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思想张力
时间:2022-05-27 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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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其论著中对“政治”并没有一个定义性的描述,但是,他对政治的思考却深邃而清晰。一方面,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政治的特性与本质——与强制性权力、国家紧密相关(以国家为中心),即现代国家政治;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建构其未来的理想社会中呈现了与这一理想社会相融合的政治特性——与理想社会秩序、人的自主能力和交往能力完满相结合意义上的政治(以社会为中心),从而使他的政治思想具有了理想性的特征。正是在这种独有的现代性和理想性的张力关系中来理解和把握政治,展示了马克思对政治思考的独特和奇妙卓越之处。我们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探究,既要把握政治作为国家强制性权力的现代性,也要把握政治作为人类自我治理需要的理想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认识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惟有此,才有可能把握马克思对政治所具有的纵深历史感以及他的政治思想对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现代性
现代的人们一谈到政治就会想到权力。在人类思想史上,把政治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马基雅维利。自他开始,从权力、暴力即强制性权力来说明和阐释政治,在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韦伯、拉斯维尔和达尔等人对政治的理解都深受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剖析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局限性、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时,也从现代性的政治出发,把政治与权力直接联系在一起,并从国家的暴力即强制性权力出发来解释政治的内涵,赋予政治以政治国家的称谓x。现代政治国家的基本特征被马克思概括为“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是“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132,124,294,281,272,等等。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发展到市民社会阶段,政治国家与社会不再像以往那样呈现出一体化的状态,而是相互之间对立发展的二元态势。其根由,马克思认为需要从市民社会的性质及市民社会的内在分裂来说明。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问题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黑格尔区分了社会与国家两个概念,在他看来,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国家的本质是作为一种世界性和普遍性的绝对精神而存在,它的最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协调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从而担当着协调社会生活、促进个人道德水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如果没有国家,市民社会除了利害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便不存在其他关系,更不存有伦理道德关系和政治关系。马克思虽然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观点,但比黑格尔更为深入。马克思不仅对市民社会的异化和经济剥削性质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批判,而且由揭露这种性质的市民社会深入到由市民社会所决定的现代政治国家的本质。他指出,市民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人的“一切激情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发财欲之中。”[2]132,135“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依赖的是货币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它是“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1]275,131的社会,直接“表现为私有财产、资本的单纯统治”[2]84。正是由于市民社会这种纯粹的经济私有性质和剥削性质,使国家作为共同体的形式“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1]132马克思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尽管马克思有时候会把市民社会的概念泛指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x,也依据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逻辑提出了一般社会形态发展的思想y,但市民社会在马克思那里始终是——直接从扩大的了生产和交往(引者加黑)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形式。市民社会的构成,在马克思看来,主要是生产关系或者说经济关系,社会的性质与以往的社会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完全抛弃了任何政治外观,摆脱了政治的限制,成为经济化的社会,不再是作为共同体的形式即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存在。如果说它还具有社会的特点——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的社会性——那么市民社会的社会性也仅仅体现于自然分工发达基础上所产生的大工业力量——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此时的生产力也是自发性质的生产力,尽管是人们共同活动的结果,但仍然是一种异己的力量,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性力量)和个人竞争形成的依赖于物的普遍交往(在马克思看来,此时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形成的关系也是一种物化关系),更由于这种交往关系具有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异化和经济剥削性质,它并非是社会的真正本质所在,而是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由纯粹的经济私有性质和剥削性质的市民社会所决定的现代政治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呢?马克思认为,从市民社会中脱离出来的现代政治国家,褪去了黑格尔笼罩其上的“最高伦理精神实体”的神圣光环,它作为普遍利益和共同体的形式虽然与市民社会相对立,但受资本力量的影响,实际上是为资本或经济服务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x;现代政治国家的显著特征就是以强制性的权力为核心,趋向于掠夺和压迫,政治则演变为统治权的争夺和阶级之间的斗争了。
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讲“,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3]53这是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政治所做的最为清晰地描述,也是对现代政治国家所进行的最彻底的除魅——现代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使政治国家所具有的伦理道德色彩已经消退,政治国家已经无关乎好和善、以及公共生活的问题。由此,马克思认为,劳动者遭受了双重的剥削和压迫:在社会中遭受资本私人占有对劳动的强制性剥削,在政治国家中遭受强制性权力的压迫。当政治国家为资本私人占有服务时,则使得这种剥削和压迫达到了人类社会存在以来的最高峰,即劳动者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的人——无产阶级,不仅被隔离于社会之外,而且被政治国家所排斥。
马克思所引入的阶级概念揭露了这一点。马克思把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界定为无产阶级,这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它“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1]14,90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对资本的反抗和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对政治权力的反抗和斗争,而是争取“全人类解放”的最后的反抗和斗争“,工人阶级的解放包含全人类解放”[2]101。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不仅表达了其关于现代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状态,而且是他重构未来理想社会与政治的关键性概念,阶级概念所特有的政治意蕴使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凸显其超越现代性的特点。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进程,当人类社会发展超越了“市民社会”这一特殊阶段的时候,与市民社会相适应的特有政治形式——现代政治国家必然被扬弃,新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形式则必然会出现。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政治的论述,是马克思更为卓越的理论贡献。
二、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理想性
