每一种理论都只是揭示了部分的有限的真理，却激励着我们去不懈追求真理。当我们用一种更加宽阔的视野去探索法律本质时，我们就会更加感觉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带着对法律本质的无限探索，将会指引我们进一步向真理靠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2］杨显斌.论当代法律的应然归属［J］.法学论坛,2014(1):66.

［3］彭中礼.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理论研究重述［J］.时代法学,2009(4):2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2.

［5］［英］休•柯林斯.马克思主义与法律［M］.邱昭继.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2.

［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8］［英］休•柯林斯.马克思主义与法律［M］.邱昭继.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9.

［9］刘升平.近年来法理学研究述评［J］.中外法学,1996(1):66.

［10］季金华.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法律本质理论的回顾［J］.北方法学,2009(1):132.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12］［英］休•柯林斯.马克思主义与法律［M］.邱昭继.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9.

［13］季金华.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法律本质理论的回顾［J］.北方法学,2009(1):132.

［14］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法律的本质：一个虚构的神话［J］.法学,1998(1):8.

［15］童之伟.用什么方法确定法的本质———法的本质研究之二［J］.法学,1998(11):7.

［16］张文显,马新福.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几个问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4):3.

作者:薛燕利 单位:兰州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