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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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创立是一个艰辛复杂的过程。在《莱茵报》任主编期间，青年马克思带着“苦恼的疑问”，完成了他的处女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这篇文章终结了“苦恼的疑问”，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新篇章，堪称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源地。《批判》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它摧毁了庞大的黑格尔法哲学体系，更在于它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灵魂与核心，这就是社会物质生活决定国家与法。

马克思的“苦恼的疑问”

在《莱茵报》以前，马克思充满了对普鲁士国家的幻想，其政论文章体现的是黑格尔的国家观念。然而，经过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之后，残酷的现实促使马克思从观念的云端沉降到现实。在对议会等级代表制的考察中，马克思已经触及了社会结构这个重大问题，同时也产生了关于物质利益问题的“苦恼的疑问”。马克思的“苦恼的疑问”不仅基于物质利益问题，还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怀疑。正是带着这种“苦恼的疑问”，马克思重新研读了他以前并不太熟悉的政治经济学，直到接受这一事实——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是决定国家和法的根本力量，当物质利益与法发生冲突时，是物质利益对国家和法起着主导作用。一切旧哲学，将法律理解为抽象的自由、正义和理性等观念，都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哲学。至此，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观第一次清晰地呈现出来，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而不是相反。但市民社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由于当时马克思经济学知识的不足，还不可能深入探讨。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红线，对此，马克思本人在回忆往事时予以充分肯定。马克思在1859年写道:“为了解决我的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性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马克思正是从这里开始对庞大的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

“人的存在决定法律的存在”

与重视经济对法的决定作用一样，马克思也十分重视人对法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批判》中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进一步指出人的本质是决定国家和法的决定性力量，形成了“人的本质决定国家和法”的法权唯物主义命题，这个命题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内在命题。马克思主义法学从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入手，将抽象的自然人的活动，转化为现实人的交往和实践活动，因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观成为马克思全部法学的入口处。此外，马克思还第一次明确表述了“法律必须以人为基础”的人本法律观。人是法律之源，离开了人，法律就不复存在，不是法律的存在决定人的存在，而是人的存在决定法律的存在，法律的产生以现实的人为基础。

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法学观的第一枚炸弹

《批判》开启了运用法权唯物主义研究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新篇章，实现了与旧有哲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彻底决裂，是马克思向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法学观投出的第一枚重磅炸弹。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政治意识和法意识，指出要用实践哲学改造黑格尔法哲学，用主体的实践性克服思辨哲学的抽象性和非现实性，用人的现代性革命去除德国思辨哲学的宗教色彩。

其次，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十分流行。该学派主张“法律深深地根植于一个民族的历史精神之中”，认为习惯法是最好的法律，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性精神。早在1842年的《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中，马克思就檄文讨伐之，并坚定捍卫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传统。

再次，青年马克思基于批判理性，明确否定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契约的虚构性和国家这种绝对精神的虚幻性。

最后，马克思批判了三权分立、罪刑法定等西方法治理念，指出西方法治理念遵循旧哲学的逻辑和方法，离不开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影子。就方法论而言，这些理论并没有超越黑格尔的法哲学命题。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确立则超越了唯心主义的法哲学命题。

《批判》开启了法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创新

《批判》结束了将法仅仅看成是国家意志体现的唯心主义法学观历史，开启了法的物质利益属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观的历史。在法学方法论上，马克思批判了“思维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法学观，形成了“存在决定思维”的唯物主义法学观；他改造了黑格尔抽象的理性思辨，改变了德国哲学头脚倒置的唯心主义的特质，形成了感性的具体人学现象学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义法学以人的解放为旨归，体现了充分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为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