马克思是在对现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矛盾的批判中孕育和建构着他的政治信仰。对于现代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已经从哲学的高度上给予了阐释。黑格尔认为,现代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是存在于人自身的个性与共性、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对立统一矛盾,它实际上是一个现代人自身存在的悖论。黑格尔之前的英法启蒙思想家们则从社会契约论出发阐述现代政治国家的产生和个人自由权利之间的矛盾关系——人的天性是追求独立的自身的利益,但是这种个人利益的追求之间又会相互产生矛盾,威胁到人的存在,为此,人又必须以依赖契约而形成的某种形式的共同体方式——政治国家而存在。在马克思那里,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对立依然被视为突出的现代性问题。对于市民社会与现代政治国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黑格尔把它放在了理想国家的建构上,而马克思则把这种矛盾的解决放在了具有现实性和理想性相贯通的未来的社会与政治相融合的社会建构上。在马克思所建构的未来社会中,作为阶级对抗产物的国家消亡了,但政治依然存在。这时的政治是以与这一理想社会相适应的——即与社会相融合的状态存在着。也就是说,当马克思完成他的批判之时,并未就此“消灭”了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政治。但政治失去了现代性的权力本位的“国家”意义,而彰显出人的真正自主、自我治理和自我管理的社会意义y。政治的理想性,是由未来社会的理想性质所决定的。未来的理想社会,在马克思看来,是这样的社会: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对人来说成为人的本质。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规定和存在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2]126127。
马克思在一生中不断地重申他关于未来理想社会所展现出的人的本质特性: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恩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9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239“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3]305。在此,个人的全面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化了的生产力x,以及劳动(作为人的第一需要的劳动,可以说就是人的自由个性的直接的、现实的表现)y等,都是马克思借以说明人类所达到的人性完善的状态,这种完满的人性状态与理想的社会阶段即人类终极目标的社会互为表征。人性的发展和完善成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主要标志,而理想社会就是完满人性的规定与充分展示。理想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与其内在一致的政治的面貌。这种政治的首要的目的是促进和展现高度社会化关系中个人的自我发展——即个人社会化的交往能力和自主能力。具体言之,这种致力于社会秩序治理活动的政治,既是个人的自我控制和自主水平的体现,也是社会的自我控制和治理程度的体现。因为国家消亡了,走向真正自由人联合体的自治状态的障碍也就被消除了,这时的政治正是自由个性的人的自治状态——即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的表征,它不再有与国家相结合的那种特性——强制性权力的统治,而与昭示人自身存在的社会相融合,是人的自主性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展现。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3]95所在。对此,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有过十分具体的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特别强调了未来社会人们对自身社会生活条件的自我控制[1]8586;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拉萨尔派的社会总劳动的公平分配问题,对未来社会中的资源、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则做了更为具体的论述[3]302303。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肯定了未来社会中同样存在着现代社会存在的复杂的社会资源和财富的管理和分配问题z。未来理想社会,马克思认为是一个在技术、生产力等各个方面远比现代社会更为复杂的社会,它更需要合理的、合乎人性的治理方式即理想性的政治存在。马克思用了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来表达理想社会人类的存在状态,我们可以用“自由基础上的充分的社会化民主”来表达马克思这种与社会高度融合的政治状态。这种状态在人类的历史之初,也曾经以它特有的形式闪耀过。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为我们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考察和研究{。
在马克思看来,在人类早期的社会状态中,人的个性是不存在的x。因而未来理想社会“(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5]398这就是说,民主原则同样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民主制度是未来理想社会的最基本的政治形式。民主并不必然就是与现代政治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价值,也不必然具有现代性政治的特点。马克思认为,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治理形式,与人的社会化程度紧密相关,真正的民主是高度社会化基础上的人的自治和自主。这样一种高度的自治和自主,如果国家——即强制性权力不消亡,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5]646。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实际表明了,人类的最后解放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国家消亡之后的社会所获得的完全解放,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是建立在消除了资本私人占有统治的社会基础上,因此,人类的最后解放是社会从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国家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无产阶级像历史上其他阶级一样,将不得不继续利用国家的力量来促使国家的自行消亡。因此,国家仍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不过这个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是向未来理想社会过渡的一个环节或中间阶段。因此,它要从组织上、制度上不断地保证民主的实现,从而最终使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由社会自行掌握。综上,当我们理解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理想性的时候,马克思对建立在消除了社会的经济私人占有的强制性质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理解需要我们格外注意。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同于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政治国家性质,就在于它自身具有塑造未来理想社会的能力,主要表现在它将不断努力地削弱其阶级统治的压迫性或权力的强制性,不断扩大全社会范围的民主和创新民主的管理形式。对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时,特别提到新型国家政权要把国家权力还于社会[3]5758。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这是新型国家政权的性质使然,即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消除阶级统治,恢复“社会”的本质;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国家的各项职能须回归社会,扩大社会的自治权,吸引社会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国家政治的管理,最终创造国家自行消亡的社会历史条件。但是无产阶级国家的这种具有超越自身的现代性特征努力趋向未来社会的能力和表现,在过去被我们一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所湮没了。
此外,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当马克思从现代性立场来论述政治问题的时候,总是把政治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称之为政治国家。因此,从单纯的理论形态上看,马克思似乎将现代国家政治的本质表现扩张至“至今一切的社会”y。这使我们在认识和把握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时候,会把马克思所理解的现代政治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问题看成是迄今一切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都具有的普遍性问题;会认为在古代社会同样存在一个需要解决的“那个时代的现代性”问题;会认为这样的政治(即现代政治国家)也将贯穿到马克思所建构的未来理想社会之中,如此一来,得出的结论必然就是当国家消亡的时候政治也消亡了。应该说,这与马克思所认为的未来理想社会中国家消亡但政治依然存在的思想是冲突的。显然,这样的理解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精髓。现在我们重温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对于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尤显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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