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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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

中国传统哲学蕴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和辩证法思想。中国哲学对世界本原的认识，经历了由具体到抽象的漫长发展过程，从管子的水为万物本原、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张载的太虚即气、到王夫之的天下惟器，清晰呈现了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脉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致性。中国先哲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中形成了天人合一、对立统一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相融相通。中国传统文化看到了民众对稳固政权的作用，西周时期的敬天保民、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载舟覆舟思想，体现出的丰富民本意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有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而群众路线是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善于教育群众、组织和发动群众，强调营造密切的军民关系、干群关系的重要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进步中的伟大作用。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伦理思想基础

传统中国重视宗法伦理，是道德至上的国家，有着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碰撞、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伦理思想。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强调约束个性，培养群体人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都显示了鲜明的整体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倡导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整体主义为中国人接受集体主义价值观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基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重利轻义，推崇道义至上，如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的“舍生取义”。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义利统一的革命功利主义价值观。既重视解决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引导群众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物质利益，同时又强调用科学理论激发革命精神，组织动员人民群众为更加美好的理想社会而奋斗。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理想基础

大同社会是传统中国的理想社会目标，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对大同理想社会进行了清晰描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相通之处。大同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看作是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思想。近代以来，主张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将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理想相结合，纷纷提出“大同”理想。资产阶级思想家孙中山则将三民主义看作是大同社会的低级阶段。深受传统文化思想熏陶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之初就将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思想融会贯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早期共产党人接受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心理上的铺垫。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但不可否认，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其局限与不足，并不可避免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消极影响。

1、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科学重视不足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进步影响巨大。但由于受到儒家“重人伦，轻物理”，“君子忧道不忧贫”的思想的长期浸淫，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把科学技术当作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轻视科学技术的价值，人们热衷于尊孔读经，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少内在动力。同时，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重视直觉体悟，不善于通过逻辑推理来完善理论体系，也不利于科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张岱年认为“：应当承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对科学技术不屑为之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有一种过于狭隘的实用观点，对于与安邦治国、国计民生关系不密切、不明显的纯理论、纯知识缺乏热情。”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积极吸收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不断概括和总结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个过程离不开科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科学知识相对贫乏，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重视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对现代自然科学成果缺少认知和重视。没有成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就难以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特征，难以实现革命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植根于小农经济基础，孕育出浓厚的宗法等级意识、人治主义传统，大量充斥着封建专制思想，缺乏民主传统。邓小平也认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很少”。中国人崇拜权威、服从尊长，家长制盛行。同时，历代中国封建统治者重视思想控制，缺少法治思维。根深蒂固的人治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建国后没有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没有确立起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法制建设落后，“”更是要“砸烂公检法”，国家法律形同虚设，从而造成社会混乱。在总结历史教训时，邓小平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仍任重而道远。

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通过传统伦理道德调整和规范人们的言行，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满足于在共同的贫困中维持社会成员人格上的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是传统中国社会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思想的生动写照。“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道德而不以物质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追求某种平均化的经济平等，满足于农业小生产的劳动生活和封闭体系以及维护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向往具有高尚道德的理想人格。这始终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严重阻碍。”追求均贫富的农民战争虽然在中国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平均主义思想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具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不利影响。土地革命、实现了中国农民平等拥有土地的愿望，对于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促进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在社会主建设时期，平均主义大锅饭，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平均主义反而严重挫伤劳动者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严重影响社会效率，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集精华与糟粕于一身，二者交织在一起，有时难以清楚分辨，它们共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影响。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辩证分析、理性梳理，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者:邵建芝 单位:山东艺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