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中国化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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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即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实现自身的解放然后利用无产阶级的统治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解决的历史课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问题，二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P272)。如何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呢?中国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现实国情，这集中体现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所发展但封建主义在中国仍占据统治地位，同时中国还深受西方列强的殖民剥削和压迫。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与内在动力。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从不同方面对这一历史课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一是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阶级为主要成份的政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这不仅为党组织力量的壮大获得更广大的群众基础，而且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二是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问题，保证了这支军队成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三是解决了如何正确处理民族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阶段性规律。四是解决了如何由“城市中心革命道路”向“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转变的问题，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五是解决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如何通过和平的方式(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2］。无产阶级如何通过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一个历史课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所进行的探索进程就相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革命)两个时期。

二、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较多，但是对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剥夺有产者后如何建设发展未来社会论述较少，他们只是对未来社会指出了大致轮廓和发展方向，他们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仍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将经历不完善的“第一阶段”和完善的“高级阶段”。列宁后来把“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把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并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捍卫壮大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又有囿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而导致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必须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这些理论遗产以及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历史前提。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还必须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与现实课题。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形成了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实践与经验，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党的八大文件、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献中，这些探索及探索中形成的正确认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趋向。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认识的局限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这种正确的趋向在理论上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体系，在实践上也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相反，一些教条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左”的思想却发展起来，最后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导致“”这样严重错误的发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经历严重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回到正确的轨道，由此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围绕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这一核心问题，以邓小平、和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实践中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一是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的跃升。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核心，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二是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定位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4］(P252)。三是拓展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战略步骤。把“四个现代化”逐步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并不断完善“三步走”实现步骤。四是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把改革开放作为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的革命”，是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4］。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推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五是推进了无产阶级政党向现代执政党的转型。恢复确立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探索发展新形势下党群关系，拓宽党的群众基础，把以人为本作为我党执政理念，奠定了执政党与群众和谐关系的基础。健全完善党的各项制度，推进依法执政、民主执政。探索新形势下党的自身建设规律，针对“四种考验”、“四大危险”［5］(P11)，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如何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二个历史课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的探索进程就相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在中国社会主义巩固、建设和发展实践中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形成两个时期。

三、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个发展阶段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应该分为几个阶段学界有不同的认识，目前普遍认同的是“三阶段”划分法。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21－194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78－)(参见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10年第4期)。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方法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衔接问题，但是却人为地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然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然进程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解决的两大历史课题为依据，也就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划分应由相应的历史课题及历史任务来决定。上述“三阶段”划分法的第二个阶段(1949－1978)面临两个不同的历史课题及历史任务，不应划为同一个阶段。具体来说，这个阶段分为两个时期，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1956－1978)，这两个时期整体上看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与历史任务是不同的。前一个时期是解决如何通过革命(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后一个时期则是要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尽管整体上看解决得不好)。因此，这两个时期不应当也不需要划为同一个阶段。前一个时期(1949－1956)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可以一并划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1921－1956)，即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的阶段;后一个时期(1956－1978)则与改革开放新时期一并划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1956－)，即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阶段。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划分为上述两个阶段与“两次历史性飞跃”并不矛盾。它们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划分是从历史进程及要解决的历史课题与历史任务的角度讲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则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破性成果的角度讲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思想，其实践上的历史贡献则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由此可见，尽管思想在内容上包含了1956年以后的部分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理论总结，但并没有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建设发展社会主义这个方面并没有实现理论上的“历史性飞跃”。因此，对于思想而言，从实现历史性飞跃的角度讲，主要是指其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历史性课题，即“如何进行革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至于1956年后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从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来讲，与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一样，都是属于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历史课题的范畴，即如何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当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发展时期尽管在历史课题上是一致的，但前一时期并没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一时期才真正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相应地，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曲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有所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进程中有过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时期的曲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进程中也经历了初步探索时的曲折。如果因为1956年至1978年社会主义曲折探索没有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不将其视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一部分，那么同样，1935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不能作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一部分，显然，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时候不能将其与产生这些飞跃性成果的曲折进程剥离开来，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误，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部分，这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然进程，一个完整阶段。另一方面，将这些曲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历史性飞跃进程中的一部分并不影响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它反而从另一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历史性飞跃的艰难与复杂，印证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与伟大，坚定了我们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信念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